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5年WTO盛宴：从谈全球化色变到大国心态

在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三层历史体系(国家—市场—平民的物质生活)中，位于最低端的平民的物质生活看似零乱肤浅，但每一次所发生的变化，都昭示着市场和国家层面发生的扎实有力的变化，也最能对未来的走向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以此架构来关注入世五年的中国现实，会给我们以新鲜的观察角度和解读路径——那些因WTO而改变的普通人的生活，是各个产业应对和调适WTO冲击的结果，也折射出一个国家在全球化的基调下对富强的探求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普通人的这种因被改变的自身生活而产生的更开放的心态，以及对未来国家和社会生活更高的预期，会如何进一步推动日渐成熟自信的产业界，和越来越具备规则和责任意识的政府部门，实现WTO生存下的嬗变，将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观察点

　　普通人的WTO盛宴

　　入世，令许多普通中国人的家庭享受到了更高品质、更多选择的“中产”生活

　　★ 本刊记者/谢良兵

　　5年来，从超市里的油盐酱醋茶到银行、保险，从音乐、电影、戏剧到教育��WTO的影子几乎无处不在。而WTO这三个英文字母组成的名字，也已成为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语言。中国人正在逐步分享WTO所带来的成果。

　　5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萧灼基在深圳作了一场题为“新经济与加入WTO后的中国”的演讲。萧灼基认为，加入WTO后的5到10年后，中国会出现一个中等收入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

　　的确，“中产阶层”这个以前只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群体，如今已经伴随着中国的入世而渐成气候。5年间，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品尝到WTO的甜头，而中产阶层更成为中国“率先享受WTO成果的人”。

　　居住在北京的黄老太一家便属于这样的人群。60岁的黄老太退休之后从内蒙古来到北京和女儿女婿一起居住。女儿孙艳是某著名门户网站的管理层人员，女婿张智兴则是某铁路局的员工。这个家庭的月收入达到近3万元。

　　“生活更加方便”

　　黄老太每天早上都会去小区门口的便利超市买些当天吃的新鲜蔬果和肉类。而每个周末，爱逛街购物的她，便会要求女婿张智兴开着车载她去远点的大超市或大卖场。

　　尽管黄老太并不清楚百盛来自马来西亚、太平洋百货来自台湾、屈臣氏来自香港、华堂商场来自日本，但这些地方已经成为她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这些地方，她可以选择她喜欢的所有东西，而很多东西在入世前或许根本就不能看到。

　　去星巴克喝咖啡，去永和豆浆吃早餐，去麦当劳吃鸡翅，去7-11便利店买东西，去沃尔玛大卖场购物，去宜家家居买家具，与家人朋友一起过圣诞节……和许多西方人一样，这样的生活也已经成为今日中国人的生活轨迹。

　　想当初中国人对入世的最纯朴的认识就是降价。根据中国价格信息中心等单位提供的资料，2000年5月国内外64种重要商品价格对比，其中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有42种，占对比商品的66%，国内价格低于国际价格的有22种，占34%。

　　2001年11月20日，中国国家统计局旗下美兰德信息公司所作的调查显示，98.8%的北京市民认为入世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好处。事实上，入世以来，很多商品的价格都与国际接轨了。但显然，这样的认识还是肤浅的。

　　以上海为例，一些经销进口水果的果蔬批发市场的数据显示，近年入关的洋水果数量猛增，每月平均都比上月有15%～20%的增长，以前的海外“稀罕”果品如今已习以为常。“5年前联华超市经营的进口商品很少，可如今其总目录达4000多种。”上海联华超市办公室的孙明对本刊记者说。

　　人们的生活消费观念也在逐渐变得国际化。孙艳的钱包里现金变少了，多了的却是各种银行卡或会员卡。孙艳数了数，自己钱包里的银行借记卡、贷记卡、双币卡、联名卡，超市、大卖场会员卡，洗车、美容美发、健身的季卡或年卡……加起来不下30张。

　　零售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多新的生活、消费方式和品牌观念。情人节、父亲节、母亲节、万圣节、圣诞节等西洋节日成为中国人期待的节日。LV、GUCCI、阿玛尼、卡地亚、周大福、劳力士、法拉利、香奈儿等等，这些世界级的奢侈品牌开始耳熟能详。

　　中国人与世界的距离也正在拉近。孙艳一家人一到“五一”或“十一”假期，就会选择出国旅游。而孙艳一向爱好的好莱坞大片如今也能在中国同步观看，还有时装展、车展以及各种国际著名艺术团体的演出。不用出国，就能感受世界的脉搏。

