讲点民国时期西藏的故事 ---- 班禅大师的仪仗兵（1-2）（原著者：王外马甲）

马甲我对西藏的事情知之甚少、也没有和洋人打过交道，在这个问题上不具备出主意的资格。不过，我倒是想起曾经看过的一本《进藏手记》，愿意把里面的故事讲出来，供朋友们做个参考。
严格说来，这本《进藏手记》其实是“进藏途中的记录”，因为笔记的主人还没有到达西藏就转身奔赴抗日前线、并且牺牲在战场上了。所以，今天，我也只能通过其中零散的记录，叙述这段没有结果的往事……

班禅大师的仪仗兵（1）

1935年，蔡智明考取了南京的中央宪兵学校。
这所学校是当年3月份成立的，学制一年半，模仿日本的样式培养宪兵军官。因为校长是蒋介石、教育长是宪兵司令谷正伦，生源中除了“学生队”来自高中毕业生、其他的“学员队”和“军士队”都来自于陆军，所以，也有人称这个学校是陆军“黑埔军校”。
蔡智明是该校第一期学生队的学生。
8月的一天，正在上课的他和班上的五个贵州同乡接到通知：速到教务处报到。
进了办公室，教务主任和宪兵司令部的军官正在翻阅学员的档案，一个胖胖的中校问道：“你们有谁知道班禅和达赖？”
几位同学目瞪口呆，暗自琢磨这两样东西到底是吃的还是穿的。
只有蔡智明回答说：“班禅和达赖是西藏的喇嘛，是藏传佛教里的活佛”。
胖中校很高兴：“哦，你家里是信奉黄教的么？”
“学生家教以儒学为本，向来与僧道无缘”
“嗯……你对藏族有什么看法？”
“先总理孙中山先生主张五族共和，藏族是五族之一，也是中华旗帜下的一员”
长官很满意，叫学生们先回去上课。
回教室的路上，几个同乡同学都挺佩服蔡智明，惊讶他居然能知道喇嘛的名字。蔡智明老老实实地坦白——去年他到杭州的灵隐寺游玩，正巧遇上班禅在那里举办“时轮金刚法会”，上海滩的大佬杜月笙为了给大师捧场子、摆流水席免费招待信徒们吃喝，蔡智明在吃白食的时候冷不丁听到的一点“知识”，刚才已经全部奉献出来，长官若是再问什么，他也只好傻眼了。
同学们哈哈大笑，蔡智明心里却难免纳闷：司令部的长官特意把大家召集起来，却只提了这么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到底是为什么？

