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邮编：100732

　　内容提要：

　　在当代西方，哲学家们掀起了一场重新评价逻辑经验主义的热潮。但这种重新评价主要是基于重新发现了一些历史资料，并强调了逻辑经验主义在历史和社会方面的重要影响。本文则主要从三个方面重新整理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思想遗产：第一，对逻辑与经验关系的重新解释；第二，科学主义的主张；第三，从科学的统一到科学哲学的兴起。作者认为，逻辑经验主义运动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它所代表的理性主义精神和逻辑分析传统在当代哲学中却成为宝贵的思想财富，对西方哲学的未来发展将会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20世纪的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面对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的衰落以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在不同领域中的展开，西方哲学家们开始重新关注维也纳学派，特别是反思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对维也纳学派以及逻辑经验主义哲学的评价中的失误，重新挖掘纽拉特、费格尔、克拉夫特等维也纳学派成员的重要思想，力图恢复维也纳学派的历史真实面目。在这种复兴维也纳学派的热潮中，哲学家们的企图是十分明显的，这就是要从维也纳学派以及逻辑经验主义的思想中，寻找能够帮助解决当前面临的哲学问题的重要线索和根据。[①] 但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在维也纳学派的思想以及整个逻辑经验主义哲学中，的确存在着值得重新挖掘的无价之宝。

　　逻辑经验主义的哲学遗产不单是由维也纳学派留下的，因为维也纳学派不是逻辑经验主义运动中的唯一流派，虽然它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代表。我们知道，除了维也纳学派之外，构成后来成为一种国际范围的哲学运动的逻辑经验主义的，还有以塔尔斯基等人为代表的华沙学派、以赖欣巴哈等人为代表的柏林学派以及包括艾耶尔、亨普尔、洪谦等人在内的，范围波及英国、美国、中国等广大范围的实证主义思潮。斯塔德尔在他的《维也纳学派》中详尽地介绍了整个逻辑经验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历史，为我们认识当时的历史背景（特别是以奥地利为首的欧洲各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文化背景）和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特别是统一科学运动在国际上的强烈反应），提供了详实可靠的宝贵资料。然而，从思想的继承发展来看，逻辑经验主义的哲学遗产并不在于这些历史资料，而是（毫无疑问地和更为重要地）在于它提出的那些造就了后来哲学发展的重要观念、理论和问题，在于它对后来哲学发展的直接和间接的思想影响。本文试图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这些思想遗产重新做出整理，以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基本走向。

　　一，对经验与逻辑关系的重新解释

　　逻辑经验主义的哲学遗产，首先就体现在它对经验与逻辑关系的重新解释上。“逻辑经验主义”这个名称本身，就表明了这种哲学是把逻辑与经验密切联系起来的结果。

　　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最初被称作“逻辑实证主义”或“新实证主义”，这个名称表明了这种哲学与孔德、马赫等人的实证主义之间的血缘关系，卡尔纳普等人起草的《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对这种血缘关系做了清楚的阐述。但同时，卡尔纳普等人在这篇宣言中也指出了他们的实证主义与传统的实证主义之间存在着重要分歧，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分歧才使得他们的哲学具有了特殊的重要的意义：“逻辑分析的方法从根本上把现代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与以前的、更具有生物学-心理学倾向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区别开来了。”[②] 艾耶尔在《语言、真理与逻辑》（1936）中则把他所宣称的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区别开来。[③] 他在《逻辑实证主义》（1959）的编者导言中，把“逻辑实证主义”看作是包括了罗素、摩尔、维特根斯坦以及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家的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分析哲学运动。[④] 迄今为止，大多数德国哲学家仍然把维也纳学派以及相关的哲学称作“新实证主义”。[⑤]

　　当然，即使在维也纳学派中，并不是所有的成员都接受了“实证主义”的称呼。石里克就明确表示，他不同意把维也纳学派的哲学称作任何形式的“实证主义”，而更愿意被叫做“彻底的经验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⑥] 实际上，在维也纳学派解体之后，更多的学派成员都愿意把自己的思想放到“逻辑经验主义”的名称之下，而不再坚持称作“实证主义”。这种情况说明了两点：第一，实证主义的许多主张，特别是维也纳学派的一些早期观点，已经受到了各种批判，他们对这些观点和主张都做出了一定的修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不需要坚持自称“实证主义”了；第二，从维也纳学派建立之初，他们就明确地表示了他们对逻辑与经验关系的重新思考，并且把经验放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⑦] 所以，他们自然就愿意接受“逻辑经验主义”这个名称，以便更清楚地表明他们与传统实证主义不同的哲学立场。

