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科学与基督宗教：一段关系史的粗线勾勒
李杜韩
西方的科学发展与基督宗教的关系，处于长期的复杂、不稳定、日渐疏离、也日渐互相理解的关系中。对抗、斗争、争论充斥这数百年，同时理性地思考对方，反思自己，也在这数百年中进行着，并且培育出越来越新的理性而友善的相处方式。
一
近代科学出现的初时，是科学方法与神学讨论浑然一体的时候，这突出表现在中世纪后期（十三世纪）到启蒙运动（十八世纪前期）时期，其代表个案是神学研究中的实证趋向与自然神论（通过对自然的研究来印证上帝创造的奥秘，论证上帝之在）的结合，这里还包括了早期向世界传播基督福音的传教士们对科学知识的大量学习、运用的个案，例如到中国来的早期传教士。
科学自独立门户的时期，即从启蒙运动到十九世纪，这同时是无神论、怀疑论公开大行其道的时期，科学发现研究自然，不能首先引入“上帝”这样的概念，引入“上帝”等于说信仰原理高于科学原理，这在科学是未能被证明为正确而且必然的事实，而未能被证明，则科学不能承认，那怕它在宗教信仰中被认为是确然的事实。于是，科学与宗教彻底分离了，而这分离，因为科学处处显示它方法上的优胜，结论的严密客观，体系的精思谨慎，让宗教感到压力，甚至常常处于尴尬中，因为，科学的成果被运用到反对有神论、支持无神论的社会思潮上来。
最后一个阶段，是科学与宗教采取弹性处理态度的时期，这主要是二十世纪的特征了。这个时期大家不再采取敦优敦劣的态度了，这主要表现在西方典型的极端无神论地盘缩小，思想界的兴趣不再是上帝与自然，而是“人的问题”成为二十世纪西方思想的关注点。最要是两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人类世界的巨大危机，这比讨论什么有神还是无神要实际得多。而科学本身，也确定了自己的界限：超出自然现象本身的命题，科学不能证明是，也不证明不是，所以科学更加专门化、专业化，分工更为精细，与社会大众的关系日渐疏离。霍金近年面对人们的提问：你相信这个宇宙有上帝吗？他通常的回答是：我不知道。这个态度最新出现在霍金访华的学术演讲中。另一个例子是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在1989年提出科学方法不能解决世界观的问题，他们说：“有很多事物采用科学方法去考察，是没有用处的。比如说，有很多信念——按其最根本的性质来说——不能够被证明，也不能够被推翻（比如说，超自然力或超自然物的存在问题，或者生命的真谛）。”（见Hugh G,Gauch,Jr著《科学方法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P295页），他们认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说，超自然存在之间没有可观察的交互作用。这里请充分注意“可观察”这个词，很明显，可观察，是自然物质现象的共有特质，科学就是凭这个特质确定到“某物”的存在及其与它物之关系的。而超自然存在，既然说是“超”，自然就说它不是“可观察”。那么，逻辑就很鲜明了：
“问题就变得很明确，自然存在物与超自然存在本就不存在，或者是因为，虽然他们存在，可是无法以我们能够观察的方式，与我们的物质世界交互作用”（同上书，同页）
下面这段话表达了西方科学界对待宗教与科学的历史关系问题的最新的看法：
“流行的观点把科学设想为一堆无懈可击的事实，把宗教设想为一套无法证实的信念，并把两者对立起来，这无疑是过分简单化的做法。理论的革新通常会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引起争议，常常是分裂性的。因此，当它们冲击到神圣的东西时，通常会存在相当大的争论余地。把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描述为神学教条在积累性的、不会出错的科学面前持续不断的退缩，也就忽略了科学争论的细微结构。宗教的利益当然也侵入了争论，但其方式常常是微妙的，而非公然阻碍性的。”（John H.Brooke著《科学与宗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P6页）
二
科学史家的研究梳理的成果告诉我们，科学之所以从神学的“婢女”的地位上升为自立家门、分庭抗礼的地位，如果没有一个“婢女”阶段，科学方法的产生过程将是完全另一回事了。而基督教能够在早期支持科学研究，大体因为基督教相信，全能上帝的创造是人类智慧可以了解的，了解更能有助于基督信仰的确定与传播。这样就产生了奇怪的效应了：一方面，神学自觉地充当了科学的老师与监护人，某种程度可视为对科学精神的消减，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为近代科学的质的进步准备了某种条件。（见张志伟主编《西方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P335页）