第二天，一道命令传到学校，委任蔡智明同学为“西陲宣化使”护卫大队的中尉文书。
蔡同学顿时懵了。按规定，宪兵学校的毕业生要先当一年的预备官，转正之后才能授予少尉军衔，可他倒好，刚进校几个月、还没毕业就当了中尉，这是怎么回事？而且，这个“西陲宣化使”是个什么人物？
原来，所谓“西陲宣化使”，就是九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
十多年来，这位“致忠阐化大师”（曹琨授的称号）、“宣诚济世大师”（段琪瑞给的封号）、“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南京国民政府册封的国师）一直在内地流亡，现在，蒋委员长任命他为“西陲宣化使”和国民政府委员，他要回西藏去了。
按照大清朝留下的规矩，国师回家，要派专使陪伴、还要派卫队护送。国民政府于是组建了“护送专使行署”，蒋委员长还下令成立“护卫大队”，规定护卫队员从全国宪兵中挑选，标准是：一要懂规矩守纪律、二要个子高相貌好，总之必须能够表现出国威军威。
专使行署的人挑来挑去，选出来的不是东北人就是蒙古人——这也难怪，首先因为“护送专使”是东北人，他当然愿意选老乡当保镖；其次也由于藏传佛教在东北和蒙古的影响比较大，那里的人更乐意给班禅大师当护卫——可这下子，却惹得宪兵总司令谷正伦不高兴了。
谷正伦是贵州人，在宪兵部队中选拔人员组建精锐护卫队，而他的亲信、老乡却一个也没选上，这分明是拆他的台嘛。“岂有此理！难道我们南方人里面就挑不出人才来了？”，谷司令大发脾气，亲自指定江西萍乡人曾铁衷担任护卫队的大队长、还指派了几个湖南人去当中队长。
曾铁衷原先是南京宪兵团的营长，他和那几个中队长都是贺耀祖、谷正伦创办的湖南“资宁军校”的毕业生，属于谷派的嫡系。就这样，谷司令仍然不放心，要求再从宪兵学校里找一个贵州人担任大队部的文书、参与机要活动。
于是乎，蔡智明同学就被上司的慧眼识中、委以重任了。
对蔡智明来说，这真是好运从天而降。
和“中尉文书”委任状同时送到的还有新军服，蔡同学打开一看：咦？上尉的领花，是不是搞错了？
司令部的人说：没错，谷司令指派到护卫队的军官都享受“加级双饷”的待遇，也就是挂高一级的军衔、拿双份的军饷。普通中尉的月薪是四十五块大洋，蔡中尉可以拿九十块，比少校的工资还高呢！
同学们嫉妒死蔡智明了，有的说：“你小子吃了顿白食、听来两句话，就能拿九十块钱的薪水，真是拣了大便宜”
有的说：“那位班禅大师果然是有福之人，你才吃他一顿饭就捞到件上尉的衣服穿，若是再陪着他走一段路，怕是要当将军呀，不得了不得了……”
别人一阵海吹，蔡智明也是心里直乐。
在杭州的时候，只顾着吃白食、根本没注意班禅大师长得是啥模样。他心想：这回可得认真瞧瞧大喇嘛的尊容了。

穿上军官服以后就不用上学了，蔡智明在旅馆里包了个房间，每天四处乱逛。
护卫队的大队长、中队长们都忙着从各地召集亲朋好友到自己的手下来当排长班长，蔡文书没这个权力也没这个兴趣。他闲得无聊，就去请示曾铁衷：“要不要组织大家学习藏语？”，曾大队长说：“专使行署有好多翻译，我们学个屁！”。
于是他就无所事事，成天邀集同学同乡喝酒。朋友们说，藏族人喝酒的本事顶大，现在锻炼酒量也是为将来建功立业做准备。

喝酒瞎混了两个月，终于接到命令，到西安和专使行署会合。
35年10月底，蔡智明一行人乘火车到达西安，接着，其他人员也从各地赶到了这里。护卫队总共来了五百人，其中三百六十人来自宪兵，组成了一个大队部、三个中队（连）。国民政府原先计划的是组建一千五百人的团级大队，现在突然缩小为一个营，宪兵司令部的人和曾铁衷大队长都气得直骂娘。
宪兵骂娘，专使行署的人也骂娘。“班禅行辕”和“专使行署”原先报请的护送经费是一百六十万大洋，可现在上面核准下来的只有一百万，而且仅拨付给八十万正费、其余二十万留做“预备费”（也就等于是回扣了）。
“不成体统！礼送佛驾，事关民众视听、中央威信，从古到今都是不计花费的，哪有克扣俭省的道理？实在太不象话！”——行署的人暴跳如雷，这也难怪，他们是花了大本钱钻营进来的，早就做好了分红发财的准备，如今凭空少了这么大一笔利益，岂能不着急呢？

不过，蔡智明对这些事情都无所谓，他只觉得自己玩得挺开心。
护卫队的士兵住在西大街的商号里，军官们则住在“西北饭店”，这是西安市一流的高档宾馆，饭店里伙食本来很不错，可大家却每天打电话到城里的各大饭馆叫菜，吃喝完毕就让专使行署的人付帐（他们也住在西北饭店），不仅如此，听曲、看戏、购买土特产，也统统让他们掏钱。一天，蔡智明看见几幅不错的碑石拓片，可是又觉得太贵，军需官余展鹏（他是曾铁衷队长的江西老乡）立刻就当作“办公用品”买下来，找行署报销之后送给他了。
“娘的，八十万大洋，不帮他们开销点，对不起国家”，曾大队长如是说。