　　逻辑与经验的关系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近代哲学中，休谟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地位：他对关于观念关系的知识与关于事实的知识的区分，首次把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放到了认识论的核心地位。这就提出了单凭思想就可以推出的知识与必需由经验加以判定的知识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逻辑的知识与经验的知识的关系问题。在休谟那里，虽然逻辑的知识与经验的知识在认识论上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他更强调的是经验的知识，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经验的知识才能扩展我们的认识内容。到了密尔那里，逻辑的知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因为在他看来，一切经验的知识只有符合逻辑的知识，就是说，只有用逻辑的方法，才能得到它们的真实性和确定性。但他强调的逻辑方法，还只是亚里士多德建立的传统形式逻辑，并且用心理学的内容去解说这种逻辑规则。可以说，在逻辑与经验的关系上，休谟和密尔的经验主义基本上是从感觉经验出发，没有认识到构成经验知识的命题形式对经验本身的作用。

　　逻辑经验主义所发动的“哲学上的革命”（艾耶尔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逻辑与经验的关系做出了全新的解释。首先，逻辑经验主义者通过对逻辑性质的理解，把逻辑与经验密切地结合起来。石里克就把这场哲学革命的产生归结为“看清了逻辑自身的本质”，卡尔纳普等人则把逻辑分析的方法看作区分他们的哲学与传统经验主义的重要标志。在他们看来，这种对逻辑性质的理解，不仅仅是采用了现代逻辑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认识到，逻辑的本质就在于它构成了一切知识的表达，因而，澄清这种表达就成为哲学的真正任务。由于一切有意义的命题或陈述只能是单凭形式就可以为真的分析性陈述和具有经验内容的综合陈述，所以，对一切命题的逻辑分析，最终就是要还原为记录了经验内容的可以证实的命题或陈述。这样，逻辑经验主义者就把逻辑和经验“完美地”结合起来了。石里克明确地写道，一切语言规则“最终统统指向实指定义，通过这些实指定义，可证实性就同……经验联系起来了。……逻辑和经验之间不存在任何对抗。逻辑学家不仅能够同时是一个经验主义者；而且，他如果想要理解他自己所做的事的话，他也必须是一个经验主义者。”[⑧] 这表明，作为一个逻辑学家和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在石里克看来是完全一致的。这种一致就表现在，他是在经验还原的基础上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或者说，他对一切命题的意义所做的逻辑分析，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使它们在经验上得到证实。所以，石里克和卡尔纳普等人一再强调，只要是能够在逻辑上经得起分析的命题，就是可以在经验上得到证实的。这就是所谓的“原则上的”或“逻辑上的”可证实性。

　　其次，这种逻辑与经验的一致，排除了对经验的心理主义的解释，把经验本身解释为一种可以用符合逻辑规则来表达的、超越了个人直接感觉材料的陈述内容。石里克和卡尔纳普等人都强烈反对一切心理主义、唯我论和唯心主义，因为在他们看来，“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实证主义完全避免了自我中心的困境”。[⑨] 自我中心困境是传统经验主义遇到的最大麻烦之一。根据经验主义的观点，一切认识都以经验为基础，而这种经验又只能是个人的直接感觉材料所给与的。所以，经验主义者要摆脱感觉材料的束缚，就必须证明自己的理论所理解的经验是超越了个人感觉的，可以为所有的人认识的。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把这种经验解释为“中立的要素”，试图由此克服经验主义的困境。但由于他们借助的是物理学和力学的原理，把感觉材料作为具有中立特性的物理要素，这仍然无法解决自我中心的困境。逻辑实证主义者利用现代逻辑手段，通过把感觉经验问题转换为表达这种经验的记录句子问题，把所谓的外部问题（即关心外部世界的实在性问题）转换为所谓的内部问题（即关心语言的表达形式问题），由此取消了或“完全避免了”经验主义面临的自我中心困境问题。他们认为，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根源在于，用来表达感觉的陈述使用的是第一人称陈述的方式，这就不可避免地会用“我”或“我们”的感觉代替经验的内容。石里克写道：“在我看来，看到原始经验不是第一人称的经验，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采取这个步骤，才能使哲学上的许多最深奥的问题得到澄清。”[⑩] 由于把关于经验的性质和来源问题转换为了关于经验内容的表达问题，这样，一切涉及到经验主体的问题都可以解释为主体使用具有主体间性的陈述来表达命题的问题。