大体上，中世纪是科学方法产生的温床。基督教继承了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并且保存在大量古希腊原典，发扬了好辩、好思、好求证的精神，大自然，在中世纪研究的教士眼内，并不具备混然的神秘性，它是可以分解、分析、取其原材料进行实证的存在物，“自然失去了神秘性，它不过是上帝为人类准备的家园，因而虽然研究自然被看做是没有出息的甚至亵渎神灵的事情，因而严重地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但是它却以‘祛魅’的方式消解了自然的神秘性，这就为近代科学和哲学的机械论自然观开辟了道路了”（同上书，同页）所以在思维方式上，中世纪完全是理性主义式的，注重论证、逻辑与事实的完全融洽，这对科学方法论的产生有直接的巨大影响。例如大家熟悉的“奥卡姆剃刀”：在证明中，若非必须，无需引入新的实体。就体现出典型的实证求实求真精神，这个法则完全被后来的科学方法所接纳。例如托马斯. 阿奎那的老师大阿尔伯特，普通人只知道他是神学家，但是科学史家的研究却以实在的学术成果证明了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之一，Lindberg说大阿尔伯特“在整个中世纪，或许他是最好的植物学家，他的智慧几乎是无穷的，他在非神学方面的写作，包括了物理学、天文学、占星术、炼金术、矿物学、生理学、心理学、药物学、自然史、逻辑，以及数学”（转引自Hugh G,Gauch,Jr著《科学方法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这个人物的贡献，可同时参看W.C.丹皮尔著名的《科学史》第二章“中世纪”第 13节）。因之，达芬奇并不是第一个亚里士多德之后的“百科全书式”人物和大发明家，在他出现的两百年前已经有神学家是具备了这种科学才智了。例如在丹皮尔那部著名的科学史中提到，早在早期限的加洛林王朝，学校教育就有四门必修课，即音乐、算术、几何与天文学。尽管中世纪数百年，无法产生真正的科学，但是它为科学的产生作了某方面准备，包括了最早期科学家的思维训练、教养，无论基督教自觉还是不自觉，研究物界，是知晓上帝创造的最佳途径，这是基督教中世纪前后的一致观念。这就可以解释为何象牛顿那样的人物会出现在科学史与宗教史两种的历史的重叠处，为何他会这样思想问题的。
不过，另一方面，中世纪天主教一统天下，教皇之说代表了最高知识。哥白尼遇到麻烦了。开普勒的“地心说”是教廷亲定的，代表了上帝的启示，所以教皇认为“只能把哥白尼的东西作数学考虑”。但这并不等于说，哥白尼与伽利略的学说在当年的基督教世界中没有支持者。不是，有！在英国和荷兰，出现了基督教徒捍卫哥白尼学说与天主教廷公开抗争的事。这持续了几十年，包括了后来两人的世界能够传播例如美洲等地，谁做的，基督教传教士，而不是无神论者。
伽利略本人死在软禁中，而伽利略学说却在基督教世界里流传，还有伽氏的天文望远镜的改良者，英国人约翰.威尔金斯，在死时却当上了主教。为何会这样？因为哥白尼与伽利略是天主教徒，教皇决定他们的学说乃至人身的命运，而威尔金斯则是英国的新教徒，是天主教的分裂出来的。
对于科学的发展而言，史学家告诉我们：不要低诂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对科学革命与科学理念传播的作用。的确如是，十六十七世纪的新教，大量欢迎科学学说，只要不与《圣经》有正面冲突的，而罗马教廷不同意的，他们都赞成。唉，有时政治这东西，真不知怎么说好。
这里要解释一下布鲁诺的情况，许多人一直认为布鲁诺被烧死是因为他的科学学说。史料显示：不是，是因为布鲁诺坚持按照自己的学说，世界存在另一个神，这个神在基督出现之前已经在原始宗教中启示出来了，是基督教消灭了真正的神的崇拜，他主张要恢复前基督教时代的“自然崇拜”，罗马教廷应该结束了。好了，这不是造反是什么，布鲁诺如果不改变自己的主张，那还得了？因之布鲁诺是作为“宣扬邪神”而被罗马教廷的异端裁判所决定处死。
英国剑桥大学学者、著名的科学史专家布鲁克（John H.Brooke）在其《科学与宗教》这部当代名著中说：