吃喝玩乐，又过了一个月，“护送专使”终于乘坐着专列到西安来了。
火车站军乐悠扬、彩旗飞舞、锣鼓喧天，陕西省政府的官员、驻军的代表在站台上迎接专使，专使行署和护卫队的大小头目们当然也都列队恭候。
站台上树起了专使的“帅旗”，那是一面三角形的旗帜，红缎子的旗面、边上镶着黄绫丝带、顶端系着明黄色缨须、旗子的正中还写着一个大大的“诚”字，就象是戏台子上的旗子一样，十分古怪。
更搞笑的是月台上还来了不少满蒙的贵族，一见到专使就磕头行礼，然后就“哀……哀……哀……”地放声大哭，据说这些人以前都是新疆甘肃宁夏什么地方的王爷侯爷，个个被军阀们抢成了穷光蛋，听说中央派特使来“宣抚西陲”，于是就跑到这里请求青天大人为他们“主持公道”。

“护送班禅额尔德尼回藏特使”名叫诚允，他是辽宁辽阳人，满族，瓜尔佳氏，汉姓关。有资料说他是正白旗、还有资料说他是正黄旗、正红旗，我弄不清他到底属哪面旗；他自己说是溥仪的叔叔辈、可又有人说他家和皇族没关系，我也不知道谁说的是真的。
不过，诚允这个人确实是爱国的，他和熙洽是表兄弟、熙洽的妹妹还是他的老婆，“九一八”事变后，俩人闹翻了，熙洽当了日本人的伪吉林省长，诚允则当了抗日的吉林省长，表兄弟两个对着干。35年的时候，诚允是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委员”。
那一天，和诚允同车到达的有“行署参赞”马鹤天和“行署参军”高长柱，马鹤天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办过报纸、当过兰州中山大学（兰州大学的前身）的校长；高长柱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因为曾经去过西藏，所以受聘担任“蒙藏委员会调查室主任”。
车上还有一个人，是宪兵们的“自己人”——原先的南京宪兵三团团长、当时的北平宪兵副司令蒋孝先。蒋少将是蒋委员长的远房孙子（有些人误传为侄子，字辈都搞错了）、黄埔一期毕业，是国民党宪兵的元老，他到西安的目的，一是陪同专使，二是给护卫队押运装备。

装备运到了。第二天，护卫大队打扮整齐、列队前往“西北剿总司令部”，等候张学良张少帅的检阅。
全体官兵清一色的黄呢子军装、褐色皮大衣、黑色高筒皮靴，每人配发德国造自来得手枪和美国造骑步枪各一支，一二中队配备轻机枪六挺、三中队配备迫击炮三门，这在当时算是全国超一流的水平了。
在剿总司令部，张少帅先是和诚允闲扯了好久，然后又和蒋孝先亲热了半天，却没人理睬护卫队。队员们只好直挺挺地站在外面一动不动，腊月的北风呼呼地吹，虽然穿着呢子军装皮大衣，从没去过北方的蔡智明还是有点受不了。不过，受不了也得受，就当是少帅在考验自己了。
好不容易，张学良才从门廊里走出来，对着护卫队讲了几句话。大概是说班禅大师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必须好好保护，还说班禅也在东北讲过经、传过法，沈阳的黄寺曾经是他的行辕……因为离得远、现场的风又大，蔡智明光看见少帅在那里挥手，没听清他在讲什么，这些话都是听别人转诉的。

检阅完毕，蒋孝先要了几辆车，带着宪兵军官们去华清池泡温泉。十二月份的大冷天，能在杨贵妃洗澡的地方躺一躺，真是舒服极了。
只不过，舒舒服服泡温泉的这些人谁也没想到，第二年的这个时候，会在这个温泉边上发生“西安事变”；蒋孝先少将更是料想不到，明年此时，他就被张少帅的部下枪毙在华清池门口；蔡智明当然也不会知道，直到那个时候，他还在进藏的道路上磨磨蹭蹭、距离终点遥遥无期……

