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就像俄罗斯一样忧郁，

上帝也一直注视着俄罗斯。

——普希金

章诒和从俄国回来，在电话中盛赞俄罗斯，用异常华美、诗意盎然的词语形容那里的原野、河流、教堂、涅瓦大街、冬宫、皇村……，特地举台湾女名嘴陈文茜之口说，跑遍世界，最神往难忘者，惟俄罗斯，那个辽远寒冷刚获自由眼神迷离的国度，诒和近乎地唠叨地叮嘱：康兄，你可得去一趟！

不知去过多少次了，早已是他们的常客，在莫斯科大学恢宏的廊柱下，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宅第的角落，在通往弗拉基米尔大道的驿站口，在禁卫兵临行的早上，在茨维塔耶娃走向上帝的那个小镇，在只有俄国才有的那些秘密、私下和公开的精神集市中……，这些俄国人的眼光多么奇妙！充满忧伤但决不黯澹，耽于深思又如冰凝雪积，他们似乎看到了世界的尽头，却一代接一代搀扶着走进骷髅地，穿越无边无际的苦难“瀚海”，我多么熟悉他们的表情，手势，用语，莱蒙托夫、帕斯捷尔纳克们额角的转折面直接闪烁着从古代希腊神庙放射出的光辉，别林斯基、索尔仁尼琴瘦削的脸颊比黑格尔、谢林还适宜登台宣讲，托尔斯泰如果愿意，他足有三十年时间走遍俄罗斯，创立一个新的教派。我洞悉列宾创作《伏尔加纤夫》、克拉姆斯科伊为“荒漠中的基督”抹上“第一道晨曦”时手指颤抖时的心情，我甚至感受到俄国天才、先知和圣徒们心脏收紧，血脉贲张，瞳孔扩大时的速度、力量……，不过我承认，越在意向上临近俄罗斯，这个横跨欧亚的斯芬克斯就越加遥远、陌生、神秘。

我太了解，为何章诒和、陈文茜以及我认识和不认识的无数中国人，共同经历了与那个国家有染的苦难岁月的一代人，一旦踏上那片土地时的感受为何如此强烈。我自己曾经三次应邀去凤凰卫视讲俄罗斯，讲它的历史、悲剧、艺术、宗教、地理。我比谁都清楚，包括我在内，所有中国人对俄国的了解，都多么浅、多么少、多么苍白。有明眼人在网上揭发，此人从未去过俄国，不懂俄语，他那点关于俄罗斯的知识全靠剽窃我国俄文翻译界的辛勤劳作所获。

此言不虚。何止于王康，多少中国人迷上俄国，甚而当作自己的迦南之地，不都通过他人的译笔、眼光和尺度？“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0世纪上半叶，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张闻天、王明、康生、高岗、毛泽东们，不约而同地弃德日、拒英美，走上“以俄为师”道路，给中国引入全新的世界观、国家观、历史观，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和五·四运动以及抗日战争一百余年的历史轨迹统通改向，创建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新中国，其名份、合法性、它宗奉的天条，立于天地间的目的……，全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乃至宇宙、物质、宗教、精神、文化、艺术、精神、心灵无不烙下鲜红的俄国印痕，这个新中国的国徽、国号、国旗，国都的主要建筑以及流行数代人的旋律、色彩、爱恨模式，统通来自俄国。

在中国和世界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变。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意外有焚心剔骨之感的中国人，怎么会忘掉俄罗斯？

若非几十年后反目反唇，反手反心，早就应该有一部现代汉语经典堂皇问世，其标题是：我的祖国——俄罗斯。事实上，从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中国亲苏激进革命派一直视俄罗斯为人类共同祖国，莫斯科为世界唯一首都，并无赧颜愧意或丝毫不妥不安。

据说现代精神的原则之一是多元选择和道德相对主义，每个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独特的见解，包括那些大权在握的人物。我不接受这些似是而非的现代发明，只因为它们不过是继续维持谎言的说辞，它们那番功利哲学和机会主义只会继续误导国人，继续遮蔽俄国，让中国继续坎陷于俄国悲剧性的遗产造成的历史废墟中无力自拔。

