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外国哲学：国内研究现状与展望

江怡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北京100732）

[作者简介] 江怡（1961- ），男，四川宜宾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英美哲学、语言哲学和维特根斯坦哲学。

[摘要] 现代外国哲学研究是我国外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1个世纪的发展，我国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规模和特色。1995年以来，我国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展望未来，我们的研究需要与时俱进，对当代外国哲学中的重要问题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观点。

[关键词] 现代外国哲学 哲学研究 发展趋势

Contemporary Foreign Philosophy: Present Situation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in Its Study in China
Jiang Yi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Study in contemporary foreign philosophy has been constitutive of study of foreign philosophy in China. It has formed the characteristic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last century. From 1995 up to now there are many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while it has been in a new stage of its development. From now on we need to study foreign philosophy along with its development and to develop our responses to all the significant problems made by foreign philosophers.
[Key Words] contemporary foreign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 research;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一， 学科的背景与定位

现代外国哲学研究是哲学研究的前沿学科之一，是我国外国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和掌握外国哲学发展趋势并展开与国外哲学家直接对话和交流的重要窗口和渠道。我国对外国哲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对现代外国哲学的研究，并通过这些哲学家的著作和思想逐步展开对外国哲学史的研究。

20世纪20-30年代，张申府、金岳霖、胡适、丁文江等人对罗素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的研究，揭开了我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的序幕。

自建国以来，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的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大的阶段：前十七年的批判性介绍、十年文革的沉寂、改革开放之后的复苏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我国对外国哲学的研究主要侧重对马克思哲学主要思想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以及对古希腊哲学和近代欧洲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研究。当时出于学术交流和批判的目的，也有限地翻译出版了部分当代哲学家的论著。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现代外国哲学研究才得以复苏：外国哲学家的重要论著被陆续翻译出版；当代哲学的重要思潮和理论被陆续介绍；出现了译著畅销、论著猛增、讲座满堂、人人争先恐后地了解新思想新观念的局面。
从学科性质上看，现代外国哲学研究是外国哲学研究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外国哲学史研究的当代部分。从学科内容上看，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直接涉及到当代哲学家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观点，是当代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首先，哲学学科的建立主要来自西方，是自古希腊哲学以来的西方哲学发展的结果。我们如今所了解的“哲学”一词来自日本，其主要内容就是传入日本的西洋哲学。20世纪初以来由胡适、冯友兰等人建立的中国哲学史框架，也完全是照搬西方哲学的建构模式，延续至今。西方哲学是人类对大千自然世界、复杂人类社会和神秘思维活动形成的最初认识形式之一，是哲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得以诞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与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东方哲学、阿拉伯哲学以及希伯来-犹太哲学等不同，以古希腊哲学为起点的西方哲学传统强调理性和批判，重视逻辑的推理和经验的证实。苏格拉底的名言“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既表达了西方哲学的理性特征和思辨特征，也反映出西方哲学对人类生活意义和价值的密切关注。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经历了三次重大形态转变，分别出现了以本体论（或存在论）、认识论和语言哲学为主要内容的思维模式。经过2500多年的演变，西方哲学最终形成了以思辨的形而上学、理性的科学方法、批判的社会意识和宗教式的人文关怀为主要特征的哲学传统。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哲学概念首先应当是指一种具有先验的、思辨的、形而上的理论体系或思维方式。我们所谓的“做哲学”，通常是指从一般和抽象的角度，根据某种原则，按照某种方法，对哲学问题或其他学科中提出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做出合乎逻辑的理性分析。因此，理性的思辨和逻辑的推理，成为哲学研究区别于其他人文学科研究的重要标志，也是哲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主要特征。

其次，现代外国哲学是西方哲学发展的现代形态，是哲学研究在当代的主要表现形式。从时间上说，现代外国哲学的范围主要是指自19世纪末开始至今的整个西方哲学，也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哲学，如东方哲学等。与传统哲学相比，现代西方哲学在哲学性质、讨论问题的范围和方式等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哲学的基本倾向是反“形而上学”即反传统哲学的模式，批评以本体论和认识论为典型代表的知识论，认为它基本上是以先验演绎为特征的独断论，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在这种批判传统的大背景下，20世纪的西方哲学学派林立，目不暇接。但从总体上看，基本上是经验的因素（感觉、知觉、直觉、想象等）战胜了柏拉图式的理念，这与19世纪以来的经验和实证科学的发展有关（例如心理学、社会学、精神分析学、语言学等）。同时，传统哲学问题被归结为语言的含义或意义问题，哲学发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语言的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所谓的哲学问题，都被归结为以各种不同形式出现的“语言哲学”问题。哲学家们更加关注事物的“相对因素”，即差异、变化、多样、偶然等等，反对各种各样的“决定论”。这些就使得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呈现出多样化、无中心的格局。
不过，总的来说，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大致可以归为两种方向：一是以科学和逻辑为基础的哲学，国内学界一般称之为科学哲学、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等等，他们从自然科学、逻辑学和语言学领域出发，重新定义和解释哲学问题，重要的哲学家有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石里克、波普尔、库恩、斯特劳森、蒯因等等。代表这一方向的哲学家大多是专门科学领域里的专家，其最大特点是，这些哲学家几乎抛弃了传统哲学讨论的问题。二是以胡塞尔现象学方法为标志，受现象学思潮的影响，或者所讨论的问题与现象学类似，其特点是队伍较为庞杂，虽然研究的领域分散，但是大都与传统哲学问题有明显或隐蔽的关系。重要的哲学家主要有现象学家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列维那斯、利科；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拉康；“哲学诠释学”哲学家伽达默尔；社会批判学家哈贝马斯；“结构主义”哲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等。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也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国内较早展开研究的一个领域。一般把这个学科称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即从现代西方哲学立场看待问题的马克思主义。