咦？讲到这里，班禅大师还没露面呢……

班禅大师的仪仗兵（2）

在华清池泡过温泉，蒋孝文就赶往南京、给他的远房爷爷蒋介石当侍卫室主任去了，宪兵护卫队则乘坐汽车二团的军车奔赴甘肃兰州。
行署的官员们没有动身。诚允特使认为，进藏的路途艰险、甘肃和宁夏的环境复杂，都不是稳妥安全的地方，而西安这里既有重兵把守又有少帅坐镇，军纪优良、路不拾遗、固若金汤，是居家办公的理想之地，所以他决定把行署总部设在西安。
只可惜，诚允先生想不到这里会发生“西安事变”，到时候，东北军、西北军把行署翻了个底朝天，把库房里藏着的皮毛、药材、古玩、玉器……洗劫一空，害得他哭都哭不出来。

诚允特使不和护卫队同行，却有好多人愿意随宪兵一起走。“西北公路公司”把西安开往兰州的票价翻了一倍，可所有的班车依然挤满了乘客。客车紧跟在军车的后面，乘车的人们都认为护卫队的装备强、纪律好，可以保护他们。
从陕西到甘肃，沿途景色荒凉、匪情严重。忽儿听说这里被抢了，忽儿传言那里死了人。
最可怕的是“赤匪袭扰”，有消息说一股红军正从川北向甘南“进犯”，于是，车队时不时地接到真假难辨的报告，一会说东面发现一个团、一会说西边看见几面红旗……搞得护卫队草木皆兵、心惊胆战。蔡智明乘坐的是先导车，心里更是紧张极了——万一从哪个沟壑里或者山顶上杀出一彪人马，头一个丧命的就是他。
车队经过六盘山的时候遇上了大风雪，汽车爬着爬着就爬不动了，车轱辘直打滑，宪兵们只好到附近的村庄里找一些柴草铺垫路面。
这地方叫做华家岭（在甘肃省通渭县），蔡智明原以为自己的家乡已经够穷了，没想到这里比贵州还要穷。寒冬腊月、滴水成冰，十几岁的男女居然没有衣服穿，个个缩成一团、冻得直打哆嗦。
宪兵接连查看了好几家，几乎家家都是这样。感叹之余，纷纷发表议论，均认为是“匪患频繁”造成了交通阻塞、土地荒芜、庶民贫困，而贫穷的环境又使得百姓铤而走险、轻易加入匪盗，最终才导致了恶性循环。
“噫！西北苦匪已久、匪化甚深，非以重兵整顿纲纪，难成剿匪建设之实效”。

在路上颠簸了十多天，虽然吃了不少苦头，幸好没遇上打仗，车队顺利到达了兰州。护卫队的驻地被安排在兰州南郊的五泉山麓，这里的住宿条件虽然比不上西安城的西北大饭店，但风景却很悠美（现在是“五泉山公园”，游览胜地），蔡智明十分满意。
兰州是西北军控制的地盘。和西安的东北军不同，西北军的装备比较朴素，官兵们都穿着瓦灰色的土布棉袄，这就使得浑身皮衣马靴的宪兵们显得十分扎眼。当地人不知道“宪兵”是干什么的，就把宪兵大队喊作“仙兵队”，并且对这帮武器精良、服装整齐、长相漂亮的队伍充满了羡慕。