十六、七年前，从莫斯科到华沙到柏林，从布加勒斯特到索菲亚到布达佩斯、布拉格和地拉那，悬挂了半个多世纪的铁幕轰然坠地，中国一度惊愕不置，忧心如焚，如丧考妣，如崩祖坟，惶惶不可终日。直到韬晦功夫和权衡法术占了上风，中国才发现，苏俄解体，东欧易帜，未必是末日来临的序幕，中国人极其聪明地收起几十年间最热衷最拿手的“意识形态倒计时牌”挂起“各扫门前雪”的小市民旗幡。俄国从此从中国人眼里消失，昔日父兄恩主般的威仪尊荣，降尊纤贵后魔鬼式的狰狞邪恶统通不复存在，俄国成为一片虚无。

无论这种东方式的势利眼为中国带来了多么丰厚的历史红利，无论中国由此摆脱某种历史包袱从而走上一条“中国特色”的“成功之路”多么令国人庆幸有加，无论时下国人以何种怜悯、嘲笑、轻篾的口吻看取俄国，我都把目光投向莫斯科，那里发生的一切更使我陶醉、神往，俄罗斯成为我的精神麦加。

一个浑身破烂，在寒风中颤栗的流浪汉，一个守不住家产却敢于重新上路的朝圣者，一个即使跌倒在地也举首望天的巨人，正是我的俄罗斯。俄国没有遵循他人的法则，无论是金钱还是权力，独裁者还是小市民，都纠缠不了俄国人疲惫而坚定的步伐。俄国在自己家里破产了，但是比一切新老显贵更有尊严。俄国在全世界面前摔倒在地，狼狈不堪，但他站起来了，颤颤巍巍，一脸苍白衰弱不堪的俄国，高贵地微笑着，绅士般地拾起帽子，背好行囊，皮巧林式地瞥瞥那些兴高采烈的围观者，迈开步子……。

俄国依然是世界的重心，就像三百年来一样，它再次把世界带到一个新天地，把自己放到约伯的天秤上，世界再次目睹了一出真正的史诗正剧。

尼古拉二世全家遗骸“连一根肋骨也不少”地从叶卡捷琳堡运抵彼得堡，安葬在历代沙皇陵寝中间。无论罗曼诺夫王朝欠了俄国人民多少宿债，俄国都有气量接受牺牲者亡灵的归来，俄国分辨和判别善恶的底线宽广而深邃，忏悔和宽恕总会像伏特加和黑面包一样，成为俄国灵筵最珍贵的佳肴。俄国人用一句“苦啊！”，用额上和胸前的十字比划这样简单的仪式，就可以超逾极恶与至善，俄罗斯面对自己罪孽表现的圣徒情怀，总是让自己噙满热泪，让世界肃然起敬。正如叶利钦在尼古拉二世遗骸前的悼辞所言，安葬牺牲者“是人类正义的审判，是民族和解的象征，是为共同参与的暴行赎罪”，俄国有勇气面对自己，“20世纪是俄国失去和谐的世纪，血腥的世纪，仇恨和暴政曾让俄国血流成河。只有依靠忏悔，依靠种族、宗教和信仰之间的宽容和融合，才能终结俄国的悲剧。必须把历史真相告诉后代，让他们自己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世界。”

罗马教廷为托马斯·莫尔、布鲁诺等欧洲良知恢复名誉，花了几个世纪。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托洛茨基、图哈切夫斯基们和几百万冤死者在50年后，就从地狱式的魇山噩海中抬起被“历史过滤器”洗去血污的头颅；与此同时，斯大林、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叶若夫、雅戈达、贝利亚们永远被宣判为暴君和刽子手，俄罗斯的历史－精神天秤奇迹般地达到平衡。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流亡二十多年后，归返俄罗斯。俄罗斯母亲有足够辽阔的土地欢迎所有游子的归来。这位“唯一活着的俄罗斯文豪”表现了真正的俄罗斯儿子的忠诚：“俄国一再陷入可怕的状态，俄国必须摆脱帝国的狂妄和专制的深渊，俄国的弥赛亚精神才能复活，指引俄罗斯灵魂的星星还在闪耀，千万不要让它熄灭！”