　　“车价一路跳水”

　　在成为“有车族”之前，性格内向的张智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不过现在，车成了他平时喜欢研究的对象。家里有两辆车，东风雪铁龙爱丽舍16V浅内饰豪华版是他的“代步工具”，03款的1.8T银色甲壳虫则是孙艳的“坐骑”。

　　2004年4月，张智兴刚开始着手买第一辆车，正值东风雪铁龙对爱丽舍16V系列轿车进行价格调整的时候，当时最高下调幅度达到了1.5万元，于是，他选择了那款爱丽舍16V浅内饰豪华版，该车售价为12.98万元，下调幅度1万元。

　　“车买了之后(价格)就又降了。”张智兴回忆说。就在他买完车两个月之后，东风雪铁龙再次宣布，爱丽舍系列车型从6月18日起全面降价，降价幅度高达1.2万元，而他买的那款车价格降为11.78万元。

　　2005年5月底，北京市场上突然大量冒出03款1.8T甲壳虫，而且价格从 26.8万元跌到了25万元，并有多种颜色现车可提。孙艳一直梦想着开着可爱的甲壳虫到处穿梭，于是，他们就购买了一辆03款的1.8T银色甲壳虫。而此时的04款1.8T甲壳虫，已被逼从一个多月前的40万元降为28万元。

　　“入世五年来，中国车价一路纵身下跳。”一位分析人士对记者说。2002年，中国车价迈出与国际接轨的第一步。当时不少进口豪华车祭出降价10万元的“大手笔”，一辆奔驰600降幅更是达到让人瞠目结舌的110万元。

　　从此，降价一直伴随着中国车市。据不完全统计，在车市井喷的2002年，汽车厂家降价至少有29次；2003年，国产车全部品牌先后60余次降价，近2/3的进口车也大幅降价；而2004年、2005年和2006年，车市降价声已经是此起彼伏。

　　事实上，对于老百姓而言，入世带来的好处不仅仅是价格的降低。入世前，所有车型在中国几乎都是“珍品”。而今，在中国的汽车市场上，不仅有着世界著名品牌，也有着自主汽车品牌可供选择。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汽车消费国。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步入二次购车的行列，市场细分化程度越来越高。大众系、日系、福特系等国外著名汽车品牌进入新兴的中产阶级家庭，而奇瑞、吉利等民族自主汽车品牌也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

　　而各国汽车企业已经不敢怠慢中国的消费者，他们纷纷为中国人量身打造适合的车型，研究中国人的汽车消费观念和习惯也成为他们的重要工作，更多的“中国元素”开始出现在那些世界品牌的汽车身上。

　　“我学会了理财”

　　“WTO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让我学会了理财。”孙艳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善于储蓄的人之一。“压箱底”就是较形象的说法。由于中国一直实行高利率政策，再加上缺少投资渠道，除了曾经盛行的国库券，中国人的钱主要还是放在银行里“用大钱生小钱”。

　　但大多数美国人却很乐意参与各类投资，至少1/3的美国家庭都持有股票，许多家庭还加入了购买短期国债的行列。人们愿意将财产分别投资于房产、基金、股票等不同的领域以分散风险。美国人称此为“理财”。

　　5年前，中国人并不知道“理财”为何物。《理财周刊》一位编辑回忆说，5年前该杂志在入世时创刊，他们提出了“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的口号，当时还有很多人奇怪地问他什么叫理财？“现在理财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这位编辑说。

　　房产因为其特殊性，往往成为中国人投资理财的首选。孙艳也是如此。除了位于北京大兴的一套130多平方米的大三居，在丰台区世界公园的附近，她还买了一套别墅。“买房子的风险相对要小点。”孙艳说。除此，保险、自己公司的股票也成为孙艳的投资对象。

　　4年前，孙艳就已经开始买保险，投资理财产品。当时她买了一个国内保险公司的产品，不过，因为那家公司业务员的服务态度让她最终放弃了这个产品。现在她在外资保险公司友邦为自己和家人买了保险。

　　5年前，人们的选择还是以储蓄型和投资型的保险品种为主。而随着外资保险的大举进入，也带来了一些纯保障型的险种。现在健康险、保障型寿险的品种已经非常丰富。业内人士介绍，在未来，一些长期看护险种、失业保险等专业险种也将现身。

　　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也促进了保险业务员素质的提高。“以前我老接到那些保险业务员的电话骚扰，现在的业务员不再这么死缠烂打了，他们会和你做朋友，会为你做理财规划，变得很专业。”孙艳说。