也许正是因为漂亮得过了头，“仙兵”当了没多久，就变成“仪仗兵”了。
36年春节，“宪兵护卫大队”奉命改编为“班禅行辕仪仗大队”，从宪兵司令部划归国民政府行政院管辖。
改编后的仪仗大队依然是营级单位，包括一个大队部和三个中队，总计386人，比先前的护卫队有所精简。
大队部有9名军官、21个兵；
一、二中队均为6名军官、108个兵，其中两个排配挂“一长一短”——德国“盒子炮”外加美国马枪（骑步枪，也称卡宾枪）、另一个排装备美国造“手提机枪”（1928式冲锋枪）；
三中队是机炮中队，6名军官、122个兵，装备有两挺重机枪、四门轻迫击炮。
按照行政院的指令，护送班禅大师的任务应该在十个月内完成（从西安到青海两个月、从青海到拉萨六个月、从拉萨到日喀则两个月），可这时候仪仗队还缺少马匹。于是蔡智明他们就一遍又一遍地向专使行署催促，得到的答复是：“已派人购买所需物资，请耐心等待”。
这一等，就等了半年。

在兰州，无所事事的蔡智明每天和军需官余展鹏一起四处闲逛。
余展鹏是南京军需学校的毕业生，按规矩应该到陆军部队当见习官（准尉），可他却凭着和曾大队长的关系当上了仪仗队的上尉军需，因此也就成了队里唯一一个宪兵系统外的军官。
宪兵单位里经常隐藏着一些“政治密探”，专门从事检举告发的工作，所以干宪兵的人都养成了做事谨慎、说话小心的习惯。可余展鹏却是从松松垮垮的军需学校出来的，行事自由散漫、讲话无所顾忌，这和只上了几个月军校的蔡智明十分投缘，俩人很快就成了朋友。
蔡智明不信佛，余展鹏也不信，于是就经常拿班禅喇嘛开涮。
有一天，两人在外面听说书，说书人正讲到“兰州五泉山的茅道士想到杭州西湖看灯会，他找来几根谷草搓成绳子，暗念咒语，那草绳立刻化成了一条飞龙。只见茅道士跨上草龙，腾空而去……”，余展鹏拍着巴掌喝彩：“好！这茅道士比班禅喇嘛有本事，班禅要真的是活佛，自己就能飞回西藏，也用不着我们护送了”。
蔡智明刚开始也跟着哈哈笑，可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旁边的一大群藏族人蒙族人怒目圆瞪、几乎要拔刀子杀过来。
说书的见势不妙、撂下摊子跑了，两个口不择言的军官也吓得惊慌失措、落荒而逃。
从这以后，蔡智明才算是真正知道了班禅大师的威望，再也不敢随便拿喇嘛开玩笑了。

说到这里，马甲觉得应该把九世班禅进藏的背景情况介绍一下。

从“大藏区”的概念来讲，藏民居住的主要区域分为三块：西康、安多和西藏。
西康曾经是一个省，在今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首府是康定；“安多”却不是行政区域，所以没有首府，它包括四川北部以及甘肃、青海的南部，政治中心在甘南的拉卜楞寺、经济中心在川北的松潘；而当时的西藏，则分为“前藏”和“后藏”，前藏延伸到不丹，后藏包括了锡金。

藏区里有许多活佛，等级各不相同，其中地位最崇高的是达赖和班禅，藏民们称他俩为太阳和月亮。
“太阳”达赖是“前藏”的宗主，据说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宝贝佛）的大弟子，他的首府在拉萨，“前藏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是他的宗寺；“月亮”班禅是“后藏”的宗主，他是宗喀巴的二弟子，首府在日喀则，掌管着扎什伦布寺。
另外，宗喀巴还有个三弟子“哲不尊丹巴”，在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管理蒙古人，好象不如两个师兄那么出名。
宗喀巴是明朝时候的人，他创建的“格鲁教派”历史并不长，“达赖”和“班禅”这两个名字更是清朝以后才有的（达赖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班禅是梵语金刚的意思），但“大海”和“金刚”确实很能干，虽然创教时间不长，却能将格鲁教派（也称“黄教”）发展成为藏区最大的僧俗势力，并且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实施了政教合一的统治。
清朝末年，达赖在拉萨的行政机关叫“噶厦”，班禅在日喀则的办事机构叫“堪布厅”，手下有僧官、俗官、还有军队。俩人在前藏、后藏的权势如日中天。

