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国内人民代表和领导正情绪高昂地在北京开两会，不料在拉萨和附近地区，极少数不法份子人打砸抢地闹起来了。中国在诚心诚意地认真准备奥运会，满世界去传递火炬，ZD又出来捣乱。加之一些西方媒体的不实不公正的报道。一时间，局面令每一个关心中国的人担忧。真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列宁说过：革命是人民群众盛大的节日。群体的正义行动总激起人们高尚的、为崇高事业献身的激情。世界各地的华人留学生的和平游行和国内抵制家乐福的群众运动一派热气腾腾，慷慨激昂，像在过盛大的节日一样，很有点文化大革命再现的味道。

面对这些事情，我不禁想起了几位老人。

先想到的是老外交家、一度被称为外交“教父”的钱其琛。

1989年春夏天发生的事情，使中国陷入一场国内危机，同时也使中国面临了国际孤立。学生上街，多解气，军队坦克大街上“平暴”，更快捷。可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利益和互相需要是最有力量的，最后，还得请全球经济来说话，这个艰难的任务，就落到了刚从副外长晋升外长不久的钱其琛身上，就引出了钱其琛在北京郊区大兴县，请各国大使来开西瓜party，吃西瓜的事情来。为什么请大家来吃西瓜，就是交流感情，缓和对立，为了使中国好，尽快使国家走出被孤立的困境。

而对比那位在2001年上海亚太经合会议期间，左骂台湾记者、右阻台经济部长林信义发言的唐外长，看看两人的风格多么不同。香港开放杂志当时就报导说，中共副总理钱其琛在一场内部会议中，特别为此批评了这种缺乏弹性的表现。开放杂志在报导中说，钱其琛指出，“在国际会议上我们表现可以弹性一点，你可以让他(林信义)补充，他讲了你再补充，主动权还是在我们手上”。唐对台声色俱厉的发言，经过电视播出后，使台湾部分民众深感受辱，反弹强烈，那次，唐实际上大大地帮助了陈水扁台独势力的忙。

对于中国官员来说，姿态强硬、斗争性强，是一些人的特点，不是唐独有的脾气。不久前卸任的诗人外长，当任驻美大使期间，也被侨界一些人称为“斗鸡公”。中国官场（从上海、江西、延安时期就是如此），历来的的习惯是激烈比平和安全，尤其对仕途比较有利。宁可犯方法错误，不可犯立场错误。但是，今春这次，副的部长接了国务委员，正的诗人部长下了，是不是说明了一点什么。（当然，副的是书记，党比政府大，这样一说，我也没话说。也许是年龄问题，其中玄机，难以解明。）

其实，我很喜欢诗人外长的诗，收藏了他的十几首诗。我一位朋友就是他的粉丝，朋友尤其赞赏他把台湾女记者当台湾地区“负责人”一样教训时的那种胶东老农的气势。我听了只好心里一笑。

周恩来，邓小平，钱其琛，乔冠华等政治家、外交家，心平气和、有理有节、有风度而不失原则地代表中国进行国际交往，在各国政界、新闻界中留下了许多佳话。他们，对今天的中国的台上者、什么部的发言人，是不是有一些启发呢。

当然，这次和那次事情的性质不同，并且，国力也不可同日而语了。加之，现在国内也不是保守势力占上风，把西方国家都当作敌人看待，强调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任务的时候了。我这儿只是就事论事，说说方法而已。但愿，是多虑了。

想起的第二位老人，就是邓小平。不管对他的功过、时代局限，历史最后如何写，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设计的蓝图，他的务实思想，至少到现在，在他之前和之后，还没有人超过他，在中国。

一件事，就是1989年5月16日，前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的正式访问时，邓小平与他举行的会见，宣告了最终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

邓小平在会见中说“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说：现在结束过去，过去的事情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对于中方的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

他说自己是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时“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 邓小平说，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把重点放在未来”。

那天两个半小时的讲话，这位85岁的老人对58岁的老戈的谈话中所提到的大量中外史实，时间、地点、人物、国别、事情经过，样样都极为准确。他不是照稿读，就即兴讲，老人当时手头连一张小纸片都没有。

我觉得，特别要看重的，是“各讲各的”，和“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这两句话。

许多问题，和老外是讲不清楚的，那就各讲各的，前提是不要伤害中国的最终利益。尤其是不要扯太多的“空话”。立场不同，价值观不同，各自的历史不同，对事情了解的程度不同，讲得通吗? 再说，依你的，Free Tibet, Free 给谁嘛，哪个国家敢来接手？就交给寺院里这几位喇嘛？不要搞笑啦。

