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之世，很难找到纯粹的“天灾”，所谓“天灾”，总是与某种“人祸”相连。任何国家的抗灾能力都是有限的，但抗灾效果反映一个政府的管治能力。雪灾就像一场综合体检，检验出来中国很多“疑难重症”(chinesenewsnet.com)----------------------------------(chinesenewsnet.com)　　即将出版的下一期《多维月刊》和《多维时报》发表了社论，全文如下：(chinesenewsnet.com)　　2008年的雪灾，可视为一次“白色恐怖”袭击中国：20个省区供电中断，交通瘫痪，受灾人口超过1亿，直接经济损失一千多亿元人民币。(chinesenewsnet.com)　　一方面，我们看到数万、十几万、几十万无组织的民众一连多日聚集，难以回家过年，怨气沸腾，却基本上没有爆发骚乱和破坏，对比2003年8月美国和加拿大东部停电，影响人口5000万，引起了安全恐慌；2005年美国新奥尔良飓风引发水灾，灾民失控，接连发生洗劫、强奸犯罪，说明对中国政府管治能力和社会矛盾烈度都要重新评估。(chinesenewsnet.com)中国雪灾导致大面积供电线路中断。 　　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四，几场暴雪竟然导致全国性的铁路和供电瘫痪，凸显了中国强大综合国力背后的长期脆弱性，说明对中国经济体系的瓶颈、软肋的严重程度也要重新评估。(chinesenewsnet.com)20天后才成立抗灾指挥中心(chinesenewsnet.com)　　任何国家的抗灾能力都是有限的，但抗灾效果反映一个政府的管治能力。这次冰雪考验了民众，考察了官员，也考核了体制。雪灾中传出无数让人感动、让人激愤、让人景仰的人与事，但更需要的是：亡羊补牢。(chinesenewsnet.com)　　当今之世，很难找到纯粹的“天灾”，所谓“天灾”，总是与某种“人祸”相连。追究这次雪灾的起因，据称因素之一是“拉尼娜（圣女）现象”，这就与人类活动导致天气异常有关，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而“天灾”造成的国民生命和财产损失，更会因渎职、失误等等“人祸”而放大。(chinesenewsnet.com)　　人们指出，这次出问题最大的铁路、供电等等都属於国企垄断行业，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中国政府之所以保留电力、铁路、石油等行政性垄断企业，不就是为了预防短缺、保障供应吗？但近年来情况却适得其反，总是这些部门出现短缺：发电企业缺乏积极性库存大量的电煤，从而突发状况到来时措手不及；而垄断造成铁路投资不足、效率不高、运力配置失当和运力基础设施结构不均衡等；大量闲置的社会投资却无法有效进入铁路系统。(chinesenewsnet.com)冰雪压垮不少建筑。 　　人们还指出：元月10日在某些地区大雪开始成灾，因为缺乏早期预警系统，中央和省一级都未启动救灾体系，直到2月1日中央才宣布成立灾害应变指挥中心──行动何其“从容不迫”。难怪有人说：试想如果这次袭来的不是暴雪而是弹火，运送的不是返乡旅客而是御敌官兵，后果怎堪设想！(chinesenewsnet.com)　　反省检讨还延伸到各个领域和问题：从中央气象部门预测灾害性气候的准确性，到供水管道防寒性能、高压输电塔钢架承重设计标准；从整个江西省只有一辆扫雪车而且无人会熟练使用，到广州火车站公布信息电子屏幕的数量和尺寸……(chinesenewsnet.com)检验出中国很多“疑难重症”(chinesenewsnet.com)　　雪灾就像一场综合体检，检验出来中国很多“疑难重症”：(chinesenewsnet.com)中国雪灾导致无数返乡过春节的农民工受困。 　　──亿万农民工开春从中部、西部涌向东部、南部做工，春节前纷纷返乡，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成为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现象。这是经济转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现象，也是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悬殊、城乡经济生活水平悬殊的结果。不平衡有历史、地理、自然条件等多种原因，但是否也有中央的优惠政策和财政资源长期向东部倾斜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失误的原因？(chinesenewsnet.com)　　──进一步追究，农民工背井离乡打工，过节回家造成交通系统超负荷，难道不也应检讨迄今未曾废除的“城乡二元化”户口制度？为什麽农民工不能在城市安家、成为新市民？怎样让农民享受“国民待遇”？(chinesenewsnet.com)　　──这些年来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兴建许多大型项目：中国大剧院投资26.8亿元，奥运鸟巢投资35亿元，中央电视台新大楼投资逾50亿元……许多地方政府，包括这次受灾最重的湖南郴州，也比照人民大会堂、布达拉宫、白宫搞豪华办公楼和“形象工程”，占地动不动几百亩上千亩。钱为何不能用在基础和应急设施、民生工程上？中央到地方的财政支出是怎样体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在审议和批准财政预算和决算项目时，民众到底有多少发言权和审核权？