　　再次，经验的表达不是一个内容的问题，而是一种表达形式的问题，即采用什么样的经验表达形式就决定了这个经验表达的内容。石里克在分析经验的中立特性时指出，我们通常使用“我的”一词，表达的不是经验主体的自我感觉，而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句子。因为说“我能够感觉到别人的疼痛”，实际上是说“我能感觉到我的疼痛，如果别人也有疼痛的话，我就可以从他的行为中设想他的疼痛和我的一样”。但在这里，“我能感觉到我的疼痛”是一个同义反复的句子，它的意义不是由于内容而是由于其形式决定的；“如果别人也有疼痛的话，我就可以从他的行为中设想出他的疼痛和我的一样”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不能从他人的行为中推断出心理活动的内容。所以，这里的关键是表达方式，即我们用来表达经验的句子是否符合逻辑句法的要求，决定了我们对经验内容的接受和理解；反过来说，只要我们的表达方式是符合逻辑的，无论其内容是什么，都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根据这种解释，石里克指出，唯心主义和唯我论的主张都是可以接受的，只要它们符合了表达式的句法规则。问题就在于，它们并没有符合逻辑句法，而是用一种“奇怪的说话方式”，“一种笨拙的语言”，把“我的”一词毫无例外地加到每个事物上去了，由此导致了没有意义的“自我中心困境问题”。

　　然而，在逻辑经验主义内部并不是完全接受了对逻辑与经验关系的这种重新解释，而且即使是石里克和卡尔纳普等人，他们在逻辑与经验的关系上最后也是摇摆不定，对与此相关的许多重要问题都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石里克和卡尔纳普把对逻辑与经验关系的这种解释看作是判定一个句子是否有意义的标准，但纽拉特始终就不同意对有意义和无意义的句子的划分，他关注的是物理学意义上的记录句子的意义。同样，对逻辑与经验的这种解释也遭到了波普尔、内格尔等人的反对。针对来自逻辑经验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批评意见，石里克和卡尔纳普对他们的观点也做了修正和调整，如强调了逻辑上的证实可能性等，特别是卡尔纳普在移居美国之后把研究的重点放到了概论理论和归纳逻辑的研究，这使他更多地落入经验主义的阵营。

　　二，科学主义的主张

　　蒯因在被看作是抽掉了逻辑经验主义根基的重要文章《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指出，逻辑经验主义受到两个教条的制约，即分析真理与综合真理的区别和还原论的主张。但在这篇文章发表50多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读蒯因的文章，反省逻辑经验主义的工作，我们会发现，蒯因所指出的这两个所谓的“教条”，正是逻辑经验主义留下的哲学遗产。

　　我们知道，对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的区分是逻辑经验主义的重要思想之一。这个思想来自休谟以来的经验主义传统，但逻辑经验主义者对这个区分给出了全新的论证和解释。他们明确地把逻辑和数学陈述看作是分析陈述的主要内容，这些陈述的意义或真主要是由它们的形式确定的，因而它们不涉及到任何经验的内容；但综合陈述虽然在内容上属于经验科学的范围，但在表达形式上仍然必须符合逻辑句法的要求；或者说，只有符合了逻辑句法的综合陈述才是有意义的，才是真正的科学陈述。在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人看来，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并不完全是一种认识内容上的区分，更重要的是认识形式或对认识的表达方式的区分：分析陈述由于其形式本身的有效性而具有意义；综合陈述（或经验陈述）由于必须对世界有所断定并符合逻辑句法才具有意义。维也纳学派最初为哲学规定的任务是澄清命题的意义，这里的“命题”不是一切命题，而主要是指“科学的命题”，即经验陈述的意义。由于分析陈述自身具有意义，所以不需要用逻辑方法去澄清意义。正由于经验陈述或科学命题往往由于形式上的混乱或违反了逻辑句法，因而需要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它们的意义做出澄清。这里所谓的“澄清”，就是使原来的陈述符合逻辑句法的要求，从而呈现出这个陈述原本的意义或使这个陈述的意义变得更加清楚。[11]