从理论上讲，达赖和班禅是平等的，但在实际上，“大海”的地位比“金刚”高一截。这不仅因为达赖是师兄的化生，还因为他控制的寺庙、土地、人口比班禅多好几倍，经济实力强，政治势力就大，说话也比较管用。所以，达赖通常能够压过班禅，成为藏区僧俗事务的代言人。
历史上，达赖和班禅也闹过矛盾，但直接撕破脸皮的情况并不多，这里面有个原因是他俩“互拜师父”、有同门同宗的关系。
达赖和班禅都属于能够“转世”的活佛，也就是说，他俩“圆寂”之后并不是死了，而是转个地方投胎、接着活，因此可以从过去活到现在再活到将来，一直活下去。美中不足的是，人虽然活过来，但上辈子的知识却忘光了，只好重新学。
重学知识没关系，寺院可以找有学问的喇嘛充当“经师”。麻烦在于“太阳”和“月亮”的地位太高，谁也不方便为他俩剃度、受戒，而且，小太阳或者小月亮如果调皮捣蛋不念经，也没人敢打他们的屁股。所以，只好请他俩自己解决师承问题，谁年长谁就当师父。
这样一来，达赖和班禅的师徒关系就有些扯不清，今世你是我师父、下世我是你师父，达赖拜了班禅七八次，班禅也拜了达赖好些次。当然也有不拜师的时候，那是因为大家当时都是小孩子，谁也管不了谁，只好作罢。

蔡智明他们护送的这位“九世班禅”，师父就是“十三世达赖”。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字叫做“土登嘉措”，说起这个人，看过电影《红河谷》的就知道，那里面指挥藏民抵抗英军的就是他。
在1904年的抗英战争中，达赖、班禅师徒俩是合力抗敌的，《红河谷》里守卫江孜城的藏军是十三世达赖的部下、爬悬崖运送弹药的喇嘛则是九世班禅的僧兵。在这次战争中，前藏牺牲了一个“代本”、后藏阵亡了一个“堪布”，都是高级官员。
但这场战争最终还是失败了。拉萨被占领，达赖跑了；班禅在日喀则，他却没有跑。
按大清朝的规矩，守土官员逃跑是有罪的，于是慈僖太后发话：“革除十三世达赖的封号，由九世班禅代行西藏政务”。这么一来，达赖就对班禅有意见了，他认为徒弟抢了师父的饭碗。
十三世达赖逃到了库伦（乌兰巴托），他先是求蒙古贵族帮忙、接着又派人去彼得堡请沙皇出兵，结果却没人搭理他。于是他觉得徒弟靠不住、满人靠不住、蒙古人靠不住、俄国人也靠不住……到了1910年，驻藏的川军在布达拉宫前面乱开枪、打死了几个僧侣，达赖很生气，觉得汉人也靠不住，于是就跑到印度的大吉岭投靠了英国人。
英国人对达赖挺不错，帮他训练军官、还给他提供武器，十三世达赖也因此建立了西藏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军队。