(chinesenewsnet.com)　　──遇到类似灾害，在中国历史上，在当今其他国家，民间慈善机构会最快地行动起来，这是维系社会安定和谐的一支重要方面军。在中国的灾难中，除了捐款，人们却很难见到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和宗教团体的慈善救助活动。中国当局对非政府组织（NGO）的严格掌控，严重束缚了民间慈善机构的手脚，使蕴藏於民众中的力量得不到充分发挥。(chinesenewsnet.com)地方：“两会”忙封官(chinesenewsnet.com)　　有人说，这次之所以灾情如此严重，是因为其时机：暴雪与春运两者撞到一起。其实，撞到一起的，还有一个各省人事更迭：地方“两会”在某种程度上阻滞了及时有效地抗灾救灾。(chinesenewsnet.com)民众抗灾除冰修复公路和供电线路 　　从元月上旬到下旬，包括湖南、广东、云南、安徽、湖北、贵州等等在雪灾中受创最重的省、区，相继举行人大和政协“两会”，该省区各市、县、区的主要负责人都集中到省会，数级主管的关注点都集中到讨论主管官员的上下进退和未来发展规划上，不可能不影响全面了解灾情，作出正确判断，统筹各方力量，动员民众应变。而且，为避免在“两会”发生矿难，煤炭重要产区的地方政府要求所有煤矿一律停产或提前休假，导致煤炭的产量进一步降低，扩大了煤电缺口。(chinesenewsnet.com)　　我们试举几个省为例：(chinesenewsnet.com)　　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就开了九天，771名代表出席，元月25日在广州闭幕，而这时，正是铁路、公路中断，大批民工开始滞留广州火车站、汽车站之始。(chinesenewsnet.com)风雪成灾时，广东正“两会”。 　　再看这次受灾最惨烈的湖南，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於元月27日闭幕，省委书记、当选连任的省人大主任张春贤在闭幕大会上强调，“全省冰雪灾害严重，望代表们格外注意安全，顺利到家”。而这时，全省已经大面积停电，京广线和全省公路干线已经多处中断，包括各市、县主管在内的代表们，被迫滞留在长沙“孤岛”，抗灾现场群龙无首。(chinesenewsnet.com)　　再看江苏，省人大开了六天，於元月31日闭幕。这时，该省累计积雪达到或超过30厘米的已有16个市、县、区，超过历史极值的有23个市、县、区，南京火车站滞留旅客已有八千人，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被迫间断关闭60多小时，600多航班取消，300多航班延误，2万多名旅客滞留，而气象预报第四波风雪又兵临城下……(chinesenewsnet.com)　　各省“两会”会期是提前制订的，也不难理解必须在三月份全国“两会”之前要名单出炉；但是如此日程影响各省指挥抗灾救灾，也是不争的事实。许多人问：为什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只看到温家宝总理“千里走单骑”，两下湖南，突访广东，飞抵贵州，奔赴江西……很少见到地方党政一二把手出现在灾区？答案就在这里：省委书记、省长，市委书记、市长们非不为也，是不能也，都在省城参加“封官会议”。(chinesenewsnet.com)中央：温家宝“千里走单骑”(chinesenewsnet.com)　　中央政府各部门表现也大有可议，既未主动及时动员自身力量打扫“门前雪”，也未有效协调合作，管好“他人瓦上霜”，迟迟无法集结成团队合力。这同样也是因为中央政府部门不仅酝酿主官更替，更有“大部制”机构合并的压力，权责利的划分正处在混沌不明的过渡时期，虽然尚不致於出现权力真空，但是行动犹豫迟缓，互相扯皮。(chinesenewsnet.com)温家宝到贵州灾区过春节。 　　在温家宝总理奔赴抗灾前线之前，我们没有看见铁道、交通、民航、电力等部门主官深入第一线，在调用内燃机火车疏散民工问题上，铁道部与广州市居然为费用争拗，最后还是由温家宝拍板解决。至於国务院总理成天奔波於前线、发改委主任马凯坐镇京城，更称得上咄咄怪事。(chinesenewsnet.com)　　危急关头，核心层的政治局常委悉数出动，温家宝不用说，胡锦涛1月31日来到山西大同和河北秦皇岛考察煤炭生产和电煤供应，深入400多米深的井下采掘区，除夕又来到广西桂林；其他如贾庆林往安徽，李长春赴湖北，习近平飞贵州，李克强去四川，贺国强奔江西，周永康下河南……传身体抱恙的吴邦国也去了北京国家电网公司和铁路指挥中心。(chinesenewsnet.com)　　中南海九巨头身先士卒，这才鞭策各地诸侯和中央大员积极行动：交通部推出24小时滚动式路况信息；民政部下拨1.26亿，动用军用直升机空运12万件救灾衣；财政部追加救灾款；公安部派出五个工作组、农业部派出八个专家组赴灾区；保监会预计赔款35.19亿元，提前做好大额赔付准备；卫生部下令灾区实行周报制度；甚至教育部也指示“受灾地区可适当调整教学安排”……这鲜明地暴露出，官员口称“以民为本”，实则“唯上是从”，就连“救民於水火”“解民之倒悬”这样的紧急事态，都需要上面拨一拨，他们才动一动。(chinesenewsnet.com)军队：统帅为何老不下军令(chinesenewsnet.com)　　这次抗灾救灾，解放军出动之晚，也让人诧异。到元月底，电视上播出的都是民众和有关行业职工用铁铲除冰修复公路和供电线路，却没有见到“人民子弟兵”大规模出动的身影，到处有人质问：“解放军为何不出动？”人们期望军队为被困旅客送去食品饮料，期望军队出现在抢修电网、铁路最需要的地方。但最紧急的时候，军队统帅未及时下达军令。