　　越来越多的银行成立了专业的个人理财中心。光大银行财富管理中心总经理张旭阳向记者介绍，在理财中心，除了可以接受着一对一的专业理财顾问服务，还可以得到专家提供的保险、外汇、证券、基金等各类理财免费咨询服务。

　　今年12月11日开始，外资银行也能经营人民币理财业务。对于孙艳来说这的确是个好消息。因为她的钱就能存在外资银行比如花旗银行，当然，她也可以直接用人民币进行国外理财产品的投资了。

　　期待更多的实惠

　　“垄断企业怎么挣钱？也没有人跟他竞争，是通过垄断来赚老百姓的钱，然后跑到海外每年分红。”此起彼伏的抱怨声表明，在入世五年之后，人们对垄断企业的容忍度在急剧降低。

　　对于张智兴和孙艳他们来说，每个月的手机费是个不小的花销，原本以为入世能让电信资费下降。有消息说，新加坡的电信行业在上世纪90年代初走上了市场自由化的道路。十几年来，新加坡百姓国际通话的费用降低了80%。

　　但是外资巨头进入中国电信领域仍然显得步履蹒跚。与电信业相似的还有成品油市场。不断上涨的油价令张智兴和孙艳头痛。尽管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承诺，2006年12月11日要国内开放批发市场，原油、天然气、燃料油的关税将逐渐降到 6%。不过，中国成品油市场的垄断局面依然存在。

　　产业人的WTO生存报告

　　入世后各个行业应对的甘苦得失表明，以市场化的手段为主，主动适应WTO的规则，趋利避害，是WTO生存的题中应有之义1986年中国开始复关谈判，1995年开始入世谈判，这期间很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关税谈判上。人们曾经担心，如果关税大幅下降，如何来保护国内产业，中央财政会不会受到影响？结果人们看到的是，入世后，真正的冲击并不是来自关税的降低。

　　曾经以为关税最重要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所所长张燕生对本刊记者说，五年来，人们并没有看到大量的低价进口产品，譬如，泰国的榴莲还是十几元钱一斤，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关税只是构成价格的一个因素，进口榴莲的运费没有变化，进来后走什么样的销售渠道，如何仓储运输，甚至打什么样的广告都是成本。面对一个陌生的市场，一种商品通常情况下5～8年内很难赚钱。“所以，我们并没有看到关税降低冲击我们的价格体系，关税不是对我们的产业产生冲击的主要因素。”

　　现在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值低于10%。中国加入WTO关税谈判专家、海关总署关税司前司长吴家煌先生，日前在一次聚会中半开玩笑地说，关税再往下降，降到零中国也不怕了，而当年他们可没少担“卖国贼”的罪名。

　　对关税的忧虑，缘于对自由贸易的不理解。2002年5月，前任WTO副总干事门多萨 (Mendoza)访问北京，相貌英俊、风度翩翩的他，语言也很风趣。他说：“我在上海书店看到最多的书就是有关WTO的，中国所发行的WTO方面的书恐怕在全世界都是最多的了。”当他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和学生们座谈的时候，他对学生们说：“我知道你们已经有了足够的书，但是，光读书是不够的，我希望你们会运作WTO的事务。”

　　北京WTO事务中心首席专家程大为说，门多萨对中国的感受是准确的：其一，中国入世15年的谈判过程就是国民教育过程，像一场WTO运动；第二，这场运动并不深入，中国加入WTO虽然教育了国民，但仍停留在较浅的层次上，换言之，中国的国民听得太多，参与得太少。

　　在中国，WTO教育实质上不仅仅是一场贸易知识的普及，更是一场普及规则意识的启蒙运动。就在几年前，对于许多中国的企业家而言，WTO的贸易规则显得那么晦涩难懂。程大为说，2001年12月，刚刚入世，他们北京事务中心处理的第一个案子就是知识产权案，接着就是马钢钢管反倾销案。当时的中国企业，和他们探讨的是国际规则的基本概念问题，连反倾销是什么都不清楚。

　　张燕生所长说，5年来的WTO经验告诉人们，有形的商业活动容易管理，而在开放的市场体系里难的是对制度、规则的理解和熟悉，及其在具体事务中的协调把握。

　　银行业：短兵相接的年代

　　当花旗银行第一台ATM机在八达岭长城景区落脚，荷兰银行在上海开办第四家梵高贵宾理财中心正式对外营业的时候，中外资银行短兵相接的时代好像突然来到了眼前。

　　人们有理由感到担心：外资行的产品线丰富，有产品设计优势，其研发能力可使产品的收益率提升，这会让中资行望尘莫及。以花旗的首款人民币理财产品为例，其最高年收益率为4.5%，而国内人民币理财产品收益目前一般在3%左右。