第二件事，就是邓在1989年9月4日在同几位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对于国际形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 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 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他还给当时的领导留下了几句话，他说，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其实，国与国之间的事，就是这么赤裸裸的利益、利害关系，只不过“邓大人”说穿了，没有毛、周那么多美好的动人的词语而已。

这样看，围绕西藏、奥运的事，和西方一些政客、媒体的分歧，本来就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大家都是各为其主，各讲各的。大话自顾说，生意照样做。

制裁外企、抵制外企，到头来，就是收拾中国人自己，打击中国有关企业，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失业，没有饭吃，乱我中华而已。用一句当年社论大话，“其用心何其毒也”！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谁离得开谁？当今外国，试试不用“made in China”，应该是比较困难的。（我知道有老外在作此实验，前提是要有很多钱，还要时间。总之不现实。）又比如说，全中国从此抵制洋货，完全用国货，这可能吗？我的想象力尤其设想不出在外国的留学生和海外的爱母国的华人如何实行这一条。

大家还是龙门阵一块摆，饭各吃各吧。

突然想起的第三位老人，就是一位真正的老农民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我在秦岭大巴山地区搞一项专业调查工作，在一位老农家里住了一周时间，每天晚上和他坐在火坑前烤火，吃着烤山芋，喝着苦甜苦甜的山茶，聊了许多事情。他几乎是文盲，仅仅可以写自己名字，可以认阿拉伯数字而已。他虽是这种文化程度，可见识却使我叹服。

他给我讲他们当地的文化革命的事，他用很平静的语调说，其实，造反派那些搞法，我小时候都看过。我大吃一惊，细细问来。才知道老人家的经历不凡。

他曾经在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徐向前手下做点勤务小事，因为年纪太小，最后被劝回家了。两个哥哥，一个文化高一点，师范生，被张国焘认为右倾，给枪毙了。另一位哥哥，文化低，幸存下来，解放后做了地区军分区司令员。

他讲张国焘，加一个儿化音，说“焘儿”。说“张国焘儿”自己文化高（北大生），却爱枪杀有文化的人，说别人右倾，革命不坚决，“焘儿”又爱开大会，爱给群众讲话，双手背着讲。老农站起来背手给我看，火坑的光把他身影映在泥墙上，高大伟岸，身后手里攥着的叶子烟杆，就像当年“焘儿”背的盒子炮，是很有张总司令的气概。老农接着说，“焘儿”特别热衷大哄大嗡的事，不像徐向前、王维舟们，后者总是不事声张，埋头做事情。

他一句话，把文革的那一点本质点得清清楚楚。嘿，大隐士呀。我对他真是佩服不已。

张国焘1949年后移居香港，后来到加拿大多伦多，死后埋在多伦多Pine Hills墓园里。这位“焘儿”同志，一定想不到，40几年后，他的一位小农民勤务员还会想得起他来，并且，亲切地称之为“焘儿”。

我在这儿明确说明，一点没有把爱国游行和张联系起来的意思。我只是想说，轰轰烈烈易，踏踏实实难。国内的人，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才是真正的爱国。在外面的，从实际上给老外朋友多做解释，给当地媒体写信，写文章，讲述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和举牌子呼口号在外国大街上用中文大声地唱中国国歌，一样重要。我们学习徐帅这些前辈，多做一点扎扎实实的事情，来帮助祖籍国。

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轰炸，2001年中国军机在南中国海被美国侦察机撞毁飞行员王伟遇难，那些大事中国都没有被难住。现在这点事，真不算什么。关键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让反腐，法制化建设，政治改革配套跟上经济的高速发展，不要再搞进一步，退两步的事情了。中国就会更好。

尽管还会有磕磕碰碰的事情，夏天的奥运会，一定会办得好，这已是无可怀疑的事情。但是，比赛完了，奖牌发了，Game散了，还得回头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就是一个十来天的Game吗。要别人不把游戏和政治挂钩，自己先不要挂钩。（当然，如果有恐怖分子来对火炬传递和运动会搞极端性破坏，那又是另外的性质了。可也不得不防啊！）

这两天，高兴地看到国内的抵制终于降温了，事情正在往好的方向走，而不是更丧失理智、局面失控，就好。

早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