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画帝
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第二部分
独往深山远·暂居印度大吉岭(5)
中国的文人画讲究要在画好的画上面题诗,从题诗上再流露出诗的文采和书法的功夫,所谓“诗、书、画”三绝,三者缺一不可。张大千早年师承当时最著名的书
法家曾农髯和李瑞清两位先生,学得师风的同时,甚至更青出于蓝,逐步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张大千体”。而作诗则好到“他的诗,造诣之高,恐怕许多诗人都要
让他三分”(著名文学家刘太希语)。 自古道文人相轻,文艺界自始至终都存在着派系斗争、人际关系之间的倾轧和各种恩怨纠葛这些问题,一直都很棘手。虽然周恩来总理当时一再呼吁 在徐悲鸿和一些画家之间也多少存在着这类问题。著名的旅法画家潘玉良和徐悲鸿曾是中央大学的同事,但因 1953年,第二次文学艺术 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在美术界威望很高,而与他曾有芥蒂的刘海粟甚至连文代会都没资格参加。徐悲鸿去世后,国内朋友再邀潘玉良回国时,潘玉良犹豫了,但不久因中国的“反右”运动 随着文艺整风运动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画作为最传统的画种,竟被当成“糟粕”越来越多地遭到质疑,甚至批判。主要原因是国画表现的“才子佳人”不能为人民 新中国当时最推崇的艺术大师,是俄罗斯19世纪著名写实画家列宾,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当时的中国发展都以苏联经验为模式。列宾的创作便是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表现劳动人民的 |
【连载】行走的画帝张大千:为毛泽东画《荷花图》(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