　　更有人认为，外资行采用错位竞争之术，定位于高端客户，按照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二八定律”，20%的大客户创造80%的利润，外资银行第一刀就砍向了市场蛋糕中最甜美的部分。

　　此外，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在华也以相当的速度扩张。截至2006年8月末，22个国家和地区的73家银行在我国25个城市设立了191家外国银行分行和14家外资法人机构，外资银行本外币资产1051亿美元，占我国银行业资产总额的近2%。

　　然而，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颁布，让兴高采烈期待零售业务开放的外资银行多少有点失望。《条例》规定，外资银行在华只有设立独立法人机构，才可以全面从事人民币业务。据悉，8月份《条例》草案下发给部分外资银行征求意见的时候，外资银行普遍出现了一些抵触和不满。

　　根据规定，在华外资银行只有通过独资或中外合资的方式注册为本地银行才被允许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银行卡业务，而外资银行在华的分行只能经营批发业务、吸收境内公民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

　　业内专家解释说，目前来看，超过90%的外资银行在华营业机构都是以分行的形式存在，这一规定就意味着如果它们不改制为独立的法人机构，将无法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截至2006年6月底，在中国内地只有14家外国银行有独立法人机构，而且还名不见经传。目前，在华活动频繁、业务量大的外资银行大概有183家，几乎都没有独立法人机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称，外国银行分行受到总行直接控制，来源于其母国和总行的风险传导要大于法人银行，而法人银行本地注册，受到本地监管机构直接监管，可以更大程度进行风险隔离。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零售业务放开了，外资银行的竞争优势会对中资银行形成一定的压力，短期内也会使得中资银行经营成本上升。譬如，增加项目投入，为了留住争夺激烈的高端金融人才等，都可能会增加成本，但绝对不会出现存款大搬家的情况。

　　事实上，几年来，在零售终端中资银行也已经羽翼渐丰。之前，由于政策限制，国内的人民币理财市场一直是中资银行的天下，外资银行只能发行外币理财产品。从2004年人民币理财产品诞生伊始，中资银行几乎每月都有新品推出，产品也从最初的债券到信托产品、甚至股票。今年年初，市场中90%的人民币理财产品还是投资于货币市场中的各种债券，而现在这个数字已经下降为60%多，各种挂钩型理财产品纷纷出现，人民币理财产品的设计趋于多样化。

　　从外汇理财市场的市场占有率来看，尽管外资银行很活跃，但仍然是中资银行居主导地位。有评论说，外资银行的进入，引入新的理财产品和服务固然好。但银行让你取到钱，买到天然气，办完事才是第一位的。外资银行服务好，但是当你去小县城办理业务的时候，你的运通卡能随时从路边取到现金吗？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曾刚博士指出，网点是中资银行的强项，也是现在开放的人民币零售业务中最重要的资源。外资银行现在的网点非常少，按照正常速度扩张，想在网点资源上赶上中资银行基本没有可能。若通过并购的方式进行扩张，第一，由于涉及到金融安全，政策面不可能太鼓励；第二，从微观主体来说，中资银行也并不愿意被并购。

　　对于并购，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表示，仍将坚持有关外资对中资银行的持股限制，也就是单个外资机构在一家中资银行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一家中资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总和不得超过25%。

　　加入WTO五年来，有20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引进27家境外战略投资者，入股资金达181亿美元。业内人士表示，中国银行业“能够卖的”和“可以卖的”资产已经让外资参股得差不多了，中资银行剩下的可能是外方不愿意接受的、或者我们不愿意卖给外方的部分，外资的并购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

　　加拿大皇家银行中国区负责人兼北京分行行长陈林龙认为，中、外资银行之间的关系并非“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而是相互借鉴、相互依存。

　　对外资行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巨大而神秘的国度，他们不可能贸然下巨额的赌注。因此，很多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基本上都是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开始，从外资企业客户开始，从最有钱的中国人开始。小心翼翼的战略路线，奠定了他们走高端客户的基调。这也决定了在一定时间内，外资银行的这股“春风”，很难吹到普通中国民众的身边。

