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续）

 我有一个孩子到山西＊＊县的一个村子里插队，一起去的同学共有十多个人，男女学生各一半。学校领导的工作很细心，他们考虑到要让这些知识青年安心在农村干一辈子，就要替他们想得远一些，多一些。高中的知识青年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出头的青年人，生理和心理上的发展都会促使他们或多或少地萌发男女之间互相爱恋的感情，过不了几年就该到成家的时候了。所以每每分到一个村子里的知识青年都差不多是男女各半，让他们在生活上互相有个照应，感情上多少能够得到一些异性的关心和安慰。如果成了家有了下一代，就会死心塌地落户农村了。

 来到农村，这些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们，第一次尝到了生活艰辛的苦头。孩子写信来说村子里没有电灯，饮用水要牵着骡子到几里外的山沟里去接山泉的水装在桶里放在骡背上驮回来，还要到山里去砍柴，背回村里来用。吃的东西很简单，很少或者没有蔬菜，因此，特别想吃北京的咸菜疙瘩和黄酱。孩子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从来没有特别喜欢吃北京的咸菜疙瘩的时候。北京好吃的东西很多，为什么不想吃北京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偏偏喜欢吃咸菜疙瘩？后来我想明白了，什么样的生活环境，就有什么样的配套的生活要求来适应。吃棒子面窝窝头，就需要咸菜疙瘩来配套，吃起来才有味道。

和他同一个村的同学回北京的时候，他就会写信告诉我，让我买一些咸菜疙瘩和黄酱，请同学回村的时候带给他，因为这些东西邮寄不方便，又费钱。不止一次，我曾经寻找他的同学在北京的家庭住址，冒昧地闯进他的同学家里，求人家给他带这些咸菜疙瘩和黄酱。有一次，我到＊＊大学宿舍区去找他的同学，原来是一位女同学，这位同学的家长热情地让我进去，我说明来意，这位同学满口应承。我和这位同学的母亲聊天，才知道女同学是随他妈妈的姓，原因是爸爸是比较有名的“右派分子”。还有一次我到北京城里，找一位同学的住处。光知道在西城区的一条胡同里。北京的胡同很多，有时还有同名的。我虽然在北京住了几十年，但是一直住在离城区几十里的郊外，对城里的情况实在生疏得很。那一天为了找到这个胡同，我在西城的新街口、护国寺、西四。从西四再返回来走到护国寺，从新街口往左拐到了西直门附近，才算找到了一条叫做“中帽胡同”的地方。我按着门牌找到了这个同学的家，进去一看，是一个小院子，一个女孩正在院子里弯着腰低着头从水盆里拎起一件衣服来准备拧干。我问起要找的同学的名字，她回答：“我就是！”然后让我进到屋里坐下。她同样愉快地答应替我把这些咸菜带到村里交给我的孩子。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女孩的父亲在“文革”中因为历史问题被迫和妻子一起离开北京，去了河北省某地生活。

北京众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北京的许多家庭变了样，有些“知青”的父母除了参加革命的“斗、批、改”运动，还要抽出时间来到邮政局去排队，给自己在农村插队的孩子邮寄包裹。如果是寄信就简单多了，在家里写好信，把信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往信箱里一扔就可以了。知青们在农村缺医少药，看病都有困难。劳动用的一些东西，如棉手套、胶底鞋，四季的换洗衣服，特别是冬季保暖的衣物，总会写信来要一些，因此，隔三差五的总有人跑邮局寄包裹。邮寄包裹的手续比较麻烦，一般地总是先排队领取一张邮寄包裹的申请表格，买一个包裹袋（或者自己用旧衣物缝一个），邮寄的衣物要让邮递员检查，看有没有违禁品。然后自己从柜台上拿了针和线（邮局提供的服务项目）把包裹缝好，还要在邮包上写上收件人和寄件人的姓名地址；另外把申请表填写完毕，再去排队，办理最后一次邮寄手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成千上万，到邮局寄包裹排长龙队伍的人也就可想而知了。在邮局里的人，大家都心平气和地做着该做的事，有时还互相谦让，互相帮忙。