由于俄国的牺牲精神，由于戈尔巴乔夫个人的良知高度，东西方冷战未经任何磨人的谈判嘎然终结。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突然分享到多么巨大的恩惠啊。

困扰世界、分裂人类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不共戴天的对峙，被一种虽然尚不系统完整，然而已明晰可辨的人类意识和世界命运所取代。全球产业分工、资金流通的最大障碍陡然消失，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经济和劳务输出如血液循环畅通无碍，世界经济持续增长，人类财富在十几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中国是受益最大的国家。

柏林墙一夜之间坍塌，最浪漫的德国人也不敢奢望的统一由上帝之手完成了。东欧诸国回归一千多年中孕育的欧洲文明，欧元、欧盟、欧洲一体化进程把欧罗巴推到凯撒、亚历山大、拿破仑、希特勒们依靠武力从未达到的欧洲联合与统一的大厦门口，欧洲沉寂了近一个世纪的智慧、活力、创造天才开始复活。

这一切都是在历史成本极低的基础上出现的，只有一个国家——俄罗斯——为此独自承担了主要责任。俄国的一切都是自己选择的，基督教、希腊精神、伏尔泰、启蒙哲学、黑格尔、马克思、十月革命……，俄国再次作出选择，这次它选择了自由、民主、宪政和上帝。三个世纪以来，俄国总是面对自己的黑暗、愚昧、专制、不幸、苦难、罪恶，以一代又一代的鲜血、悲伤、迷惘和祈祷走向救赎。

从弗拉基米尔大公到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俄国人从不被世俗最高权力眩惑，从不满足于拥有全世界最辽阔最丰饶最美丽的土地，它以数以万计的教堂、修道院、要塞和古堡，以全世界最触目惊心的朝圣队伍走向弥塞亚降临时分。在俄国无数“弗拉基米尔大道”上，总是圣徒牵着天才的手，殉道者扶住战士的肩膀，整个俄国可以在一个男孩的眼泪前潸然哭泣，在一名妓女前忏悔，在大地解冻冰凌噼啪作响的早春像婴儿一样接受新生的洗礼。只有俄罗斯，并不以强大、富有、美丽自诩，而以神圣自命，弱者、罪人和天底下不幸的人，会优先蒙受俄罗斯上帝的垂爱。罗马式的贵族、美国式的资本家和中国式的暴发户都只会引起嫌恶和怜悯。只有在俄国，即使最彻底的战斗的无神论者，骨子里都是寻神派，俄国人要么信仰上帝，要么反叛上帝，但不能没有上帝。犹太民族以其独具的使命成为上帝的选族，但它与人类大家庭似乎天然隔着一条无形的沟壑，它属于这个星球，更属于那个彼岸世界。惟有俄罗斯，即使满怀绝望，即使所有天使下来接引，也不忍离弃自己的苦难土地。