　　汽车业：热闹后的争拗

　　国家信息资源开发部主任徐长明说，汽车业的WTO“过渡期”结束，实质上的影响不太大。所谓“实质”就是价格问题，2005年进口关税是30%，2006年1月1日开始是28%，降了两个点，到7月1日再降3个点到25%，就降到位了。

　　WTO真正的影响是放宽了汽车准入政策，因而全球主流的汽车巨头纷纷进入中国。除了雷诺外，几乎所有的外资汽车巨头均有了中国合资伙伴。

　　十多年前中国的汽车市场，只有所谓“老三样”桑塔纳、捷达、夏利。今天的汽车产业已经完全不同，所谓的国产车，包括了桑塔纳、奥迪、别克、雅阁、派力奥、宝来、polo、依维柯、五十铃等这些“外国血统中国制造”的品牌车——人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将这些合资企业、引进车型都统统算在了“自己”的名下。

　　2003年以前，主要是德、美企业在中国建立汽车合资公司，如德国大众、美国通用。2003年后，这种格局发生扭转，日、韩跨国汽车企业也迅速涌进中国，东风日产、一汽丰田、北京现代纷纷成立。

　　有了这些跨国汽车巨头，中国的汽车产业热闹了。巨头们忙着开拓一线城市，中国的本土汽车企业也在二、三线城市寻找机会，奇瑞汽车、吉利汽车们凭借低价、适合中低端消费者的优势也打下一片江山。回过头来看入世5年，本刊接触到的业内人士都感慨道，原以为最不堪一击的中国汽车业，在履行完WTO协议后迅速发展起来。

　　不过，繁荣的背后也不乏隐忧。发改委对外经济所所长张燕生说，现在合资企业越来越倾向于独资，许多外销的产品也越来越多地转内销，配套也逐渐变成了外资厂商之间的配套，中方希望技术合作越来越困难。

　　而国外起诉中国违反WTO规则、并诉诸WTO法庭的第一例争端，也发生在了汽车业。根据WTO相关协议，到2006年7月1日，汽车行业的税率将探底，整车进口关税率降为25%，零部件关税税率整体达到10%的水平，税差为15%。这样的话，对于采用散件进口造车的企业来说，如果没有特殊的限制，15%的税差就是企业的纯利润，远远超过国际平均利润水平。

　　但早在2005年4月1日，中国政府就出台了《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规定进口汽车零部件在国内组装进行销售的汽车生产企业，所进口的汽车零部件凡构成整车特征的(即进口零部件价值占整车价值的比例超过60%)，必须按整车适用税率征税。

　　《办法》的出台，对于部分国产豪华车来说，意味着高达15%的诱人利润变成了泡影。于是，今年6月初，传来了上海通用公司旗下的豪华品牌凯迪拉克停止国产，转而以纯进口方式在华销售的消息。之后两天，北京奔驰的大切诺基宣布停止国产，全部改为进口车销售。此后，奔驰、雷克萨斯、沃尔沃等高档车的国产化进程也渐渐地没有了动静。

　　美国、欧盟及加拿大三方提出申诉，称中国向占整车价值比例等同或高于60%的零部件征收与整车同样的进口关税的做法违反了WTO贸易原则，称上述关税征收条例可能令某些汽车部件的进口关税税率达到30%。

　　2006年10月26日，WTO首次对有关中国涉嫌非法贸易行为的申诉展开正式调查，以确定中国征收汽车零部件进口关税是否违反了国际贸易原则。

　　不过，调查归调查，中国的市场不能不做。本刊记者了解到，一些生产包括发动机这样的核心配件的外资企业正在国内积极地寻找合作伙伴，有的已经进入实施准备阶段。

　　农业：进口与出口的两难

　　2006年8月1日，一艘美国商船停靠在青岛港，装载着国内企业订购的5.2万吨美国玉米。据农业部资料显示，今年中国玉米进口量将至少是去年的15倍。而仅在2006年上半年，我国进口大豆总量已经比同期增加15%以上，达到了 1400万吨，而今年国产大豆总量预计在1500万吨。

　　进口大豆开始威胁到了中国豆农的生存。今年春天，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减少25%，相关人士预测，如果此种趋势继续蔓延，2007年黑龙江的大豆种植面积势必将在去年的基础之上再减少40%。

　　黑龙江九三油脂总经理田仁礼认为，黑龙江省大豆和进口大豆相比有几个先天不足的因素。首先，作为大豆产区，每加工1吨大豆，需支付银行贷款利息70元左右，而在沿海，利用国际信用，加工一船进一船，年资金周转率可以达到8次以上，每加工1吨大豆财务成本20元足够，两者相差50元左右。

