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功

2005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方面由于学术研究自身的连续性，依然延袭了前几年的某些重要话题，并力图使之向纵深推进；另一方面，又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和学术研究的进展，提出和探讨了一些具有生长点意义的新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持续深入。由于张一兵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率先引入文本学分析方法取得的成就及其所产生的示范效应，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迅速成为近年来学界的热点。如果说在前几年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地关注文本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那么现在已经把重点转到对具体文本的个案研究和对相关思想的深入阐发上来。聂锦芳强调，文本研究要确立起对学术的敬畏与尊重，他重点对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行了清理，同时展开了若干个案研究；李淑梅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再解读，揭示了马克思对体系化哲学的突破及其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转变；魏小萍对《手稿》中外化劳动和异化劳动两个概念做了甄别，对外化、异化与私有财产之间关系的历史程序进行分析，进而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概念背后的理论问题；孙熙国从德文原文入手，并参照俄文版和英文版，探讨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中一个命题含义的重新翻译和理解，并指认这一命题对于解决人的本质和社会历史理论问题的重要意义；郭艳君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通常被看作唯物史观“经典表述”的文本作了重新阐释，认为长期以来人们把马克思从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得出的结论普遍化，用于解释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并以此建构起一个封闭的哲学体系，遮蔽了马克思在历史哲学领域所实现的革命变革；段忠桥通过重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著名论述，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一个主要依据提出质疑；《南京大学学报》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及其当代价值”为题，发表了中日学者黄楠森、王学东、小林昌人、吉田宪夫的一组笔谈，等等。这些颇见功力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持续深入的明证，今后还大有可为。

2.马克思哲学革命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方兴未艾。这是世纪之交形成的一个研究热点，至今不衰，并且呈现出向某些新领域拓展的态势。《复旦学报》自2004年底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与前沿问题研究”专栏以来，陆续发表了俞吾金、吴晓明、贺来、王德峰、杨学功等学者的文章，论题都集中在马克思哲学革命及其当代价值上；孙正聿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撰文，重申了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对于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键意义；仰海峰在《学术研究》撰文，把马克思哲学的精神概括为形而上学批判、资本逻辑与总体性、社会批判理论三个方面，并提出：如何从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出发，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面对当代社会及其文化逻辑，这构成了马克思哲学当代建构的根本性问题。可以看出，如何在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其当代价值，并通过切实的创造性研究，在当代语境中提升和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3.唯物史观及其相关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研究异常活跃。有学者曾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哲学研究发生了一个研究重心的转变，即从认识论向历史观的转变。2005年，以前的一些研究课题，如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理论、东方社会理论、生产理论、交往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以及现代性、全球化等等，仍在继续深入开展。同时，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相关的一些问题成为新的研究热点，特别是关于“以人为本”方面的文章，数量很多。从学术开新的意义上看，吴晓明对文明的冲突及其现代性根源的探究，丰子义关于财富尺度问题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此外，关于公共性和公共哲学的研究，关于价值共识和社会正义的研究等等，也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不难预测，由于其强烈的现实性，这方面的研究今后仍将是一个持续活跃的领域。

4.辩证思维与和谐思维的争论引人注目。张奎良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提出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思维。他认为，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对抗的社会里，人们的思维方式往往带有对抗性，在这种背景下，辩证思维也带有鲜明的否定性，突出表现为向对立面的斗争性倾斜。这种长期以来向对立面斗争性倾斜容易使人们习惯于从对立和斗争的视角来思考问题，不重视对立面同一的作用，不擅长从对立面和谐的视角来化解矛盾。现在为了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形成和谐思维方式。善于从对立面中汲取有利成分壮大自己，是和谐思维的鲜明特征。促进对立面的结合，可以发掘新的力量源泉；对立面的结合开辟了新的发展模式，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方消灭另一方，而是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实现对立面的共存和双赢。郭和平则认为，和谐思维的提出只是在否定斗争哲学的意义上成立，在总体意义上，构建和谐社会可以也应该突出和谐思维，但一般地还是讲辩证思维较为妥当。他概括了一种他称之为发展着的矛盾理论或新矛盾理论的主要特点，并与张奎良展开了争鸣，认为即使在特殊意义上，也不能对矛盾作向斗争性（对立性）倾斜和向同一性倾斜的划分或论断。李楠明也参与了论争，他强调，对和谐思维意义的理解不能仅仅囿于传统的辩证法理论的阈限内，因为它体现了对辩证法性质的全新认识和对辩证法内容的丰富与扩展。只有理解了从对立斗争的思维向和谐共处思维转换的创新性质，才能使哲学理论更符合当代历史发展的实际，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哲学理论根据和思维方法。这种争鸣，既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又有助于学术研究的深化。

5.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继续拓展。近年来，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形成了一种颇具声势的学术潮流，2005年又有所拓展。陈学明进一步强调了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和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均具有正向功能；而在王雨辰看来，自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学界以来，就以各种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发展，应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做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和现代转型的重要思想资源。在具体的思潮和人物研究方面，乔瑞金、师文兵评论了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和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的争论，通过对他们所代表的两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分析比较，试图把握和揭示当代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意识；张亮以《认识论的元批判：胡塞尔和现象学二律背反研究》为文本依据，探讨了阿多诺对胡塞尔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指认其所使用的“内在批判”方法对于亟须在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与批判过程中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更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借鉴意义。此外，张盾关于后现代理论对马克思“生产”概念的批判的评述，刘怀玉关于列斐伏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的评介等等，都有一定的新意。

6.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讨论热烈。哲学范式不是指某种具体的哲学分析方法，而是指哲学的总体性的活动方式，即哲学理性分析、反思和批判活动的最基本的路数。衣俊卿认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要从主题和命题上回归生活世界，而且必须完成自觉的哲学范式的重新选择，建立一种以文化哲学为基本形态的实践哲学范式，把马克思的文化批判精神建构成现实生活世界的内在的精神维度。王南湜、徐长福等人关于实践哲学发展路向和实践智慧的讨论，也在理论深层关涉到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有的学者从回答当代问题的视角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的必要性。欧阳康提出，研究范式的转换首先是研究视野的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在全球化背景中并在对全球化问题的解答中获得新的时代性发展。丰子义也认为，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主要不在于提出了多少具体问题需要加以关注和解答，而在于对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因而需要对传统研究范式作出新的调整和变革。还有不少学者从哲学观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反思和转换，是研究者主体意识自觉的标志。

7.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备受关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高清海在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他指出：哲学是民族之魂，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的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创造“当代中国哲学”，实质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他的这一主张引起学界的普遍共鸣，许多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建构主要表现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建构，这也是新世纪中国哲学学术流派本土建构的一项重要使命。正如有的学者所评论的：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正越来越成为哲学界的一个共同诉求，这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内部的“问题意识”，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理论诉求，同时还是复兴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的必由之路。可以相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将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或当代中国哲学的一种现实形态而存在，它将成为中华民族在21世纪民族精神的集中表达，成为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精神文明的新贡献。

从以上简略的概述中可以看出，2005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稳步推进的态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长期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也开始涉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他们的积极参与，不仅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对话，而且由于学术背景和研究路数的差异，他们的研究成果本身即提供了在范式转换意义上有启发性的模板。如邓晓芒关于建构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构想，赵敦华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间原理”的论述等等。

当然，2005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一是原创性欠缺，大量论著停留于一般性介绍域外成果或简单重复既有研究成果的水准上，真正有创新意义而又能在学理上经受检验的成果不多。二是互动式的讨论和争鸣少。三是学术性与现实性两极分离。这些问题需要引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