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希腊城邦的公民不存在自由与平等之争，因为他们拥有自由与平等，可以在公民大会上自由发言，平等地参与国家的管理，决定国家的事务。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时期，由于神权大于王权，最大的问题不是在社会中拥有自由与平等，而是如何能够成为上帝的选民，因此民众在心灵上的平等代替了实际中的不平等，也不存在平等与自由的问题。直到法国大革命后，当“自由、平等、博爱”被作为一种理想提出来后，如何争取自由与平等成为革命过程中的目标，但是没有谁意识到这其中包含的巨大的难以解决的矛盾，只有到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后，在实际的政治体制中如何实现这两个方面，从而平等与自由作为一个矛盾才被揭示出来。
    2，自由与平等哪一个具有优先地位。自由主义者强调“自由优先”的原则，为了自由可以容忍差别，这显然是一部分人的思想观念，因为一部分人获得了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平等，因此才强调自由的重要性。相反，在经济或政治上处于劣势的群体则更强调平等的重要性。自由与平等如何才能走在一起作为可以实践的理论？现当今的社会，存在太多的差异，既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别，也有社会上的贫富差别、权利差别、制度差别等等方面。因此，任何一套政治理论不能不正视众多差别的客观存在，如果忽略了这些差别，可以提出一个理想乌托邦。如同柏拉图理想国或者是孔子的圣王统一的理想，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自由与平等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相互妥协，即行中庸之道，达到最大的平衡。中庸之道的自由主义必然会遭到攻击，因为他们调和了自由与平等。因此，在左、右两方面都会批判的这种自由主义的不彻底，但是，最终获胜的将会是中庸之道的自由主义，因为它在自由与平等两个方面做出了让步，依据于现实而试图解决现实的问题，具有可实践性。因此，这种思想将会深入地影响到各个国家的制度安排和民主进程当中。
    3，经济平等最根本的一种社会福祉，它应当指向的是大多数人拥有的权利，在经济不平等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一部分人侵犯个人权利，或少数人、个别人的权利是建立在对多数人自由的剥夺之上，那么，自由主义所捍卫的个人权利将是虚伪的，是部分人的权利，是具体的个体或一部分群体的自由。马克思主义对此的批判也有一定道理，因为整个社会总会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要求，有不同的利益群体，因而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带有阶级性，任何权利都是本阶级的权利。但是，作为更为根本的人文关怀，不能仅仅通过斗争来解决问题，应该所追求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及其实现。另一方面，权利必须是真实的、有效的，例如给我了各种政治自由，可是我却连一顿饭也吃不饱，那么，对于我来说这种政治自由就不是真实的，并没有实际意义，只有获得了经济上的相对平等的时候，自由的价值才能体现出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没有经济基础作保障，任何的政治自由都失去了意义。正是因为这种原因，中国所强调的生存权大于一切才获得了合理性，得到多数人的认可。
    4，社会中，政府的作用如何，管理事务的多少是不是评判政府良好与否的标准。我认为，如果从自由、个人权利出发的话，政府管得越少就越有利，因为政府对公民的干预较少，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但是，如果从社会公正作为出发点，由于社会层次的多样性、差异的复杂性，国家可以作为协调者的身份出现，通过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实现平等和公正的平衡。但是平衡并不等于无差别地平等，这种平等主义，可以在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找到原型，它表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实现再分配的平等。这少数人是指那些有创造力、有巨大贡献的少数人，如技术骨干、岗位能手等，在计划经济时代极力控制同一阶级内部的贫富分化，因此，在执行再分配时，并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照人均分配，或者仅仅以微小差别来掩盖这种剥夺，在对有贡献的人的奖励当中，往往是以各种精神奖励来进行。第二，以群众舆论监督贫富分化。“资本主义”不再是一种国家制度，而是作为阶级对立面来出现，如果被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甚于违反法律，成为群众的批判对象，从而在思想上确立平均的合理性。第三，基本的政治自由得到“保障”，但是必须在狭小的范围内实现。这种限制的政治自由使每一个人（异己分子除外）都获得了一种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平等主义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实行并不是理想，因为它存在着种种不足。第一，它牺牲了农民利益来补充工人的利益；第二，牺牲精英的利益实现再分配的平等，削弱了创造力和积极性。第三，竞争在计划经济时代成为不可能，市场萎缩，产品匮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这种平等主义已经被中国以渐进式改革废弃了，如果要平等，必须正确处理好“平等与效率”的问题，那么，一定程度上的贫富分化必须要被允许，否则，“平等与效率”只能够作非此即彼的选择。另一方面，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自由、平等、民主已经不再是某一个国家内的事情，而更应该以全球化作为一种契机，各个国家作为整个世界的成员来谈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即如何在全球化的高度上来实现各个国家的自由、平等、民主。这种运用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是一致的。
    5，国家是如何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但是阶级是一个可疑的概念。因为，什么是阶级，凭什么判断阶级都是还需要探讨的。而从历史发展来看，国家的出现是必然的，它的产生是以民族、地域为基础的保护本民族、本地域的人不受外来侵犯（安全的需要）和协调民族内部的关系（交往的需要）。由于安全和交往的需要，国家的产生并不立即具有阶级性，相反，初始的国家是一个公共组织。国家的作用在于保护和协调，但是自从国家出现以来，国家的职能却在不断地扩大，手段逐渐多样化，这必然干涉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在自由与平等的两难选择中，处于国家的利益必然会对不同的阶层采取不同的政策，获取平等而损害自由，或者获得自由而破坏平等，这就需要一定的国家暴力机器来维持秩序。对于正在转型的中国来说，政治体制的改革既需要学习其他国家的模式，也需要有自己的创新，但重要的是，如何在现有的政治利益基础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是必然的，但却又不能触犯现有的社会秩序，因而，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间，经济改革已经成功实现了转型，但政治体制改革却举步维艰，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的利益既得过于敏感，党政的双重政治体制限制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如何创造出一种适合中国现有政治体制的政治制度，这是需要长期思考的问题，但可以确认的是，中国不会走两党制或多党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