　　在逻辑经验主义者看来，分析陈述可以由于形式而具有意义，而要确定综合陈述的意义，还必须使这些陈述的经验内容能够得到证实，这个证实的过程不是对规律性命题或概括命题的经验验证（事实上，也无法对这样的命题做出直接的经验验证），而是对具体的记录句子的经验证实。由于表达了自然规律或概括内容的经验陈述必须能够还原为记录句子才能获得意义，所以还原论的主张自然就成为逻辑经验主义讨论意义问题时所要坚持的基本信念之一。可以说，只有坚持了还原论的主张，逻辑经验主义者才能把分析陈述与综合陈述的区分坚持到底。在这种意义上，石里克和卡尔纳普等人提出的意义的可证实性原则就具有了强烈的还原论特征。

　　从逻辑经验主义的这两个重要特征中可以看到，这种哲学致力于按照科学研究的方法，或者说，以追求科学命题的意义为目的，把哲学研究置于科学的范畴之下。这种被后人称作“科学主义”的哲学宗旨，集中体现了逻辑经验主义为当代西方哲学留下的巨大的哲学遗产，由此形成的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被看作与欧洲大陆哲学中的所谓“人本主义思潮”相抗衡。[12] 虽然逻辑经验主义者并没有明确地把自己的哲学称作“科学主义”[13]，但反省逻辑经验主义者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其中包含的科学主义的主张：

　　第一，强调哲学的任务是澄清科学命题的意义，哲学研究的范围只是那些可以为科学命题所涉及的领域，这就把哲学与科学紧密地联系起来了。石里克在《哲学的转变》中明确指出，“每一门科学都是一个知识体系，即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而全部科学，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命题在内，都是知识的体系，在这之外，再没有一个‘哲学的’真理的领域。哲学不是一个命题体系，它不是一门科学。……我们现在认识到哲学不是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这一点积极表现了当代的伟大转变的特征；哲学技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科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理性，哲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正意义。科学的内容、灵魂和精神当然离不开它的命题的真正意义。因此哲学的授义活动是一切科学知识的开端和归宿。”[14] 石里克这里所说的“科学”，是指经验科学的内容，而不是为获得这些内容所从事的科学实验或一切科学活动。在他看来，从事科学实验，通过实验去证实科学命题或假设的真伪，这是科学家的工作；哲学家的工作是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去澄清这些科学命题的意义。所谓的“确定或发现”意义或“授义活动”，都是指这些科学命题原本具有意义，但需要通过分析来使这些意义更为清楚。由于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澄清科学命题的意义，哲学是一种澄清命题意义的活动，所以，就不存在专门的哲学命题；一切被看作属于哲学命题的东西，经过逻辑分析，都可以显示出它们不过是一些伪装的分析命题，或者是一些违反了逻辑句法的假命题。这样，哲学研究的范围就只能限于科学命题，哲学由此就成为科学的“仆人”。

　　逻辑经验主义对哲学性质和任务的这种规定，直接导致了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产生：维也纳学派提倡的“科学的世界观”，就是西方科学哲学诞生的重要标志。[15] 当然，这种明显的科学主义主张，在维也纳学派发展的鼎盛期间就遭到了来自学派内外的一些批评。内部的批评者主要是纽拉特，外部的批评者是波普尔。他们主要认为，对哲学性质的这种规定把哲学与科学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哲学的研究空间，客观上排除了对其他知识领域从事哲学研究的可能性。

　　历史地看，虽然逻辑经验主义试图以科学为模式建立哲学的理想已经被证明是一相情愿的“乌托邦”，但它所提倡的一些科学主义的思想，如以科学的或逻辑的方法确立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以澄清命题意义为主要任务来规定哲学的性质等，却对当代西方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不仅促成了科学哲学的兴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即从体系哲学转向了“问题哲学”——一种以解决问题为宗旨的哲学研究走向。