知青们在农村遇到的另一个困难是看病。据说一个知青在村子里生了病，吃点自己带去的常备药物不管用，看来非找医生看不可了，于是几个知青轮换着把这个病人背到县城里才看了病。

1969年，孩子得了肝炎，回到北京，在北医三院检查之后，医生诊断为传染性肝炎，给了一些药，并且嘱咐病人的食用器具要和其他人分开。才住了两天，街道居民委员会（当时我们住在北大校外的民居）就有人来通知家长让回到城里的“知青”立即返回农村，否则就给家长办“学习班”。我急忙让孩子到北医三院，想求医生再给开一个药方，多带一点药到农村继续服用，医生知道是从农村返回的“知青”，连病也不给看了，药方也不开了，催着快走。我听说吃水果糖对肝炎病人有益，就买了一些水果糖给孩子带着。

另外，从孩子的信里，可以知道他在农村的一些生活情况：

“我们秋收进行一半了，估计用不了一个月就完了。现在每人分了4斤绿豆，7斤小豆，30斤土豆，20斤白薯（均为一年吃用），实在是不多。”

“现全队一千亩谷子已割完了。割谷子一亩地十分工，多劳多得（麦收时是割一亩麦子十分工外带二斤麦子），高梁一亩半十分…”（注：农村干活以工分计算报酬，一个工分一毛钱，十个工分合一元人民币。）

“我们这儿今年就结帐了，到11月20日止，我挣了1509分”（1509个工分，按一个工分一毛钱计算，一年的收入就是一百多块钱，平均每月收入十几块人民币）。

从信里就知道，干了一年的农活，连饭都吃不饱，家里总要在经济上给他们一些帮助才能解决问题。如果第二个孩子也是“上山下乡”怎么办？男孩子在农村可能麻烦少一些，女孩子下乡插队，真让人有些不放心。我心里总是犯嘀咕，左打听右打听，听说有的家长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自己相约几家情况相象的人家的女孩到河北省的白洋淀去插队，据说白洋淀的日子好过一些，而且离北京也近一些。说来说去，也就是吹一阵风，过几天就没有消息了。于是我有了另一个办法，告诉在山西插队的孩子，让他和生产队长说说情况，希望允许他的妹妹去那里插队，让他们亲兄妹有个照应。经过努力，生产队寄来了证明信。信是这样写的：

    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北京市安置办公室、海淀区安置办公室

驻北京＊＊中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北京＊＊中革命委员会，分配小组：

    兹有你校学生＊＊＊同学自愿来我大队安家落户，建设山区。经我大队

全体干部和贫下中农研究，表示热烈欢迎，希你校给予办理一切手续是荷。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晋＊＊县＊＊公社＊＊大队

                                     1969年元月

我觉得这个做法并不违反政策，不会妨碍推行“上山下乡”的运动。这样的证明信还不能过早地递上去，得等到有了确实的分配消息之后才用得着。1969年3月里，女儿分配的消息快有了。她班里的大多数同学都分配在北京的工厂，多么幸运！只剩下四五个人没有公布了，其中就有我的女儿。反正我有了一些心理准备，如果最后公布的结果让女儿去农村插队，我就把山西寄来的证明信交上去，要求允许她去她哥哥那里插队。到了4月，终于公布了名单，女儿也被分到同一个工厂里了，而且就在海淀区。但是过了几天又听说因为照顾一个特别困难的学生，让我的女儿和那个学生调换一下，这一换就到了通县，离家远了。远了就远了吧，总还没有离开北京。但是每天早晨4点就起床，抹黑出了家门去等公共汽车，下班的时候很晚才进家门。学徒工的工资每月15元人民币。这就比他哥哥强多了。

因为女儿进了工厂当了工人，那封山西的生产队寄来的证明信就作废了。现在找到了，看一看也挺有意思。可以算是一件有点历史意义的文字材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