“在一个对人类理性充满前所未有的信心的时代，对那些怀有种种不同的动机攻击既定基督教的人来讲，科学方法和成果是一种强大的资源。但是，把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简化为理性与迷信之间的两极对立是不能允许的，即使对于那个具有这种修辞力量的时期来说也是如此。把科学转变成为世俗化力量的往往不是自然哲学家本人，而是那些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另有所图的思想家。尽管某些科学发现可以被援引来支持一种唯物主义哲学，但它们通常只能允许不那么极端的解释。而且，在怀疑论和基督教发生冲突的时候，科学仍然能够站在天使的一边——尤其是在英格兰，对设计的论证在捍卫信仰方面保持了战略性的作用。尽管在法国，唯物主义者拉美特利声称对自然的研究只能造就不信上帝者，但罗伯特.波尔则相反，他声明了英语世界的更普遍的思想感情：如果一个人不研究自然，那他就只能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了。”（见氏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这是我们知道的“启蒙时代”的情况，英国在当年，在天文学与物理学的研究上，都是欧洲（即是说世界）领先的。
在欧洲，科学与宗教的恩怨的确很深，但是并不象某些人宣传的那样，宗教除了要禁止科学的研究与传播之外，完全对科学采取敌对态度。这肯定不符合史实，也解释不了中世纪之后为何科学方法会面熟得如此快，其背后的思想资源、时代脉络、学术承传、观念与参照系从何而来的问题，只强调科学对宗教的反动与批判，科学才发现了真理，而宗教只会掩盖真理，那科学在十六、十七世纪的巨大成功，就仿如孙悟空在石头里爆出来一样，是从天而临的、意外的、偶然的事件。那些流行的无神论观点于此根本没有考虑到如何使自己的观点自洽。
科学史是一部渐变史。我们今天熟悉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成就，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也就是说，在基督教全面控制的时代，今天的科学某些元素已经在蕴酿。布鲁克这里揭示了一个史实：老想把科学与宗教尖锐地对立起来的人，往往不是科学家，而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思想家，他们另有所图，要打倒一个以便他的东西成为“权威”。
这里当然不排除宗教本身的故步自封了。这尤其表现在“进化论”的问题了。基督教世界的保守和狭隘性暴露无遗。
我想，在当代中国，这也是反基督教的真实而贴切的写照。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我们几十年坚持的普及教育中，基督教办演的是个什么角色了。
原载“关天茶舍”（2006-10-29）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1333408&page=11
李杜韩
西方的科学发展与基督宗教的关系，处于长期的复杂、不稳定、日渐疏离、也日渐互相理解的关系中。对抗、斗争、争论充斥这数百年，同时理性地思考对方，反思自己，也在这数百年中进行着，并且培育出越来越新的理性而友善的相处方式。
一
近代科学出现的初时，是科学方法与神学讨论浑然一体的时候，这突出表现在中世纪后期（十三世纪）到启蒙运动（十八世纪前期）时期，其代表个案是神学研究中的实证趋向与自然神论（通过对自然的研究来印证上帝创造的奥秘，论证上帝之在）的结合，这里还包括了早期向世界传播基督福音的传教士们对科学知识的大量学习、运用的个案，例如到中国来的早期传教士。
科学自独立门户的时期，即从启蒙运动到十九世纪，这同时是无神论、怀疑论公开大行其道的时期，科学发现研究自然，不能首先引入“上帝”这样的概念，引入“上帝”等于说信仰原理高于科学原理，这在科学是未能被证明为正确而且必然的事实，而未能被证明，则科学不能承认，那怕它在宗教信仰中被认为是确然的事实。于是，科学与宗教彻底分离了，而这分离，因为科学处处显示它方法上的优胜，结论的严密客观，体系的精思谨慎，让宗教感到压力，甚至常常处于尴尬中，因为，科学的成果被运用到反对有神论、支持无神论的社会思潮上来。
最后一个阶段，是科学与宗教采取弹性处理态度的时期，这主要是二十世纪的特征了。这个时期大家不再采取敦优敦劣的态度了，这主要表现在西方典型的极端无神论地盘缩小，思想界的兴趣不再是上帝与自然，而是“人的问题”成为二十世纪西方思想的关注点。最要是两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人类世界的巨大危机，这比讨论什么有神还是无神要实际得多。而科学本身，也确定了自己的界限：超出自然现象本身的命题，科学不能证明是，也不证明不是，所以科学更加专门化、专业化，分工更为精细，与社会大众的关系日渐疏离。霍金近年面对人们的提问：你相信这个宇宙有上帝吗？他通常的回答是：我不知道。这个态度最新出现在霍金访华的学术演讲中。另一个例子是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在1989年提出科学方法不能解决世界观的问题，他们说：“有很多事物采用科学方法去考察，是没有用处的。比如说，有很多信念——按其最根本的性质来说——不能够被证明，也不能够被推翻（比如说，超自然力或超自然物的存在问题，或者生命的真谛）。”（见Hugh G,Gauch,Jr著《科学方法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P295页），他们认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说，超自然存在之间没有可观察的交互作用。这里请充分注意“可观察”这个词，很明显，可观察，是自然物质现象的共有特质，科学就是凭这个特质确定到“某物”的存在及其与它物之关系的。而超自然存在，既然说是“超”，自然就说它不是“可观察”。那么，逻辑就很鲜明了：
