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革命委员会”的经过（修订稿）

1966年9月到12月，是全国红卫兵外出串连的时期。北京的红卫兵到外地，外地的红卫兵到北京。全国各地各单位都有留守人员建立“接待站”，免费接待串连的红卫兵，管他们的吃住。红卫兵是最革命的，特别是北京的红卫兵，他们外出串连是为了发动当地的革命群众，揪出“走资派”。北大的聂元梓去了上海，就是去进行所谓的“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的。而外地的红卫兵到北京是为了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时学习北京的革命经验。

老师们都知道中央已经有一个“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但是学校里没有学生，原来的课本不能用，新的教材一时也编不出来；何况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对立情绪没有消除，老师的尊严扫地，被称之为“臭老九”，已经无法立足于讲台之上。“闹革命”吧，老师和学生都像一盘散沙，也闹不起来。学校里就变得冷冷清清了。

1967年1月，从上海掀起称作“一月风暴”的“革命夺权斗争”。《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表示支持。“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成了最重要的事情。于是，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单位都开始进行夺权斗争。我所在的学校的老师纷纷来到学校，等待观望，想紧跟运动的步伐前进。这个时期的运动，要求在本单位进行。但是，我所在的学校里的“走资派”早就被北京市委派来的工作组打倒了，工作组撤离以后，接下来掌权的是学生红卫兵的组织，叫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9月以后，大多数学生红卫兵小将去外地串联，学校里只有一位总务主任带着几位老师主动承担起接待外地学生食宿的工作。12月以后，接待工作结束。

“一月革命”的风暴，“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声音，并没有把我们学校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召回来。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老师认为自己也可以起来闹革命。特别是一些出身好的老师首先自动组织起革命的“战斗小组”，选出“战斗小组”的头头，也戴上红袖章，称自己是红卫兵。自然老师组织起来的红卫兵，年龄比学生大多了。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是大学里的红卫兵领军人物，不也四十多岁了吗？所以红卫兵不在乎年龄，而在乎出身。

我们学校的老师没有一个当“逍遥派”的。在汹涌澎湃的革命运动的洪流当中，谁也不甘落后；其实也还有另外一种心态，就是接受过去政治运动的教训，谁也不敢落后。当时，有些既不是革命干部家庭，也不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教师也开始认为自己是“革命群众”，因此也纷纷成立了战斗小组，但是不佩戴任何有标志的袖章。组织的名称自然都有鲜明的革命意义，比如：井冈山战斗组、北京公社、雷锋战斗团、红色造反团、争朝夕、丛中笑、风雷、卫东等等。

我的家庭情况更和一些人不同，虽然校内同仁知道我的丈夫已经被他的单位揭发批判，但是我对自己的历史清白还有一些自信，所以自己在运动中还有一些不甘落后的想法，而更多的还是不敢落后。我就是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和语文组的两个同事组成一个三人的战斗小组，这可能是当时最小的战斗组织了，但是以战斗组的名义写大字报来表明我们的观点和对运动的态度，就觉得有胆量和气魄，有力量，有信心。

我想，“走资派”早就打倒了，现在还怎么夺权呢？于是想到学校的那一枚印章。印章是代表权力的，谁掌管那枚印章谁就有权。但好像又不那么简单。

3月，《人民日报》有一篇重要文章，里面有毛主席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大家认真体会这个指示的精神，都希望争取找到最好的答案。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有一个条件是接纳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性人物进入革命委员会，这个群众组织必须是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参加的革命群众组织。所以组织和组织之间开展频繁的串联活动，慢慢地，观点相同的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较大的组织。我参加的三人战斗小组，也经过这样的程序加入到一个大组织里面。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教师，关心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并不是自己想成为革命委员会的头头，实在是希望有一个安定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我关心自己个人和家庭的政治前途和命运，这就是我在灵魂深处的真实情况。

也有个别的组织从校内扩展到校外。比如“红色造反团”的组织关系，就是联系到其他学校的组织或其他单位的社会团体。这是不允许的，据说这样的组织都有发展成为反革命组织的可能。

也就是这一年，中央再一次号召学校要“复课闹革命”；同时发出要在学校实行“军训”的声音。

这一年的三月七日，中央有一条批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在我的记忆中，北京市的大多数中学校都进驻了解放军。我所在的学校也不例外。在“文革”初期，北京市的许多中学都成了重灾区，在1967年的春天要依靠学校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像三月七日的批示中提出的那些任务是非常困难的。有了解放军，就有了依靠的力量。我们学校的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的名字就叫“三七公社”，表达了坚决按照批示的精神办事的决心。解放军进校以后，支持“三七公社”，所以促进其他战斗小组联合进入“三七公社”的工作就比较顺利。在学生当中，66年出现的老红卫兵的组织没有了，学生们经过一个阶段的大辩论，在同一个观点的基础上实行大联合，组成了新的红卫兵组织。有了新的名字，最后也参加到 “三七公社”里面。

有了革命群众的大联合，有了解放军的支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还少一个条件，那就是革命干部。我们的学校，原来共产党支部的成员都被打倒，都是“走资派”，一个民主人士身份的校长靠边站了，也应该算是打倒的人物，也不能考虑。教导主任也被打倒，曾经受到严重的冲击，也不能考虑。只有一个出身好的共产党员，职务是总务主任，也靠边站着呢！还有一个做学生团支部工作的党员干部，也靠边站着呢！于是群众通过写大字报、大辩论，总务主任自己出来写大字报表态，同时在群众会上做自我批评，表明决心革命的态度，这就是“亮相”，得到群众的认可之后，也进入“三七公社”，而且很可能就是进入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因为他是进入革命群众组织的唯一具有干部身份的人。

革命委员会的建立，看起来好像挺顺利，其实不然。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我们学校里也出现了对立面。也有一个教师和学生结合的对立面的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用同样的办法把做学生团员工作的干部结合进去，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没有得到解放军的支持，这就有滑落到反革命组织的边缘的危险。“三七公社”方面怀疑对方组织成员不纯，因为对方有人参加一个跨单位的全国性组织“红色造反团”；对方组织怀疑“三七公社”组织里有许多走资派过去信任的积极分子，有保皇的嫌疑，如果“老保翻天”，走资派重新掌权，群众就会遭殃。两方面的组织开“辩论会”，“斗私批修会”，都不解决问题。在不同的时期中央都有一些指示性的语言，如：“革命不分先后”、“要斗私批修”、“有错就改，改了就好”。两派组织之间的意见分歧，势不两立的状态延续到1968年夏天“双宣队”进驻学校的时候。中学校里打派仗只是笔墨官司口水仗，贴一些大字报，开几个辩论会，没有发生过武斗；意见的分歧和争论也限于在本单位内部，而且主要是教师之间；在我的印象中学生参与辩论的不多。

上面我写的主要是在一所中学里面和建立三结合的领导机关有关的一些内容。

如果再看一下三月七日的批示里提到的事情，就会知道，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只是其中的一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