　　第二，无论是否可以为经验所证实，可证实的命题就是可以表明其必然为真的命题，这种对真的追求正是体现了科学的精神。维也纳学派的理论中遭到批评最多的是它的“证实原则”，逻辑经验主义者对自身理论修补最大的也是这个原则：石里克、卡尔纳普、艾耶尔等人，都在维护和修正这个原则上花费了大量精力，对批评者的意见先后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决办法。虽然后来的研究表明，这个原则本身存在许多理论上的或逻辑上的漏洞，但它体现出的求真的科学精神却仍然为后人所继承。蒯因和戴维森等人就明确地把对真的追求看作哲学工作唯一正确的内容。蒯因在他晚年发表的《真之追求》（1990）中，追随塔尔斯基[16]的思想，把求真理解为一个追求实在的过程，把关于真的符合论理解为一种去引号的做法。他写道：“正像塔尔斯基告诉我们的那样，真之符合论有某种根本的有效性。我们不说‘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是一个事实，而可以把‘是一个事实’作为空洞无意义的东西简单地去掉，这样与事实本身联系起来：‘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把真归于句子即是把白归于雪；在这个例子中，这就是符合。真的归属恰恰取消了引号。真即去引号。因此在把真归于一个给定的句子时，真这一谓词是多余的；你可以仅仅说出这个句子。但是对于没有给定的句子，真却是需要的。这样我们可能想说，某人在某场合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或者，真理论的所有推论都是真的。在做逻辑分析时，这样的语境表明，真这一谓词不是用于引号，而是用于代词或约束变元。”[17] 在这里，蒯因没有把真理解为句子与实在的简单符合，而是理解为句子的一个属性，即可以得到肯定的不加引号的句子本身。逻辑经验主义者不说“……是可证实的”，而是说“……”或“……是有意义的”，同样，蒯因认为，对于被断定为真的句子，我们不说“……是真的”，而是说“……”或“的确，……”。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真的句子。这样，“真”这个词就可以被取消了，代之以对所要断定的句子的肯定。可以看出，蒯因对“真”这个词的处理使用的完全是逻辑的方法，即通过把“真”用于代词或约束变元而取消“真”在句子中的出现。应当说，这完全符合逻辑经验主义者对“可证实性”概念的处理方式，即可证实性（1）取决于逻辑上证实的可能性；（2）主要用于判定句子有无意义，而不是用于判定句子的真假。这些都取决于他们使用了逻辑的方法，因为只有逻辑的方法才能保证作为分析对象的句子可以必然地为真或必然地具有意义。

　　在当代分析哲学家中，戴维森最早意识到塔尔斯基关于真的语义学定义对构成语言意义理论的重要作用。但与塔尔斯基不同，戴维森在构造自己的意义理论时，把关于真的理论建立在关于一种语言的意义理论的基础之上，用意义理论来解释真的理论。他把真理解为人们在某个特定场合说出的话语的特性，这样，“真”就成为一种表达句子、说话者和说话时间之间关系的谓词。他写道：“语句仅仅相对于一个说话者和一个时间才为真，并且被认为是真的。带有指示词的语句产生出一个十分敏感的对于意义理论正确性的检验，并构成那种在语言与人类所关切的那些反复出现的宏观对象之间的最直接的联系。”[18] 在这里，戴维森把句子的真限定在了句子的使用中，或者说，把“真”概念理解为句子的一种使用特性。虽然这与他对意义概念的解释有很大的不同，[19] 但这种做法却也符合科学主义的精神。因为科学的目的就是要把经过证实的命题（规律）用于具体的实践活动，并在这种实践活动中进一步验证这个命题（规律）的正确性（为真）。而且，逻辑经验主义强调逻辑与经验的结合，目的其实就是为了使经验活动具有逻辑的合法性，并最终确立经验命题的逻辑必然性。

　　第三，提倡这样一种明确的观点，即认为一切知识问题都可以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得到解决；由于自然科学具有主体间性，因而可以避免和排除个人的心理因素对认识活动的影响。这里所说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在逻辑经验主义者那里，特别是在卡尔纳普那里，先是数学的方法，然后是物理学的方法，最后是语义学的方法；当然，在所有这些方法背后，起关键作用的是逻辑的方法：虽然逻辑并不属于自然科学，但它却为一切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奠定了理性和必然性的基础。实际上，逻辑经验主义者在突出逻辑的关键地位时，目的是为了强调这种研究方法具有的主体间性。卡尔纳普在说明物理主义语言的优点时，特别指出了这种主体间性的重要意义：它说明，哲学研究，或者说，对命题意义的逻辑分析工作，不是一种依据研究者个人的知觉或经验去完成的事业，而应当是能够为所有的研究者共同观察到的、使用共同的语言来表达的、可以相互交流的研究事业。这样的事业不可能是依据对个人心理的分析或推测来完成的，而只能是依靠对共享的研究对象做出客观的、逻辑的分析来达到的。虽然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本身具有这样的主体间性，但这样的知识仅仅是对偶然的经验事实的描述，并不具有逻辑的、必然的性质。根据逻辑经验主义的主张，“原始经验是绝对中立的，或者像维特根斯坦偶尔提到的那样，直接感觉材料是‘没有所有者的’”。[20]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把经验中立化即通过使用具有客观中立性质的逻辑句法和规则，而使表达经验内容的命题得到主体间性特征。