“问题就变得很明确，自然存在物与超自然存在本就不存在，或者是因为，虽然他们存在，可是无法以我们能够观察的方式，与我们的物质世界交互作用”（同上书，同页）
下面这段话表达了西方科学界对待宗教与科学的历史关系问题的最新的看法：
“流行的观点把科学设想为一堆无懈可击的事实，把宗教设想为一套无法证实的信念，并把两者对立起来，这无疑是过分简单化的做法。理论的革新通常会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引起争议，常常是分裂性的。因此，当它们冲击到神圣的东西时，通常会存在相当大的争论余地。把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描述为神学教条在积累性的、不会出错的科学面前持续不断的退缩，也就忽略了科学争论的细微结构。宗教的利益当然也侵入了争论，但其方式常常是微妙的，而非公然阻碍性的。”（John H.Brooke著《科学与宗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P6页）
二
科学史家的研究梳理的成果告诉我们，科学之所以从神学的“婢女”的地位上升为自立家门、分庭抗礼的地位，如果没有一个“婢女”阶段，科学方法的产生过程将是完全另一回事了。而基督教能够在早期支持科学研究，大体因为基督教相信，全能上帝的创造是人类智慧可以了解的，了解更能有助于基督信仰的确定与传播。这样就产生了奇怪的效应了：一方面，神学自觉地充当了科学的老师与监护人，某种程度可视为对科学精神的消减，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为近代科学的质的进步准备了某种条件。（见张志伟主编《西方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P335页）
大体上，中世纪是科学方法产生的温床。基督教继承了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并且保存在大量古希腊原典，发扬了好辩、好思、好求证的精神，大自然，在中世纪研究的教士眼内，并不具备混然的神秘性，它是可以分解、分析、取其原材料进行实证的存在物，“自然失去了神秘性，它不过是上帝为人类准备的家园，因而虽然研究自然被看做是没有出息的甚至亵渎神灵的事情，因而严重地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但是它却以‘祛魅’的方式消解了自然的神秘性，这就为近代科学和哲学的机械论自然观开辟了道路了”（同上书，同页）所以在思维方式上，中世纪完全是理性主义式的，注重论证、逻辑与事实的完全融洽，这对科学方法论的产生有直接的巨大影响。例如大家熟悉的“奥卡姆剃刀”：在证明中，若非必须，无需引入新的实体。就体现出典型的实证求实求真精神，这个法则完全被后来的科学方法所接纳。例如托马斯. 阿奎那的老师大阿尔伯特，普通人只知道他是神学家，但是科学史家的研究却以实在的学术成果证明了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之一，Lindberg说大阿尔伯特“在整个中世纪，或许他是最好的植物学家，他的智慧几乎是无穷的，他在非神学方面的写作，包括了物理学、天文学、占星术、炼金术、矿物学、生理学、心理学、药物学、自然史、逻辑，以及数学”（转引自Hugh G,Gauch,Jr著《科学方法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这个人物的贡献，可同时参看W.C.丹皮尔著名的《科学史》第二章“中世纪”第 13节）。因之，达芬奇并不是第一个亚里士多德之后的“百科全书式”人物和大发明家，在他出现的两百年前已经有神学家是具备了这种科学才智了。例如在丹皮尔那部著名的科学史中提到，早在早期限的加洛林王朝，学校教育就有四门必修课，即音乐、算术、几何与天文学。尽管中世纪数百年，无法产生真正的科学，但是它为科学的产生作了某方面准备，包括了最早期科学家的思维训练、教养，无论基督教自觉还是不自觉，研究物界，是知晓上帝创造的最佳途径，这是基督教中世纪前后的一致观念。这就可以解释为何象牛顿那样的人物会出现在科学史与宗教史两种的历史的重叠处，为何他会这样思想问题的。