直到1月29日，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才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队全力协助地方做好救灾工作”。(chinesenewsnet.com)　　对比1998年长江爆发“世纪大洪水”时，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调动30万解放军、武警投入抗洪，哪里有险情，哪里有军人；2003年非典危机中，一旦需要军队，尚未交卸兵符的江泽民一声令下，解放军和武警不仅加强警戒，而且全面调动其医疗、科研、装备资源来支援地方。(chinesenewsnet.com)　　这一次解放军行动迟缓，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胡锦涛虽然身为中央军委主席，但是与军方的关系尚未理顺，对军队的掌控在不少环节还存在梗阻，他还没有充分具备作为全军最高统帅的那种令行禁止的权威。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部件，有其特殊性，所以比起接掌党权和政权来，胡锦涛完全控制军队，至少要滞后一个“八拍”，这“八拍”平时或许并不显眼，但是在这样非同小可的关键时刻，问题就显得非常突出了。(chinesenewsnet.com)决策者需要有在野“谋士”(chinesenewsnet.com)　　这次雪灾，也暴露出决策者须臾不可缺的信息体系和咨询制度的不足。(chinesenewsnet.com)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当局没有摆脱“革命党”思维方式，对於信息传递的管治，高度意识形态化，不仅花费最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建立官方的无所不包、无远弗届的新闻宣传机构，而且对於任何信息，包括伴随高科技产业发展起来的信息，都用“是否有利於政权稳定”的标准来衡量、筛选，严加过滤和管制。在正常情况下，根据这种方式所得到的信息，似乎也能维持整个行政体系的运转；一到危机关头，信息就高度匮乏和失真，致使最高权力者无法得知真实情况，决策也就无法对症下药。(chinesenewsnet.com)　　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国就没有建立起独立於官僚体系的咨询制度、民间智库。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和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这类机构，要麽本身就是官僚体系的一部分，要麽都被吸纳成官僚体系的附庸，受到严密控御，往往无法对中国的宏观课题作出超越於现实政治博弈的客观研究，也拿不出超脱於部门、地方利益的锦囊妙计。(chinesenewsnet.com)　　实际上，古今中外最高权力者，都有“国策顾问”“资政”等等名目的谋士，许多战略决策，都来自这些官僚体系之外、甚至是在野的“谋士”的建言──历史上最有名的例证，就是“三顾茅庐”。这些谋士，无须德高望重，却有真知灼见，当权者平时倾听他们分析，危机中请教他们出招，将他们的意见与官僚体系提出的方案互为补充。(chinesenewsnet.com)　　只有建立正式与非正式结合、定期与不定期兼有、私人与官方齐备的信息和咨询网络，才能准确判断纷纭复杂的局势，作出正确有效的决策。(chinesenewsnet.com)应常设国家危机应对中心(chinesenewsnet.com)　　救灾争论一般会遵循两条思维路径，一条是个人主义，宣扬个人进取和自立，强调市场机制；一种是集体主义，强调政府干预，赞成国家福利。有理论说，自古以来生存环境越恶劣，越能助长集体主义。中国专制主义的基础正是来自供水灌溉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模式”。而官方更将这种思路和做法推到了极致：长期压缩公民社会的空间，限制民间团体的生存，致使危机关头，人们只能倚靠政府；回过头来，这似乎又成了“中国面临难题太多，非得靠强力政府才能解决”的有力论据。那麽，这次雪灾是否与1998年长江水灾、2003年非典危机一样，给了当局显示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的机会，进一步强化这种思路？(chinesenewsnet.com)　　但我们认为，只有让社会更多阶层和群体分享权力，也分担责任，建立起全民性的救灾体系，方可更及时、高效和精准地应对下一场未知的危机。(chinesenewsnet.com)　　这当然是一项长期工程，而目前首务是，应该建立常设的国家危机应对中心，制订各项危机应对方案，对全社会进行危机应对知识教育，监察各项社会运行要件的状况，向最高领导层发出长期、中期和近期危机预报，提供决策建议，灾难时参与指挥。(chinesenewsnet.com)　　由於国家级严重危机涉及的区域、系统、层级很难确定，所以这一机构，不宜像一般官僚系统那样科层重叠，也不能类似松散的多部门的联合会议，而是应直属国家最高行政长官或最高统帅。(chinesenewsnet.com)　　从近二十年全球各地发生的大规模灾难看，其幅度和恶果常常超乎人们想象。网络型和全球化的经济、社会关系，迫使各国不得不以更系统和多维的思路讨论危机应对。对於转型期的中国，更应细致检视这次抗灾效能，建立国家危机应对机制，这也是深化体制改革所不能再缺的一环，为的是将下一场危机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