　　其次，在黑龙江每收购1吨大豆需要收储费用75元。而在沿海，货轮靠岸之后，每1吨大豆到达车间内的费用不足25元，两者又差出50元。

　　最后，黑龙江大豆运到大连的费用是65元，运到山海关的费用是75元，平均为70元。

　　就此，田仁礼认为黑龙江大豆进入国内市场，每吨要比进口大豆增加170元左右成本。甚至相关方面做出估计，一个企业每年加工200万吨黑龙江大豆，就要增加成本3.4个亿！面对如此之大的成本，就连黑龙江的大豆压榨企业也宁可不选择在黑龙江收购大豆。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说，中国多进口消耗水和土地的农产品，例如大豆、棉花、小麦等，多出口劳动力密集的农产品，例如花卉、蔬菜、水果、肉禽类等，就利用了比较优势，这在理论上是非常完美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进口的已经敞开大门进来了，想出口的却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

　　商务部调查显示，我国有90%的农业及食品出口企业受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造成每年损失约90亿美元，出口受阻的产品从蔬菜、水果、茶叶到蜂蜜，扩展到畜产品和水产品。对于这一点，当年山东的菜农们有着深刻的体会。2001年上半年，日本曾对三种农产品大葱、香菇、蔺草席实行200天的紧急进口限制措施，在限制进口量以内的产品征收3%～6%的关税，超过部分则征收106% ～266%的关税。

　　黑龙江方面曾向农业部递交报告要求挽救大豆产业，农业部的回应是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事实上，从入世之后，国家即开始面对一个困局——如何让自己的豆农能够在短期之内强大起来。

　　从2002年开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扶持大豆生产、销售等。如利用转基因管理政策延缓大豆进口，推动“大豆振兴计划”和订单农业发展。但是，这些措施始终无法真正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困局。

　　黑龙江九三油脂总经理田仁礼认为，应该通过大豆协会设立“农产品价格调控基金”，调控市场价格。

　　也就是说，当价格跌破警戒线时，基金作买入，把价格抬上去；当价格冲破控制线时，基金作卖出，把价格打下去。当大豆协会动用调节基金调控期货市场价格时，它会带动社会游资进入期货市场，“调节基金”的作用将会被放大几倍，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田仁礼指出，这种办法要比国储库买入或卖出调节大豆市场更为灵活，更为市场化。而且，这种办法可以引导农民进入期货市场，减少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给农民带来的损失。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表示，保护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现在对农业的保护措施已经很少了。长期来看，真正的保护还是要靠生产力的提高，靠适应市场规则来实现。

　　纺织业：“特保”遭遇战

　　发改委对外经济所所长张燕生说：“我们曾经认为，我们的汽车制造业将不堪一击，结果汽车业发展的相当好。我们最不担心的是服装、玩具，认为我们有足够的竞争力，结果这个判断也(跟现实)有出入。”

　　2005年1月1日，持续了40多年的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终于宣告取消，这对纺织品生产大国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个福音，中国纺织业理应迎来一个出口的春天。然而，美国和欧盟并不愿意看到中国主导世界纺织品市场，配额取消仅三个月就对中国纺织品设置种种限制或“特保”措施，以价格为借口对中国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

　　当年5月份美国宣布设限时，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曹新宇警告说，中国纺织企业现在不要再向美国运衬衫和裤子了，不能再这样大量出口了，这样下半年就都歇了，会有大量企业开工不足或者倒闭，大量纺织工人失业。但企业没有听，在仅剩 40%左右配额、下半年增加配额可能性很小的情况下，企业仍然各显神通地出口。据当时的数据显示，2005年6月份，在美国设限的7种纺织品中，已有4种使用了8成以上的临时配额，其中棉制针织衬衫和棉制裤子已分别达到美国限量的97.01%和103.37%。之所以企业的出口冲动这么强烈，无锡红豆集团办公室主任杨顺成说原因有三：第一，企业在三至六个月之前就已经接下了美国进口商的订单，不得不大量出口；第二，美国设限后的配额有限，各企业盲目陷入争抢；第三，企业以为这段时间的出口数字有利于自己在中美达成协议后，从商务部获得更多的配额。

　　面对“特保”，国内企业实在是对策不多，企业订单过多和争抢份额，让对美纺织品出口陷入乱象和困境。杨顺成表示，在行业利益和企业利益之间，绝大多数企业选择了企业自身的利益。