不过，另一方面，中世纪天主教一统天下，教皇之说代表了最高知识。哥白尼遇到麻烦了。开普勒的“地心说”是教廷亲定的，代表了上帝的启示，所以教皇认为“只能把哥白尼的东西作数学考虑”。但这并不等于说，哥白尼与伽利略的学说在当年的基督教世界中没有支持者。不是，有！在英国和荷兰，出现了基督教徒捍卫哥白尼学说与天主教廷公开抗争的事。这持续了几十年，包括了后来两人的世界能够传播例如美洲等地，谁做的，基督教传教士，而不是无神论者。
伽利略本人死在软禁中，而伽利略学说却在基督教世界里流传，还有伽氏的天文望远镜的改良者，英国人约翰.威尔金斯，在死时却当上了主教。为何会这样？因为哥白尼与伽利略是天主教徒，教皇决定他们的学说乃至人身的命运，而威尔金斯则是英国的新教徒，是天主教的分裂出来的。
对于科学的发展而言，史学家告诉我们：不要低诂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对科学革命与科学理念传播的作用。的确如是，十六十七世纪的新教，大量欢迎科学学说，只要不与《圣经》有正面冲突的，而罗马教廷不同意的，他们都赞成。唉，有时政治这东西，真不知怎么说好。
这里要解释一下布鲁诺的情况，许多人一直认为布鲁诺被烧死是因为他的科学学说。史料显示：不是，是因为布鲁诺坚持按照自己的学说，世界存在另一个神，这个神在基督出现之前已经在原始宗教中启示出来了，是基督教消灭了真正的神的崇拜，他主张要恢复前基督教时代的“自然崇拜”，罗马教廷应该结束了。好了，这不是造反是什么，布鲁诺如果不改变自己的主张，那还得了？因之布鲁诺是作为“宣扬邪神”而被罗马教廷的异端裁判所决定处死。
英国剑桥大学学者、著名的科学史专家布鲁克（John H.Brooke）在其《科学与宗教》这部当代名著中说：
“在一个对人类理性充满前所未有的信心的时代，对那些怀有种种不同的动机攻击既定基督教的人来讲，科学方法和成果是一种强大的资源。但是，把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简化为理性与迷信之间的两极对立是不能允许的，即使对于那个具有这种修辞力量的时期来说也是如此。把科学转变成为世俗化力量的往往不是自然哲学家本人，而是那些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另有所图的思想家。尽管某些科学发现可以被援引来支持一种唯物主义哲学，但它们通常只能允许不那么极端的解释。而且，在怀疑论和基督教发生冲突的时候，科学仍然能够站在天使的一边——尤其是在英格兰，对设计的论证在捍卫信仰方面保持了战略性的作用。尽管在法国，唯物主义者拉美特利声称对自然的研究只能造就不信上帝者，但罗伯特.波尔则相反，他声明了英语世界的更普遍的思想感情：如果一个人不研究自然，那他就只能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了。”（见氏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这是我们知道的“启蒙时代”的情况，英国在当年，在天文学与物理学的研究上，都是欧洲（即是说世界）领先的。
在欧洲，科学与宗教的恩怨的确很深，但是并不象某些人宣传的那样，宗教除了要禁止科学的研究与传播之外，完全对科学采取敌对态度。这肯定不符合史实，也解释不了中世纪之后为何科学方法会面熟得如此快，其背后的思想资源、时代脉络、学术承传、观念与参照系从何而来的问题，只强调科学对宗教的反动与批判，科学才发现了真理，而宗教只会掩盖真理，那科学在十六、十七世纪的巨大成功，就仿如孙悟空在石头里爆出来一样，是从天而临的、意外的、偶然的事件。那些流行的无神论观点于此根本没有考虑到如何使自己的观点自洽。
科学史是一部渐变史。我们今天熟悉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成就，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也就是说，在基督教全面控制的时代，今天的科学某些元素已经在蕴酿。布鲁克这里揭示了一个史实：老想把科学与宗教尖锐地对立起来的人，往往不是科学家，而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思想家，他们另有所图，要打倒一个以便他的东西成为“权威”。
这里当然不排除宗教本身的故步自封了。这尤其表现在“进化论”的问题了。基督教世界的保守和狭隘性暴露无遗。
我想，在当代中国，这也是反基督教的真实而贴切的写照。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我们几十年坚持的普及教育中，基督教办演的是个什么角色了。
原载“关天茶舍”（2006-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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