最后，与传统哲学研究相比，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具有许多不同的特点。一方面是专业化的倾向日趋严重。因为许多哲学家首先是数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文学家等等，这就使得任何一个哲学家想要精通整个当代哲学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是，哲学家之间的交流产生了以往从未曾有过的困难，他们之间，特别是在具有科学倾向与人文倾向的两类哲学家之间，存在着理解上的很大障碍。另一方面，打破学科间界限的倾向也日益明显，但并不是回到传统哲学统一的所谓世界观问题，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建立新的学科。这样，对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要求就更高了，特别是对于比较熟悉西方古典哲学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明显存在理解上的障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西方世界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为背景，西方哲学特别是具有人文倾向的哲学，流行所谓“后现代哲学”。它以现象学和解构理论为哲学基础，迅速蔓延到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后现代哲学方向是当代西方哲学的最新倾向，它试图彻底转变传统哲学研究的角度，拓宽新的视野，并且囊括了科学和人文两大学科。
综上所述，现代外国哲学研究是使我们的哲学研究保持与国际同步并加入世界哲学对话的基本前提，是让中国哲学真正能够走向世界的主要途径。无论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还是为了让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占据应有的地位，我们都必须十分重视对现代外国哲学特别是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邓小平同志早在“三个面向”的题词中就把“面向世界”作为我们改革开放的重要目标之一；江泽民总书记在2002年7月16日视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中国的问题，也要研究世界的问题。这些都为我们更好地开展现代外国哲学研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从学科性质上看，现代外国哲学研究本身也属于我们对外研究和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我们的方针政策能够在对外活动中得到体现和执行的重要理论基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从哲学文化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西方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才能使我们的一切对外政策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也才能得到外国友人的理解和支持。

