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姑娘与上海姑娘相比更为社会化。通常女性教育不仅来自家庭，也来自社会化的途径。例如老北京人的“遛弯”，同上海人的“逛马路”一样，都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功能。在“遛弯”和“逛马路”的过程中通过人与人、人与街道和城市的接触，认识自己，调整自己，从而形成城市的共同文化。人们常说在这种“看人”的活动中，男人的目光总是对着


漂亮的女人，而女人在接收男性的目光之时，自己的目光同样朝向漂亮的女人，在比较中寻找差异。相对而言，南方女人的甜蜜温柔让人记起生活的美妙，北方女人则以如火如荼的热情煽动和撩拨男人的心。在上海人约定俗成的观念中，青年男女单独上街购物而没有异性同伴是有失体面的。她们挽着男性在马路上徜徉，是在展示女性魅力和享受女性的乐趣。我们时常可以见到街头母亲和小女儿相挽，以及女友之间和男女之间相挽的情形。而在北京，男女在街上“授受不亲”的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在近些年生活方式几近“现代化”的发展中，则立即发展为不分场合的令人难堪的亲昵行为。它体现了当代北京生活和文化跳跃式发展的特点，从一个较低的状态突然进入“现代”状态，没有中间过程，而这必然意味着某种不健康的因素。

　　小姐妹、师姐师妹等女性群体是上海女性的另一个社会化渠道，几乎每个上海姑娘背后都有一个唧唧喳喳的咨询团。她们频繁地交换商品信息，品评各人的男朋友及其表现，切磋治家教夫和对付婆婆的技艺。因而，当上海姑娘成年后，大多具有成熟的心理准备。上海的婚姻是建立在严格的利益估算之上的。双方对彼此的家庭收入、住房、老人赡养等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恋爱可能不够浪漫，却相当理性，使家庭建立在一个较为稳固的基础上。而北京姑娘则不然，当上海姑娘很实际地找一个可以结婚的丈夫时，她们还在执著地寻找男子汉，她们往往骄傲地宣称我爱的只是这个人。她们在恋爱中往往并不探问对方的经济实力、家庭存款，认为这多少会玷污她们纯洁的动机。女孩子们不仅反感“事儿妈”，而且厌弃当家庭主妇。她们不会、往往也不屑于学习编织、缝纫、烹饪之类的女工。与上海妻子相比，北京妻子对丈夫没有那么严格的标准和要求，似乎也没有着意去切磋磨炼治理丈夫和婆婆的技艺。北京女性对自由、自主、自立的要求更多更高，这不能不说是与政治中心的文化教育和政治宣传直接有关。

　　其实参与社会、争取自身权益的历史，以及女人解放的程度，上海女人可能超过北京女人，但在女人的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比较中，北京存在着较强的冲突。在上海80%的家庭中，烧饭、洗衣等家务均由男子承担，男当家占到约40%。男性在家庭中地位的退缩，并非由于女性的侵占，而大多是由于他们在家庭之外的事业天地和创造性空间的丧失，而不得不退居到女性的这一传统领地。

　　而北京的大老爷们虽然也干一些家务活，但主要是搬运重物、换煤气罐之类的体力活，绝不会是洗衣做饭之类的家务。而在知识分子阶层，夫妻共担家务现在越来越多。北京女人占据了很多项“中国妇女之最”，比如从业率最高，相对收入最高，受教育程度最高，从政率最高。在北京，女性治家的兴趣在家庭以及各个领域不断地扩张。与上海参加社会服务的退休人员主要是男性不同，在北京的街头、商店，鲜见维持秩序的老头儿，而是老太太们被最大限度地动员和组织起来，成为社区治安防卫的主力。她们被戏称为“小脚侦缉队”， 而老头儿们却悠哉游哉地提笼架鸟唱京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