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路的大道中間，從和平門到李家村，從魯家村再到大雁塔，一眼望不到邊的單人床、雙人床，數不清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其中一張張木床四根竹竿撐着白色的蚊帳，一群少年天真的玩着他們自己的遊戲，早忘記了人們為什麽要在大馬路當中睡覺、玩耍，俺就是其中的一員，原本為躲地震來到西安親戚家，結果還是住進了防震棚，而且還在大街上。

親戚是大學裏的教授，學院的實驗室是俺這次旅行呆得最多的地方。教授、講師們忙忙碌碌搬出了多年不用的儀器，爲了預測預報地震，拂去塵土，精心調試，每天他們的戰報成了當時最值得信籟的小道消息。

鋪天蓋地的普及地震知識教育挂圖，與文化大革命時的大字報一樣多，也可與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爲人民出現的防化學、原子武器知識宣傳畫貼比美。

在這裏俺第一次知道了有個叫張衡的中國人，也明白了那八只青蛙張着大嘴等球球的玩意兒，就是赫赫有名的渾天地動儀。

據説這是新中國預報最准的一次地震，雖然地點相距十萬八千里（當時說成都附近灌縣龍門山斷裂帶最可能是震源，要不然俺爹媽也不會讓俺獨自外出躲避的），但時間還是比較准的。終于有一天，中央台報道了遼寧营口、海城發生了裏氏7.x級的地震，震叶震過了，住防震棚新鮮勁早過了的我，急着想回家了，想俺爹、俺媽了，這是俺獨自一人離家最遠，也是最長的一次。

地震雖然不能吊以輕心，也不好隨便拿來開玩笑，俺卻實實在在的在西安玩了個痛快，霸橋、碑林，臨潼、半坡，大小雁塔，無一不留下俺這川人的足跡。

這就是俺的 1.5/12 個1976，終身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