　　实际上，强调经验的客观中立性，始终是实证主义以及传统经验论的一个重要主张。但以往哲学家大多用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借助于个人经验知识的可靠性，推出客观普遍有效的命题。与传统哲学家不同，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只有使用现代逻辑的方法，才有可能把经验陈述完全确立为一切知识的可靠基础；这样的方法能够保证一切有意义的陈述在逻辑上是有效的，在经验上是可以得到证实的。虽说现代逻辑并非仅仅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出现的，但在逻辑经验主义者看来，现代逻辑即使作为一种方法，在现代哲学的产生中同样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就是，把我们的说话方式从内容方面转向了形式方面，把我们对命题的分析从心理内容的考察转向了对语言表达形式的分析和规定。这种转变的最大结果，就是使哲学完全摆脱了传统的心理因素的束缚，走向了分析具有客观性和主体间性的语言表达式。这种结果对当代哲学的深远影响显而易见。

　　三，从科学的统一到科学哲学的兴起

　　科学的统一是维也纳学派的理想，也是逻辑经验主义具体落实的行动纲领之一。正是通过这个纲领和口号，维也纳学派把自己的哲学观念推广到了奥地利之外的其他欧洲国家，并推广到了美洲大陆，从而使逻辑经验主义最终成为一场国际性的哲学运动。[21]

　　1935年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一届国际“统一科学大会”是逻辑经验主义在国际范围内公开亮相的开始，科学统一的口号也是维也纳学派最初获得国际认可的重要标志。据称，这个主张最初是由纽拉特提出，他提倡用物理主义的语言分析一切被称作经验的陈述即记录句子，并希望以物理学作为统一各种经验科学的基础。这个主张很快被卡尔纳普接受，成为维也纳学派的主要观点。维也纳学派清楚地认识到，“统一科学的语言必须满足以下两个要求：第一，它必须是主体间的，也就是说，从形式的观点来看，它必须构成一种共同的记号和规则的系统，从语义学的观点来看，一个给定的记号，对于任何一个使用语言的人来说都必须有相同的意义；第二，它必须是普适的，也就是说，无论何种语言的任何语句都必须是可以翻译成此种语言的；它必须构成一种可以表达任何事况的概念系统。”[22] 卡尔纳普和纽拉特相信，物理学的语言完全满足统一科学的这两个条件。所以，维也纳学派的这个主张就被称作“物理主义”。

　　虽然物理主义和科学统一的主张自提出后就始终遭到不少反对，但逻辑经验主义者并没有放弃实现统一科学的理想，而是以各种方式在努力按照这个主张工作。首先，“国际统一科学大会”从1935年到1941年共举行了6次，后来由于战争才被迫终止。历届大会的主题包括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科学的统一、伪问题与语言、归纳与概率、逻辑与经验、数学哲学、逻辑、逻辑史和科学哲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科学逻辑的一般问题、统一科学的目的和方法、科学方法与科学的语言、具体科学的方法论、精确逻辑的问题、科学与社会、科学史等等。参加历届大会的代表来自世界各地，涉及的领域涵盖了当代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几乎全部内容。这个传统至今得到了继承，开始于1960年的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每四年举行一次；而且，创立于1937年的由纽拉特担任过主席的“国际哲学学会”至今依然活跃在国际哲学舞台。

　　其次，1938年，由纽拉特任主编，卡尔纳普和莫里斯任副主编的《统一科学国际百科全书》正式出版，该丛书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包括了波尔、杜威、费格尔、米塞斯、耐格尔、赖欣巴哈、罗素、塔尔斯基等许多重要的哲学家、经济学家、物理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等。从这些组成人员所从事的领域就可以看出，该丛书涉及的领域涵盖了众多的学科，体现了其建立统一科学的根本宗旨。1938年作为该丛书第一卷第一册首先出版的《统一科学百科全书》，就是由纽拉特、波尔、杜威、罗素、卡尔纳普等人共同完成的，随后出版的各卷册内容包括了语言学、数学、物理学、宇宙学、生物学、心理学、伦理学、经济学等学科。该丛书一直出版到1968年，共出版了20卷册，许多对后来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著作，最初都是在这个丛书中发表的，如莫里斯的《指号理论的基础》（1938，第1卷第2册）、布龙菲尔德的《科学的语言学方面》（1939，第1卷第4册）、耐格尔的《概率论原理》（1939，第1卷第6册）、弗兰克的《物理学基础》（1946，第1卷第7册）、纽拉特的《社会科学的基础》（1944，第2卷第1册）、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第2卷第2册）等。[23]

