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事吉米要走了，去另一个公司工作。我的上司今天在部门例会上宣布的时侯显得有些惋惜。我清楚地记得当我进公司的时侯，上司向我介绍吉米是她的左臂右膀，那种得意的神色和今天失望的表情对照起来使得我不禁有些幸灾乐祸的感觉。不过，惋惜也好，失望也好，上司还是同意吉米辞职，并衷心祝愿吉米在新的职场生涯中事事如意。

中午我们约好了去饭店吃饭为吉米饯行。吃饭的时候，大家在无拘无束地东拉西扯，周围都是浓浓的法兰西语。我的思绪随着红葡萄酒的香味在袅袅飞转。吉米的离开在这里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却我勾起了我对两件封存的跳槽事件的回忆。

第一件是我大学毕业后分到了一家中央国企的电脑部门，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当时的这家特大型企业的付总经理。受他的栽培，我读了在职研究生。读完回去的时侯，这位老总已退休，但被一个北京的国家工程咨询机构聘为信息系统建设的顾问。这家工程咨询机构是国务院的决策咨询机构，负责国家大中型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审批等，和我所在的大企业一样是部级公司。当时这家决策咨询机构准备搞公司内部的网络建设，但缺干事的人，老付总问我愿不愿去，去北京我当然还是愿去的。咨询机构内负责信息系统的部门相应是司局级，主任就是原来某部委的司长退居二线的，他也认识我并愿意我去。

定下来以后，这位局长便到我所在的公司考察学习信息系统。我们处长当时兼总经理助理，理所当然陪同参观，并一起吃饭。我被老付总预先叫去做接待工作，所以处长见了我并不感到意外。晚上局长约了我的处长，其中谈到了调我的事。这件事没成功。据老付总讲局长是计划时代的京官脾气，没有先说借我用一用，而是对我处长讲某某的机票也买好了，我这次把他带北京去，口气很强硬，我处长有些受不了。结果第二天临上飞机，我处长以人事调动权在干部处，我还来不及问干部处为由就把局长的皮球给踢回去了。等局长回了京，京官不如现管，这件事就泡汤了。我处长反而对我起了心眼。我当时二十五六，还没练历，所以没把它当回事。但很快就被调到部门内部的另一个室去了，去了才知道很多有出国的项目都不让我参加，相当于闲置人员了，因为这个室的主任书记我都不熟。

第二件事是过了一年，我命中又遇贵人了。我认识的一位总公司的付总工程师受命组建一个特大工程的项目组，他是组长。组长要配个助手，他倒想起了我。他知道和我处长谈是肯定不行的，所以就采取了一个曲线办法。他先打了个报告给总经理，需要干部部门为他物色一个懂电脑，研究生，外语好，不超过三十的年轻人做助手。总经理当时是中央某部常务付部长兼的，连续三届中央委员，但这个付总工程师也是很有背景的，是当时国家主席的亲属，所以部长很快就把报告批了下来。组织部门接到批示不敢怠慢，但组织部也不知到哪去物色人才，也不知为什么付总不和干部处讲而是往上报，知道这里面有蹊跷。干部处就直接问付总工程师，您就报个名单吧。付总说某某部门的某某就够条件，就把我调过去了，我处长屁也不敢放一个。我跟了这位付总美国日本跑了一圈，总算报了一箭之仇。

两件事，真是令人玩味。本来做一个自己想做的工作，在不妨碍别人的时侯，调动也算正常，但到了那种文化背景体制下就俨然成了一场权力大比拼，我一个活人只不过是别人手中的棋子，想摆哪就摆哪，由不得你自己。回想起来，真是有些惨兮兮的。再看看吉米，自己下自己的人生之棋，一步一步往哪走全凭自己。想到这里，我不由地举起酒杯，和吉米碰了碰。为健康，在我带动下，我们大家都相互碰起酒杯来。还为自由，我暗暗地在心里对自己重重地说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