二， 近五年国内的主要研究进展

自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90年代前期以及90年代中期以后。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国外新技术的引入，国外的新思想和新观念也大量涌入。人们在与国际社会隔绝10余年之后对这些新鲜的思想观念自然产生极大兴趣。现代外国哲学家们的理论、学说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思潮，作为这些新观念的主要内容，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时间，存在主义、尼采哲学、法兰克福学派、实证主义以及波普哲学等陆续和分别成为人们（特别是青年人）谈论的时髦话题。尽管由于对某些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观念理解上的偏差而对部分青年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某些负面影响，但实践证明，我们对现代外国哲学的介绍和研究，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事实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十年间，国内出版的介绍和评述现代外国哲学的著作及教材等出版物已达百余种（册），发表论文500余篇，出版译著200余种（册），现代外国哲学著名哲学家的主要或代表性著作均已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经过大量的引入和评述，我国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进入相对平稳发展的时期，对各种哲学思潮开始进行深入的反思，研究工作更加细致、扎实。大多数研究者在继续介绍评述的同时，更多的是开始对某个哲学家的思想或某些重要的问题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撰写研究专著，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观点。经过前10年（1979-89）对现代外国哲学思潮的了解和后5年多（1990-95）的深入研究，从1995年之后，我国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重要哲学家思想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深化了我们对他们的理论观点的理解，澄清了以往对他们的某些错误认识，而且对推进我国的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我们对当代德国哲学也就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从19世纪末的尼采、叔本华哲学到20世纪前期的海德格尔和20世纪中期的伽达默尔再到20世纪晚期的哈贝马斯，国内学者对他们的思想都做了非常全面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理论观点。如关于海德格尔哲学，就出版了六部专著，对海德格尔思想与胡塞尔思想、海德格尔与纳粹、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意义等重要问题都提出了独创性观点，认为海德格尔的早期思想是以一般唯物主义核心论题为前提的（靳西平：《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1995）；有证据表明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并没有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密切（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1995）；认为海德格尔的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存在思维方式上的相近之处（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1995）；提出只有考察海德格尔对时间的分析才能理解他对形而上学的批判（黄裕生：《时间与永恒：论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时间问题》，1997）等观点。这些观点澄清了国内关于海德格尔思想以及他与纳粹关系等问题上的错误认识，比较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海德格尔思想的全貌。同时，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研究也引发了国内学术界对当代欧洲大陆哲学的重新评价，特别是对当代欧洲大陆哲学与传统哲学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形成了某些共识，比如认为，现象学是当代欧洲大陆哲学的起点；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与萨特的存在主义之间有重要的区别，不能把两者笼统地归纳在“存在主义”的名称之下；20世纪末以来的欧洲大陆哲学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道德发展、人类生存环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给予了比以往更多的关注，由此引发了以“后现代”的思维方式思考人类生存等重大问题的各种问题，如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学”、德里达的“消解论”、福柯的“历史反思”等等。学术界的这些认识对于我们思考如何在现代国际社会的大背景下建设自己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具有很大的参考和启发意义，其“前车之鉴”的作用无法忽略。
关于维特根斯坦哲学，也出版了五部专著，对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哲学都做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如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应当放到欧洲大陆哲学的背景中加以理解，把他看作是沟通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桥梁（江怡：《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1996）；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思想在思维方式上是一致的（韩林合：《维特根斯坦哲学之路》，1996）；强调语言游戏概念在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中的核心地位（王晓升：《走出语言的迷宫》，1999）；提出了维特根斯坦中期思想的独特性（江怡：《维特根斯坦》，1999）等。这些观点虽然主要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但对我们重新认识维特根斯坦这位当代最重要的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却是非常有意义的。这种意义主要表现在，由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不仅对当代哲学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当代科学和社会的许多重要领域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逻辑学、数学、语言学、宗教研究、历史科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所以，对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具有“一发千钧”的作用，有助于我们更为准确地理解当代科学与社会的变迁，由此提出我们相应的对策。同时，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研究也使我们的研究工作直接进入与外国哲学家的对话，由此更好地把握西方哲学的发展走向，也使我们能够较快地与世界哲学发展同步，有助于当代中国哲学跻身于当代世界哲学之林。
此外，关于弗雷格哲学（王路：《弗雷格思想研究》，1996）、奎因哲学（陈波：《奎因哲学研究》，1998）、胡塞尔哲学（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1995）等，也都出版了研究专著，表明了国内研究者队伍具备了较强的整体实力。1997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现代十大思想家》丛书包括了尼采、维特根斯坦、波普尔、伽达默尔、弗洛伊德、哈贝马斯、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等人的思想传记；1999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西方思想家研究丛书》第一辑包括了关于卢卡奇、维特根斯坦、马尔库塞、福柯、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等人思想的研究专著。以上这些专著基本上都出自中青年作者之手，显示了我国哲学界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后继有人。
在当代哲学家著作翻译方面，自1995年以来，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系统地翻译出版了海德格尔（孙周兴主编：《海德格尔著作选》2卷）、维特根斯坦（涂纪亮主编：《维特根斯坦全集》12卷）、弗雷格（王路编译：《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胡塞尔（倪梁康译：《纯粹现象学通论》等）等人的著作。这些翻译极大地推进了国内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工作，为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些哲学家的思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第二，对当代西方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并开始注意从中国哲学的视角，理解、分析和评价西方哲学家的思想以及当代哲学中提出的问题，如张祥龙的《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1996）对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研究、江怡的“分析哲学在中国”（2000）一文和陈波的“分析哲学的价值”（1997）一文以及他的《奎因哲学研究》（1998）一书强调分析哲学对中国哲学的重要性、王路的《走进分析哲学》（1999）对“真理”、“存在”等西方哲学基本概念的深入分析等等。此外，国内大陆学者与港澳台学者合作，于1999年和2000年分别召开了两次“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专题研讨会，就如何以分析哲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国内学者还注重对当代西方哲学最新发展的跟踪研究，及时反映西方哲学的发展动态，保持与西方哲学界的密切联系。如江怡主编的《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1998）就把研究视角直接触及到目前的西方哲学，为国内学术界提供了最新的研究资料。
这些研究成果的意义在于，它们不仅为现代外国哲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中国视角，而且为中国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哲学作用的互动，体现了中西哲学在哲学观念、研究方法、表达形式等诸方面的互补，也推动了当代中国哲学从思想内容到理论形态的现代化过程。
第三，加强了与西方哲学界的对话和交流，特别是能够以中国学者的声音出现在国际哲学舞台上，直接与西方哲学家开展学术讨论。这主要表现在：1994年在北京成功举办了“洪谦及维也纳学派”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近200名哲学家参加了会议；1992年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由邱仁宗参与编辑，1996年被列入美国“波士顿科学哲学丛书”由美国学术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了我国学者的12篇论文，充分展现了我国学者的研究水平；1998年我国学者参加了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第20届世界哲学大会，发表论文十余篇，内容包括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中西哲学比较等不同话题，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2001年在北京成功举办了“政治哲学国际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百余名哲学家参加了会议讨论，在国际哲学界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学者利用在美国进修访问的机会参加了美国哲学学会各分会的年度学术活动，在各种学术会议中组织与中国哲学相关的论坛，与西方哲学家展开直接的学术对话。此外，开始于1988年的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在90年代邀请了近50位西方哲学家来华讲学，使国内哲学家有更多机会与他们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交流对话，同时，国内也有数十位中青年学者通过该学院到英国进行学术访问，使我们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工作者能够亲自获取当代西方哲学的第一手材料；该学院目前在国内外哲学界都拥有很高的声誉，已经成为我国哲学家与西方哲学家直接交流的重要渠道之一；由暑期学院组织的《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也由中英双方哲学家共同完成，于2001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并将由英国布莱克威尔出版英文版。
这些活动充分表明了我国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已经在国际上获得了认可，开始具备交流和对话的能力。

