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维

不知哪一年看到过一篇文章，是一个当过红卫兵的人写的文革中的一件事。她说文
革初期的一天，她接到参加红卫兵批斗学校的老校长大会通知，因为有事晚去了两
三小时。等她到了批斗现场，她发现老校长已经被红卫兵打死了。而那些红卫兵都
是老校长的学生，也都是她的同学。据说，当时在场的大多数红卫兵都动了手，包
括一些可能连杀鸡都不敢看的女同学。她说她其实一点也不恨老校长，他是一个很
和蔼可亲的人。但是她不知道如果她不是因为有事迟到，她会不会也动手打老校长
呢？因为当打与不打已经被看成你是不是真革命的试金石。看见那些比她还弱小的
同学都参与了殴打。她实在不敢想象如果她早一点到，她会怎么做？

这是一篇难得的红卫兵写的回忆文章，她不是对自己没有参与殴打老校长而庆幸，
而是深刻地剖析自己做坏事的潜在可能性。

看了她的文章，我回想起我自己的在文革中的一件事来。大约是1968，69年，我当
时还读小学四年级。因为年纪小，做不了红卫兵。当时全国全面禁止农民将自留地
的菜出售，认为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农民也主要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
但还是分一点点自留地给农民种菜用。这些自留地非常少了，一般那里一家大约只
有两三分自留地。农民就靠它来生产自己吃的菜。城里所有的菜只能由国营菜场出
售。但是国营菜场效率很低，常常没有足够的菜供应，有时甚至没有菜卖。农民虽
然地少，但是很勤奋，所以常常出了自己吃还能有余。过去农民就靠卖点菜，卖几
个鸡蛋换点钱买油盐酱醋，针线毛线，衣服鞋袜什么的。而城里百姓也得天天吃菜，
而且农民的菜都是刚刚从地里采集来的，很新鲜，比国营菜场的菜质量好多了。而
且态度好，还可以一家，不像国营菜场，菜色难看，脸色更难看。

这样一个有需求，有供给的农贸市场，也是历史形成的。给了农民赚些买生活必需
品的钱的机会，也遗补了国营菜场菜少菜差甚至无菜可卖的不足。可是文革中将这
种农贸市场当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就形成了一个有需求，有供给，但却没有
交易市场的怪现象。人们只好在街头巷尾做些交易。而县工商局市场管理办事处专
门有人上街抓这些“违法乱纪”的人。农民被抓了，常常被罚款，没收蔬菜和秤杆。

我们一帮半大小孩被一位老干部夫妻组织起来，协助工商局来管理“市场”。主要
就是制止那些进城卖菜的农民，发现后报告给市场管理办公室。我们那时正是大人
讲什么就信什么的年龄，戴上红袖章，就觉得在做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了。拿着鸡毛
当令箭，在那里大义凛然地搜索所谓搞“资本主义”的“坏人”。真还有两次发现
了买菜的农民，当然我和我的夥伴没有没收他们的菜和称，但告诉他们不能卖菜，
不然要没收菜还要罚款。

当时我们隔壁的唐姐就在工商局市场管理办事处工作，天天上街管这些事。出人意
料的是，年轻的她回来常常和我爸爸妈妈发牢骚说，这买菜卖菜是老百姓生活的日
常需要，国营菜场又没有足够的菜可卖，为什么不能让农民卖呢？说她只要没有别
人看见，她都不会没收农民的菜和称，而是说：“赶快走吧，别在这里卖了!”。

我那时不太明白，觉得她讲得也有道理。所以我也没有没收农民的东西，只是赶他
们走，也是受她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家有时来了客人，国营菜场没有什么菜，妈妈
也只好偷偷地买点农民的菜。我还为此生过妈妈的气，觉得她“知法犯法”，助长
“资本主义”。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时很幼稚，也很惭愧，很内疚，对不起那些买菜的农民，也
对不起城里的没有菜吃的老百姓，其实也对不起自己。想不通自己怎么会那样？

看了那篇红卫兵的文章，我也曾问过自己：如果我早生7，8年，成了红卫兵，我会
不会也去斗走资派，去打老教授，老领导呢？我不敢想像，也不敢回答。其实当年
自己曾经羡慕过那些红卫兵的，恨不能早生几年，也能当红卫兵闹革命。

红卫兵的忏悔是很有必要的。为什么？因为不如此，无以告慰那些九泉之下的含冤
而死的老教授，老前辈们；文革就不能真正被否定；文革在人们心灵里所造成的创
伤将不会真正愈合；更不能保证这种悲剧不再发生。我出国十几年了，对国内的变
化不太清楚。与友人谈起此事，他说已经有不少过去的红卫兵写了忏悔文章。我虽
然没有看过，但感到欣慰。

一方面，文革做错了事的红卫兵应该忏悔。错了就是错了，即使是年轻冲动还是受
蒙蔽。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给愿意忏悔的红卫兵一个宽容的环境。从历史的角度
看问题，而不是用我们现在的理解力来要求40年前的红卫兵。其实的红卫兵既是文
革的主力军，社会的破坏者，也是文革的受害人。他们大部分后来成了知青，吃了
不少苦，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红卫兵的悲剧是一个社会的悲剧。他们的任何忏悔
都应该欢迎，公开的或私下的。不应该严批很斗，甚至用文革的方式去对待。正如
信教的人犯了错，向神父，牧师忏悔。而神父，牧师是欢迎和鼓励他们的，还为他
们保密。

一个伟大的民族应该有自己医治自己精神创伤的能力，而对错误的行为进行忏悔和
宽容就是一剂最好的良药，虽然确实苦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