　　当然，作为一种哲学理想，实现科学的统一只能留在历史文献之中；但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科学的统一仍然不失为一种积极可取的方向，虽然不一定以物理学为这种统一的基础。逻辑经验主义者提倡以物理学为模本统一科学，其目的是为了以一种具有主体间性的语言表达知识，为了使经验陈述完全摆脱个人心理的影响、达到客观可观察的结果。正是出于这种目的，逻辑经验主义者以现代逻辑为工具，以自然科学研究为模本，力图把哲学建立在精确科学的基础之上，由此开辟了科学哲学的研究方向。

　　赖欣巴哈在1951年发表的《科学哲学的兴起》中公开宣称，逻辑经验主义的哲学是一种可以作为科学的哲学，它与传统的思辨哲学有着根本的区别。作为一门科学的哲学，首先就要求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具有明确的客观性，其次要求这门科学使用的语言必须是可以共同交流的。赖欣巴哈在书中讨论了思辨哲学的根源以及科学哲学的主要成就，从中可以看到这门科学所涉及的领域包括了几何学、物理学、进化论、现代逻辑、伦理学等。他在对所谓的“旧哲学”和“新哲学”的比较中，明确地指出了他所理解的“新哲学”的科学哲学的特征：第一，这种哲学不是用类比的方法去说明知识论问题，而是对科学的结果做出逻辑的分析；第二，这种哲学拒绝承认任何关于物理世界的知识是绝对确定的，相信逻辑和数学的原理是可以获得确定性的唯一领域；第三，这种哲学完全放弃了提出道德规律的奢望，认为道德目的不是认识的产物，而是意愿的产物，而且意愿不能从认识中推导出来。[24] 同样是维也纳学派成员的弗兰克在他于1957年发表的影响很广的著作《科学的哲学：科学和哲学之间的纽带》中，则明确地把理解科学及其运作方式看作是科学哲学的主要内容，把科学哲学看作是连接科学和哲学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纽带。[25] 1966年，卡尔纳普出版了他于1958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讲课稿《科学哲学导论》，他在书中没有直接讨论科学哲学的性质或任务，而是详细讨论了归纳问题、定量语言、空间的结构、因果性与决定论、理论规律和理论概念以及量子物理学中的非决定论问题等。[26] 但正是这些问题构成了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主要内容。

　　--------------------------------------------------------------------------------

　　[①] 从西方哲学家发表的著作目录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例如，Werner Diederich, ed., Theorien de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Beitrage zur diachronen Wissenschaftstheorie, Frankfort am Main, 1978;  Johann Dvorak, Edgar ilsel und die Einheit der Erkenntnis, Wien, 1981; Hans-Joachim Dahms, Positivismusstreit. Die Auseinandersetzungen der Frankfurter Schule mit dem logischen Positivismus, dem amerikanischen Pragmatismus und dem kritischen Ration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94; 等等。斯塔德尔在他的《维也纳学派》中开列的书目就达50多页。见该书第910-961页。

　　[②] 卡尔纳普等人：《科学的世界概念：维也纳学派》，载陈启伟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版，第441页。

　　[③] 艾耶尔：《语言、真理与逻辑》，尹大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56页。

　　[④] A.J.Ayer, ed., Logical Positivism（A Free Press, 1959）, p. 3.