三，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从学科描述上看，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属于动态性的学科，它的内容永远处于变动和发展的过程，不可能形成最终的定性的研究成果，因为它的研究对象处于变动开放的过程，是对我们正在经历着的当今国外哲学的研究。但作为一门学科，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又需要相对稳定的建制，这就要求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理论观点作为其学科支柱，要求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以便区别于其他相近学科。这些就使得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具有超出其他学科研究的难度，也体现了这个学科常变常新、与时俱进的特点。
由于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具有这样一些特点，我们要对这个学科的未来研究做出展望，也变得非常困难。但从学科建设上看，我们仍然可以就未来研究的前沿课题和重要理论争论提出进一步的设想。
首先，我们的研究是以现代外国哲学自身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为主要内容的，因而这一学科的前沿课题就只能来自国外当代哲学家们对哲学、文化、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等问题的密切关注，来自我们与国外新思想、新观念之间的比较和借鉴。事实上，当代哲学家们对上述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绝不限于纯学理的范围，而是具有相当广泛的实际意义。哲学家们提出的问题不仅有助于哲学观念的更新，更重要的体现为对个人与社会的发展、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等现实重大问题的理性反思。哲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揭示了现代化工业与文明社会表面繁荣进步背后所隐藏的深刻危机，以现实表象的广泛性和历史沉淀的深刻性，指出了现代人类的两难处境及其可能出路。当代哲学家们的这些理性观念使文明为学科发展设置的前沿课题具有了超出哲学自身范畴的、相当广泛的现实意义、深远的历史价值以及世界范围的普遍性。
根据当代哲学家们提出的问题和我们面临的社会需要和历史责任，我国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至少要对这样几个重要问题做出系统深入的探索：人与自然的均衡发展问题；人类进步与技术文明的发展问题；社会发展与伦理道德问题、历史变革与人的能动性问题、现代化建设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的过去与未来的问题，等等。
其次，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曾就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中的某些热点问题展开过广泛深入的讨论，事实表明，这些讨论对推进研究工作的深入、澄清理论上的疑点、消除对某些理论观点的误解，的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些讨论主要包括：关于理性与非理性的讨论；关于“实在”观念的争论；关于实用主义的重新评价；关于“实践”的讨论；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关于前苏联哲学中对“人学”与“主体性”等问题的讨论；等等。
根据现代外国哲学的最新发展和我们的研究现状，我们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强以下方面的工作：第一，关于当代哲学中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应加强对逻辑分析方法的研究，重点放在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等领域。当代西方哲学（特别是英美哲学）的最新动向是把分析哲学的传统与先进的人工智能和计算机技术结合起来，通过语言哲学研究达到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结合。这就需要我们特别密切地关注西方哲学的这种动向，结合当代科技的发展，努力为解决科学发展中的问题提供有力的哲学指导。第二，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问题。后现代问题是当代西方哲学的热点之一，在我国的研究中也一直属于前沿问题。中国社会正在走向现代化，如何在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避免出现西方国家的后现代问题，在文化发展中做到“防微杜渐”，也成为我们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第三，关于如何恰当地吸取自然科学成就的问题。现代科学的发展在推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还向人类的道德伦理、存在意义等重大问题提出了挑战。如何应付科学发展的这种双刃剑，不仅是现代外国哲学家们考虑的问题，更是我们当代中国哲学家需要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第四，关于当代哲学的生长点问题。我们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已经走出了简单介绍评述的阶段。但要真正进入对当代哲学问题的研究，就需要我们把握这些问题本身，研究提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由此形成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观点，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应当说，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才能使我们进入当代哲学的话语，使我们直接把握当代哲学的精神。

载《北京化工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