　　2005年，中国纺织品的遭遇是惨痛的。由于短期内企业不可能做到产业升级而另寻出路。期间，浙江象山等地生产文化衫的一些企业大部分都停工甚至倒闭。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曹新宇表示，来自市场的压力和风险，为企业改变自身观念和行为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

　　中国纺织企业正在经历深刻的调整，致力于产业升级和开辟新的市场，此外一些企业已经走出去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设厂，以规避来自美国和欧盟等地的设限。从这个意义上讲，WTO纷争的洗礼未必是件坏事。

　　中国人的WTO心灵史

　　从当年提起“全球化”色变，到2001年入世前“狼来了怎么办”的争议，再到如今“负责任的大国心态”，其背后，是一条社会公众、行业企业和政府官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产生的面对WTO的心理变化曲线。

　　★ 本刊记者/刘彦

　　“中国在后WTO时代应该有大国风范，在开放中创造和谐，勇于承担更大的责任和迎接更多的挑战。”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对本刊记者说。

　　张汉林的话，代表了当前学界对待WTO的声音，也意味着中国普通公众对待WTO态度的转变。而在1997年，年仅30多岁的张汉林在中央党校演讲“中国与WTO的关系”之时，党校的一个老教授还生气地给学校领导打电话，质问为何要有这样一个年轻人来轻狂地讲什么“全球化”。从当年提起“全球化”色变到2001年入世前“狼来了怎么办”的争议，再到如今“负责任的大国心态”，其背后，是一条社会公众、行业企业和政府官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产生的面对WTO的心理变化曲线。

　　从GATT到WTO：开放倒逼改革

　　对外贸易的改革与开放在中国有漫长的传统，最早可追溯至1986年与关贸总协定(GATT)的接触。从GATT到WTO，焦点也从简单的外贸经济过渡到改革诉求。

　　1986年7月10日，一份含340余个英文单词的申请由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常驻代表团钱嘉东大使递交给GATT。自此，中国开启了复关入世这个对中国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进程，也饱尝了十五年谈判的艰辛。

　　1980年至1984年，在改革开放被正式提出后，一场围绕对外经贸的大讨论在学术界展开。随着讨论逐渐深入，对外经贸利益被摆到国民经济战略地位加以对待，而复关，则成为当时发展对外经贸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当时我国对外贸易处于一种完全的国家垄断状态，这与提倡自由贸易的GATT不太相容。但是，两个数据迫使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对GATT的态度：GATT成员方贸易总量占当时世界贸易总量的85%；中国与GATT成员方贸易量占当时中国全部进出口贸易量的85%。这两个85%说明，中国不管是否参加GATT，其规则对中国都有直接或间接的约束。因此，正如首任贸易谈判代表沈觉人所言，当时决策层普遍认为，“恢复GATT缔约国地位对中国有利”。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2年。当年11月，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GATT副总干事以及各国GATT专家参加的“GATT与中国”高级研讨会上，其议题仍仅限于“服务贸易自由化与中国经济发展”“反倾销、反补贴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影响”等经济内容。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宣布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定为经济改革的目标。这意味着，在经过14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后，改革终于有了明确的方向。但建立市场经济的努力却遇到了40年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种种压力使得1994年之后的市场化道路显得异常艰难。

　　改革的难度促使决策者寻找一条新的破局之道。在这种情况下，加入WTO被确认为是一个契机。2001年，中国入世前夕举办的“诺贝尔经济论坛(北京)”论坛上，“法制建设：全面适应经济全球化”“强化政府公共职能”等表面上看似与经济关联不大的议题逐渐成为讨论的重点。中国对开放的诉求完成蜕变，入世成了中国改革的新动力。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WTO的成员。

　　次年2月，由省部级领导干部参加的“国际形势与世贸组织”专题研究班在北京召开。自此，从中央到地方一场关于WTO规则的培训运动拉开序幕。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2002年春节后在香港总商会演讲，其开场白则是“中国政府官员过年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有关WTO的学习”。

　　“入世让中国迎来了第二次开放。第一次开放以1978年为标志。当时的开放是有限度的，基本上是按照国内议程来开放，也就是说是在我们自认为适当的领域，以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速度，来选择开放，这是第一次开放重要的特征；第二次开放则以入世为标志，此后，中国的开放就不再仅仅是有限度的开放了。”北京大学教授王勇说。

　　从应对到责任：大国崛起的心态

　　2001年，当时媒体铺天盖地的题目，普遍是“如何应对入世的冲击？”