清朝灭亡后，袁世凯恢复了达赖的封号。十三世达赖回到西藏，兵强马壮、人多势众、财大气粗，于是就开始清除异己，专门和班禅过不去。他先是向后藏派遣地方官、接着又在日喀则征收重税、到后来更是随意羁押扎什伦布寺的僧官，逐步取消了班禅的各种特权。
九世班禅越来越搞不过达赖，觉得再这样下去连性命都危险，只好于1923年12月26日（毛主席30岁生日那天）逃离了西藏。为此，藏族人民深情地歌唱道：“都说班禅似神鹰，展翅翱翔去远方……”
班禅大师翱翔到了北京。北洋政府正忙着打内战，京城的旗号变来变去，谁也顾不上这只神鹰。他只好慢慢熬着，一边念经、一边等待时机。
终于，机会让他等来了。
赶走班禅之后，十三世达赖控制了前藏后藏，意气风发、整顿军备、图谋发展。
达赖首先决定向西扩张势力，于是命令尼泊尔王国向他纳税，没想到尼泊尔国王不但不买帐，反而宣布全国总动员、要和西藏的喇嘛开仗，这下把事情搞大了。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都出面调停，把达赖同学批评了一顿，这才大事化小，免除了一场战端。
从此，达赖大师知道西边不好惹，就开始向东面打主意。
1930年，藏军挥兵东进，把驻守西康的刘文辉部川军打得丢盔弃甲，马基（指挥）和代本（团长）们相继占领了德格、甘孜、炉霍……噶厦府的势力一举越过金沙江，控制了金川江以西的广大区域。
西康方面打得顺利，十三世达赖的信心高涨。31年，他又命令军队向“安多地区”进攻，藏军很快攻占了川北的石渠、包围了青海玉树，“安多”指日可下。
可是，“安多”的玉树属于“徇化府”管理，那是“回回”马步芳的地盘。“青马”可不象川军那么脓包，马步芳听说藏兵进犯，立即派出骑兵穷追猛打，不仅解救了玉树、夺回了石渠，还大举南下，打得藏兵溃不成军。藏军不仅没得到“安多”，反而把先前占领的西康德格、甘孜、炉霍……全部丢失，重新退回了原地。
达赖的兵马白辛苦一场，得到一个教训：“马子香（马步芳）的回回兵惹不得！”

在“西藏东扩战争”中，刘文辉和马步芳都曾经向国民政府反映：藏军的武器弹药是由印度的孟买兵工厂制造的，而且，在前线还发现有英国军官。
蒋介石政府向英国方面提出质询，英国人倒也老实痛快地承认了，还说“向达赖藏军提供军火，是根据《印藏条约》决定的”，并且表示，英国政府愿意出面调解“中藏纠纷”。中国大使回答：“这是我国的内政，不必英国插手”，谢绝了调解。
这事虽然就这么不了了之，但却给国民政府提了个醒——如果不及时加强对西藏的管理，让十三世达赖一个人在那里瞎整，早晚会整出什么不堪收拾的事情来——可是，南京政府这时候正忙着剿共、还忙着打中原大战，哪里顾得上藏区的事务。
于是，蒋介石就想起了九世班禅。

班禅大师在内地的这几年，日子过得又好又不好。
说好，是因为他还是挺风光的。无论谁上台，都给他个封号、送他些赏赐；遇到名人死掉了，请他去诵经超度；遇到贵人办喜事，请他去祈祷祝福；青帮大佬杜月笙的“杜家宗祠”落成典礼，也要请他来凑个热闹。班禅就象是走穴的大明星，这里发个通电、那里办个法会，除了能够收取香资、还能保持一定的知名度。
说他过得不好，是因为政府官员们并没有把“班禅大师”认真的当回事。人家请他出头露面，多半是出于虚荣——“给皇上念经的人，现在给我家念经”，够神气！一旦提及政治诉求、国务建议，就没人理睬他了。
就拿班禅自己的情况来讲，他留在后藏的财产被达赖侵吞了、家里的亲属被“噶厦”扣留了、他在日喀则的部下被前藏官员欺负……统统没有办法解决。所以，班禅在内地流亡，虽然有钱有名，但内心里却难免郁闷。他时刻都期盼着能够回到扎什伦布寺，卷土重来。

