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怀念

我和丈夫住在北京大学教职工宿舍区的中关园的时候，特别是在夏天吃过晚饭以后，总要到室外散步。有时候就在中关园里煤渣铺的小路上来回走几趟；有时候就沿着东头的一条小路往南走，跨过一座没有水的平桥，就到了中国科学院的地界，从桥头往南延伸出一条比较宽阔的道路。路的东边就是科学院的化学所的一座楼房，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南走，可以看见路西有一座“四不要礼堂”。这个礼堂的名字有些古怪，其实是有来由的，我模糊记得好像是建造这个礼堂是为科学院的职工提供一个逸乐场所，但又要本着节约的精神，因此在修建的时候提出来有四个不要。“四个不要”的具体内容我已经忘记了，猜想大概是节省了和建筑材料有关的东西。这个礼堂给与科学院为邻的北大职工家属也带来一些好处，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到那里看个节目，参加一些逸乐之类的活动。在“四不要礼堂”南边隔着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路又有一座楼房，叫做福利楼，顾名思义，自然是为群众服务的一座楼，这里有中餐馆，楼上楼下都接待客人；中餐馆的南边有一个西点铺，比中餐馆小多了，里面只有很少的几套桌椅，有人可以在买了点心之后再要一杯牛奶咖啡之类的饮料，坐在那里慢慢地享用。我们散步的时候，有时顺便进到西点铺里去，看到喜欢的点心也买一点带回家里当夜宵。有时在这一条路上会遇见一位长者，个儿不太高，穿着一件灰色大褂，独自一个神情自若地漫步在街头；有时会在西点铺里看见这位老人独自坐在一张桌旁，桌上放着一碟点心和一杯牛奶，默默地自饮自酌。丈夫怀着敬意低声告诉我：“这是有名的教授叶企荪先生。还有一位陈岱荪，另一位金岳霖。因为金岳霖别号“龙荪”，所以有些学生背后议论他们的时候就称他们是“三荪”。这三位教授都没有结婚，但都很有名。

1966年，“文革”的疾风暴雨冲击着北大，我的丈夫算是比较年轻的都受到冲击，叶企荪先生大概也难逃劫难。不过在那样的年月，人人自危，叶先生的身影早就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到了1969年，北大在“双宣队”的领导下，很快结束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有一批教师必须到江西鲤鱼洲的五七干校去劳动，我的丈夫也得到通知。丈夫在临走之前向学校革命委员会打了一个要求调整住房的报告，希望从校外的民居搬迁到校内职工宿舍，这样他可以安心地去干校劳动。

经房产科同意，根据房产科提供的信息，丈夫带着我在校园里的几个职工宿舍区挑选住房。最后我们到了未名湖北边的一个大四合院里，原来管理分配住房的一个负责人就住在这里面的西耳房里。他告诉我们，在他住房旁边的两间正房可以给我们住，但是因为屋子原来的主人的东西还没有搬走，我们只能在外面透过窗玻璃看一下房间的大小。

这个四合院很大，坐北朝南有五间正房，正房两边各有两间耳房。经过改造，五间正房和耳房、厢房，连带后院的几间下房都一分为二，成为两套有厨房及卫生设备的住房，分给两个老教授家庭使用是绰绰有余的。“文革”当中，许多教授的住房被分割，一些后勤部门的职工就有了比较满意的住房。这位住在西耳房的房产科负责人可能就是这样住进这个四合院里来的。

我们隔着窗玻璃看到屋子里零乱地放着一些书籍和桌椅之类的东西，同时发现在较大的一个房间的每一扇窗玻璃外面的纱窗靠近插销的地方都有人为的破损。我问这位房产科的同志：“为什么会这样？”他告诉我：“原来这里住的是物理系的一位老教授，叫叶企荪。1967年，红卫兵认定他是一个“反革命分子”。是一个晚上，在抓捕他的时候，红卫兵先把住房包围起来，然后撬开窗户进到屋子里才把他抓走的。现在还把他关在监狱里呢！”他还介绍说：“叶企荪独身一人住在这里，他请了一个男保姆帮他做家务，照料他的生活。这个男保姆把他的妻儿都叫来住在西耳房里。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以后，男保姆一家就离开了。”

就这样，我又听到了叶企荪先生的故事，并且使我想起“文革”前在科学院福利楼的西点铺里见到叶先生的情景，不禁产生一个疑问：“叶先生住在北大校内未名湖岸北，自己一个人从家里走到科学院的福利楼西点铺，总有好几里路吧！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走到啊？”

后来物理系的人把这两间屋子里的东西拿走，屋子腾空了，我们也就住进这个四合院里来了。这时东厢房住着一家人，西厢房住着另一家人；东边的耳房和正房分别住着两家人。算起来，四合院里住了六家人了。

到了七十年代，有一天听说叶企荪教授回到北大了，住在校内最北头的朗润园的一座公寓楼里。有一天，我出北大西校门的时候，忽然看见叶企荪教授。一个男仆推着他坐在一张轮椅里面，膝盖上盖着一块毯子，他神情呆滞，对周围的事情一点反应都没有。后来还碰上这个男仆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叶先生在未名湖边散步。这就是他的晚年生活。

不知过了多久，也记不起来是哪一年，我听说叶企荪教授去世了，因为他没有结过婚，听说他留下的两万元人民币的遗产没有人继承。

到了八十年代，有一次，物理系的一位教授在我家里谈起叶企荪教授在“文革”中受难的原因。听了之后叫人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原来叶企孙教授在１９６７年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后来被中央军委办事组逮捕，送进监狱，释放后又被隔离审查到１９７５年。叶企荪教授之所以被拘捕，是受他去解放区的学生的冤案的牵连所致。抗战初期，叶先生的学生投笔从戎，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区工作。这个学生在八路军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协助、指导抗日军民制造炸药和其他技术，并得到叶先生的帮助，替八路军购置无线电收发报设备和军火。后来叶先生的学生被冀中军区以“国民党派遣特务”的罪名逮捕，并处死。“文革”中叶先生因受这个学生的牵连被定为“特务”、“反革命”而被捕坐牢。直到这个学生的冤案得到平反以后，叶先生的冤案才弄清楚。

“爱国的”说成“卖国的”，“革命的”说成“反革命”。

为什么是非颠倒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

听了叶先生的故事，我也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