　　“应对”一词，是弱势心态最好的写照。

　　2001年底，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与宁夏各界人士对话，称得知入世后“心情也很复杂”，“非常高兴”之余，也担心“入世所带来的冲击。”

　　当时备受关注的行业，以金融服务业、IT产业、农业、汽车、电信、石化等六大行业为主。事隔5年之后，这些行业的现状又如何？

　　当时脆弱的汽车业，可谓这些受“冲击”行业的代表。也是在2001年，吉利汽车总裁李书福接受媒体采访时称，“WTO对于我们可以说冲击甚微，因为国外的汽车企业根本不可能造出与我们同样价格的汽车。”

　　这位“为中国老百姓造车”的人，5年后把理想变成了现实。2006年吉利汽车的年产销目标是17万台，出口1万台。时至今日，中国民营汽车企业已经占到中国汽车行业份额的40%。

　　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就是，没有WTO对汽车业准入的冲击，就没有吉利这样的民族品牌企业的崛起，也绝对不会出现今天汽车市场这样一个格局，消费者也不见得会享受汽车降价带来的实惠以及更好的服务。

　　2005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与WTO:入世、政策变革和减贫战略》报告称，中国每年从入世中获得的收益是406亿美元。世行该课题负责人迪帕克·巴塔萨里称：“市场开放和其他与中国入世有关的改革举措每年为中国经济带来400多亿美元的收益，并使全世界的实际收入每年增加750亿美元。”

　　该报告称，入世将有助于中国汽车、电子等产业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入世后的改革将导致大约600万农业人口离开农业，寻求在非农业部门的就业机会，他们的收入将会提高。

　　而对于中国的入世“成绩单”，原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的概括最具典型性。他认为，入世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影响，主要来自信心效应与观念效应。

　　五年来，中国分享了WTO的经济红利，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用自己的实践树立了一个“重承诺、负责任、守信用”的大国形象。在履行承诺方面，中国的关税总水平已经降到9.9%。

　　“我们必须以全球化的视野来看待WTO，入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才是目标。可以预见的未来是，2008年，中国的出口将占到世界第一，进口将占到世界第二。怎样去看一个经济大国的经贸地位和关系？这是必须慎重考虑的。”张汉林说。

　　经济发展带来了人们观念和心态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国人意识到，WTO意味着的，不仅是分享利益，还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其中最起码的一点，就是要实现与WTO法规和国际规范的对接。

　　1999年11月，中美双边谈判结束后，一场自清末以来中国最大的“变法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仅中央各部委清理、修订、废除与WTO规则冲突的法律、法规及各种红头文件，就达2300多件，其中废止830件，修订325件。

　　2001年入世前夕，时任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的李适称，“相关修法废法工作将在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前基本完成”。

　　WTO的一套外生法律规则体系嫁接到中国的法律、政策体系中，并加以转化为国内法的过程，无疑正是中国政府走向法治政府的过程。这也正是一个经济崛起的大国，承担大国义务和责任的必由之路。

　　责任并不仅仅意味着法律规定的责任，还有更宽广的负责任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观念。

　　“中国的企业应该把社会成本内部化，这是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贸易政策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中心(ICTSP)首席执行官里卡尔多对本刊记者说。

　　里卡尔多2006年10月应中国商务部之邀来中国参加研讨，帮助中国制定可持续发展的贸易战略，包括如何应对反倾销。在他的眼中，反倾销首先是一个技术问题，其次才是一个法律程序问题。而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则认为，对待反倾销这样的微观技术问题根本不必那么紧张，美国遭遇的反倾销比任何国家都多。

　　“中国出口导向的政策，必须与国内产业联系在一起。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促进国民收入增长，是整个规则体系的一部分。”里卡尔多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环境等外部性成本问题，尤为关注。在他看来，化解这些成本的惟一方法，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这与国家发改委的想法是一致的。

　　WTO成员资格意味着，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已不单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而且是一个对国际社会的庄重承诺。因此，入世使中国经济改革纳入了一条不可逆转的、可预见的轨道。中国必须具有更负责任的经济模式和制度环境，对外开放时承诺的时间表，就是国内改革的时间表。国内改革必须与WTO步伐协调，实现所有制的平等，取消内外资、民营、国有的差别待遇，这才是入世之把中国带入全球化世界的战略意义之所在。

　　用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斯蒂格利茨的话说，中国需要第二代改革，即从简政放权走向法治规则，从优惠泛滥走向统一透明，而WTO的推力正与此方向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