终于，1931年“西藏东扩战争”后，南京政府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年俸十二万元，并且颁发了玉印玉册。班禅正式获得了“护国法师”的地位，返回故土的希望似乎就在眼前了。
九世班禅很清楚，他回藏的主要威胁是十三世达赖。因此，在上表中央政府的“十六条意见”中，他除了一再申明要“维护中央、西藏间固有之统属关系”，还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前藏、后藏划清界线，前藏归达赖管、后藏归班禅管，并且由中央政府派员分驻前后藏，井水不犯河水；二是请中央政府提供两个团的武器装备，帮他组建卫队，还要给他提供无线电台和长途汽车，这样，一旦有事，既可以报告又可以逃跑，比较安全；三是求中央做主，让达赖归还其强占的后藏的财物、释放其扣押的人质……
从班禅的角度而言，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并不算过分。
可是，一心独霸西藏的达赖喇嘛岂能允许班禅和自己平起平坐，他随即针锋相对地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一、撤消班禅的封号；二、查抄班禅的武器；三、撤消班禅的办事机构、对班禅本人实施拘禁；四、取消班禅的俸银和办公费用。
这下子，班禅被激怒了。在此之前，他还从来没有公开讲过师父的坏话，这一次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一口气对外宣布了达赖的“十大罪状”。于是乎，太阳和月亮两个活佛翻出几十年的旧帐，电报来电报去、吵得不可开交。
这个局面让南京政府十分为难。很明显，班禅是更加维护中央政权的，可如果支持班禅，不仅会得罪土皇帝达赖、更会得罪洋霸主英国，这就让蒋委员长感到难以承受。想来想去，他只好装聋作哑、再“研究研究”。

这一研究，就研究了好几年。
不过，在这几年里，国民政府依然成立了“班禅行辕”，并且提供了足够的办公经费。
有网友知道，军统头子徐远举曾经在班禅办事处工作多年，这是真的，其实，在班禅身边的军统人员远不止他一个。原因很简单，“九一八事变”后，华北的局势十分复杂，如果稍不注意，让班禅和溥仪一样被弄到满洲国去了，以他在东北、西北和蒙古的影响，麻烦就大了。

在这几年里，班禅被国民政府照顾得很好。可是，西藏的喇嘛们却没有把达赖大师照顾好，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忽然死了。
有资料说，达赖是因为感冒以后吃错了药而死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他死得很突然。
得知这个消息，班禅大师表现出极大的悲痛，半年里举办了多次“诵经法会”，我不知道这个悲痛是不是真的，如果以马甲的小人之心度班禅的活佛心肠，他应该高兴才对。因为班禅返藏的最大障碍终于解除了，他终于可以回家了。
事实也是这样，班禅大师随即就着手准备返回西藏。可是，在返藏方式和返藏途径的选择上，英国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们希望班禅从“海路返藏”，也就是先坐船到印度、经过英国的控制区再回到西藏去。对此，班禅本人没有表态，国民政府在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之后，决定班禅大师由“陆路返藏”。
班禅是从陆路逃出西藏的，现在还是从陆路回去……

以上，就是蔡智明他们护送“班禅返藏”的大致背景。
说句题外话。现在对十三世达赖的官方评价是“爱国的宗教领袖”，对此，我当然不会反对。
只是，从十三世达赖的身上，可以看出十四世达赖（现在还在印度的那位）的行为根源。当然，从格鲁派教义而言，十三世达赖和十四世达赖实际上是同一个人，这很有趣。但不管怎么说，负责抚养并教育十四世达赖长大的，正是十三世达赖身边的亲信和那些参谋，这当然会使得两代达赖的思想和行为有着很深的延续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十三世达赖做过的事，十四世达赖多半也会接着做。
达赖如此，班禅的情况也是如此。
活佛也是有人性的，都会受到近墨近朱的影响，不是么？

1936年，兰州的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春天过去了，夏天又来了。
6月中旬，诚允特使终于从西安来到了兰州，甘肃省的主席朱绍良、驻军的军长于学忠、邓宝珊等人都去迎接。车站上还是那一套，依旧是军乐悠扬、彩旗飞舞、锣鼓喧天，依旧树起“诚”字大帅旗，诚允大人也依然志得意满、神采奕奕……所不同的是行署的钱花光了，诚允一到兰州就给“蒙藏委员会”发电报，请中央政府增拨款项。

蔡智明心想：不管怎么样，这回可以出发进藏了吧。
人家班禅大师在甘肃的拉卜楞寺已经等候多时了。“宪兵护卫队”也好、“班禅仪仗队”也罢，组建了十个月，居然到现在还没有见过班禅本人，这实在有点儿不象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