　　[⑤] 克拉夫特的《维也纳学派：新实证主义的起源》（1950德文版，1953年英文版）一书在西方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哲学家们了解和研究维也纳学派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哈勒也愿意把维也纳学派的哲学称作“新实证主义”，而把由这种哲学所引起的整个分析哲学运动称作“逻辑经验主义”。见哈勒：《新实证主义》（韩林合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5页。

　　[⑥] M. Schlick, “Positivism and Realism”, in A. J. Ayer, ed., Logical Positivism, p. 82；参见洪谦的《论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5页。

　　[⑦] 卡尔纳普等人在《科学的世界概念：维也纳学派》中明确指出，这种世界观的特点就在于它既是经验主义的又是以逻辑分析方法为标志的：“我们已经根据两点规定基本上描述了科学世界观的特点：第一，它是经验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只有来自经验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建立在直接所予的基础之上的。第二，科学的世界观是以一定的方法即逻辑分析的运用为标志的。科学工作努力的目标是通过将逻辑分析应用于经验材料达到统一科学。”载《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第443页。

　　[⑧] 《逻辑经验主义》上卷，第52页。

　　[⑨] 同上书，第56-57页。

　　[⑩] 同上书，第57页。

　　[11] 实际上，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的错误或把形而上学命题判定为“假命题”，这不过是维也纳学派或逻辑经验主义在推行逻辑分析方法和展开科学意义研究中的附带工作。

　　[12] 虽然逻辑经验主义者以及早期分析哲学家并没有明确地把自己的哲学划定为“科学主义”的阵营，但把他们的哲学称作“科学主义思潮”和把欧洲大陆哲学中的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等称作“人本主义思潮”，却是在逻辑经验主义达到鼎盛时期的20世纪50年代左右。历史地看，对这两大思潮的区分还可以推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哲学。但到了20世纪末，西方哲学家对这两种思潮的区分已经提出了挑战。参见罗蒂对这种区分的批评：《自然科学是否具有自然性》，载他的《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49-74页；”The Analytic and the Continental, in conversation with Simon Glendinning”, in New British Philosophy, ed., by Julian Baggini & Jeremy Stangroom, Routledge, 2002, p. 201-215.

　　[13] 目前在西方，对“科学主义”概念有两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是认为，它是指“一种认为科学是唯一的知识、科学方法论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正确方法的观点”（《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第903页），这是对“科学主义”的积极理解；第二种是认为，它是指“一种明显的柏拉图主义和笛卡尔式的信念”（马格利斯：“先期盘点20世纪的美国哲学”），即认为可以用科学的方式解释一切自然的和精神的现象，这是对“科学主义”的消极理解。蒯因、戴维森等人的哲学被看作属于第一种，而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保罗·丘齐兰（Paul Churchland）、乔姆斯基、杰里·福多等人则被看作属于第二种。我们这里所说的逻辑经验主义提出的科学主义主张，当然属于第一种理解。

　　[14] 石里克：《哲学的转变》，载《逻辑经验主义》上卷，第8-9页。

　　[15] 时至今日，西方哲学家在讨论西方科学哲学的历史时，仍然是把维也纳学派作为这个历史的开端。参见F. Stadler, The Vienna Circle（Wien &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2001）, pp.9-27.

　　[16] 我们在这里把塔尔斯基看作是一个逻辑经验主义者，虽然他的思想与维也纳学派的主张有很多不同。参见《卡尔纳普思想自述》(陈晓山、涂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95-103页。

　　[17] 蒯因：《真之追求》，王路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0-71页。

　　[18] 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牟博编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4页。

　　[19] 戴维森对意义概念的处理是用语义学的方法定义这个概念，把它理解为一种可以从形式上加以定义的概念。这似乎更符合塔尔斯基的动机。

　　[20] 《逻辑经验主义》，上卷，第57页。

　　[21] 关于统一科学纲领的历史文献，请参见卡尔纳普《作为统一科学语言的物理语言》（载《认识》，第2卷）；卡尔纳普《使用物理语言的心理学》（载《逻辑经验主义》，下卷）；纽拉特《经验社会学》（1931，“科学的世界观丛书”，第5卷）；纽拉特《统一科学和心理学》（《统一科学》杂志，第1期，1933）；费格尔《物理主义、统一科学与心理学基础》（《逻辑经验主义》，下卷）；Friedrich Stadler, The Vienna Circle, §§7.2.5.2-7.2.5.8, pp.356-393.

　　[22] 克拉夫特：《维也纳学派》，李步楼、陈维杭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42页。

　　[23] 关于“国际统一科学大会”和《统一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的详细资料，参见F. Stadler, The Vienna Circle, pp. 356-398; pp. 607-609.

　　[24] 参见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第234-235页。

　　[25] 参见弗兰克：《科学的哲学：科学和哲学之间的纽带》，许良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26] 该书中译本由张华夏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