俄国的一切都是真正独特、唯一、不可重复的。俄国的敌人是世界历史上最野蛮、最强大、最可怕的征服者和暴君：蒙古－鞑靼铁蹄、拿破仑、希特勒。彼得一世在芬兰湾涅瓦河口一望无垠的沼泽河湾上建筑起世界上最宏伟壮丽的都城，几乎整个欧洲城市的精华都被移植到波罗的海梦幻般的夜空之下。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俄国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在几乎荒芜的俄国文苑里开出让世界眼花缭乱的奇葩异花，俄国十九世纪的夜空一时群星辉耀；只有列宾、苏里科夫、克拉姆斯科伊们才敢于告别学院和前程，以俄国大地为背景，以俄国命运为题材，以俄国苦难和希望为模特，巡回漫游，睥睨东西画廊；只有斯特拉文斯基、拉赫玛尼诺夫才能把一个伟大民族行将地到来的灾难和使徒般的勇气写在俄罗斯音乐的殿堂里；只有普烈汉诺夫，只有《路标》作者们，才敢在灾难尚未演变成浩劫之前，起身斥责未来的暴政，沉痛检讨俄国知识阶层对俄国人民不负责任的放纵和教唆；只有萨哈罗夫、罗斯特洛波维奇才会在功成名就、誉满全球时坚守自由原则和良心高度，慨然与帝国分道扬镳，甘愿被放逐流放；只有勃洛克、叶塞宁、马雅科夫斯基、茨维塔耶娃们，才能如赴幽会地回归弥塞亚精神，把红色十字架涂在20世纪俄国封面上；只有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全世界率先执掌亿万人生死大权的老布尔什维克，始终葆有某种人性和理想，拥有被放逐、暗杀和枪决的命运；只有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一类君临天下的共产党领袖，才敢于鞭尸暴君，为了正义和真理，不惜让一个邪恶制度提前寿终正寝；而他们本来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遵循国家和人民的意志”，动用武力轻而易举地镇压自由精神和民主要求，“旗帜鲜明”地捍卫苏俄政权和意识形态法统，勿需承担任何叛逆与异端罪责，勿需蒙受目睹俄国人五百年来缔造的欧亚大帝国土崩瓦解而无所作为的千古恶名；驱使他们参予并完成大幅改变人类命运的世界性转向的，竟是极其朴素的感情和最不起眼的良知力量，是与全世界无与伦比的统治权力极不对称的仁爱之心和自由精神。这种权力哲学和统治原则，不仅从来没有在中国和东方出现，也不曾在西方政治史上找到。甚至只有维辛斯基、叶若夫、雅戈达、贝利亚等俄国式的刽子手，才会在咽下最后一口气时，请求上帝宽恕；只有俄国暴君及其同伙的后才人有勇气逃离专制祖国，谴责父辈们的不义和罪愆；只有在俄国，才会出现拉斯科尔尼科夫、别尔明、克利维茨基一类藐视帝国的叛逆者，公开与暴君决裂的独立特行者……。最让人惊讶的是，在俄国，在历史天秤上，良心比权力更重，救赎战胜罪性，并不是贵族、知识人和社会精英的特权。无论蒙受多么漫长、深重的苦难，俄国人民从来不曾被完全奴化，被彻底败坏，甚至俄国统治者也始终残存着人性的底线，亚力山大二世在生死之际搀扶他人而到卧血泊的形象多少摇弋着十字架的启示……。只有在俄国，仅仅因为道德缘故，人民一旦看清真相，就会任由一个令世界畏惧、令俄国“自豪”的超级大国毁于一旦而决不为它再流一滴血。试问，当今世界上，哪个民族仅仅因为精神的纯洁和道德的高尚，就可以让一个不可一世的政权无助地垮台。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啊？它打破了西方三个世纪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在六分之一的世界陆地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新的国家，它代表了人类解放的新希望，声称将把全世界的穷人和劳苦大众带到永远解放的道路上，它用30年时间完成了西方两百年才达到的工业化，它的养老、住房、教育制度，它的芭蕾舞、电影、奥运奖牌使整个西方黯然失色，它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实现了第一次载人宇宙飞行，它的国防力量和核武库让西方心惊胆颤，苏俄缔造者一百周年诞辰时，它的五大航母集群同时在世界五大洋巡戈。约翰·里德九十年前写下《震撼世界的十天》后患伤寒死在莫斯科，这名美国记者临终时为自己将葬在红场而无限欣慰，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同时为他的书作序，称“像约翰·里德这种描写了俄国革命捐躯者的葬仪的人，理应分得这分光荣”。一些名声更大的西方人罗曼·罗兰、杜威、肖伯纳、居里夫妇、爱因斯坦、威尔斯等都没有吝啬自己的言辞表达对俄国革命的关注和向往；尽管有更多数量的西方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俄国发生的一切正是对西方文明的直接威胁，苏维埃政权不是通过公众支持，而是通过暴力、狡诈和谎言上台的，是靠着残酷镇压所有反对派以维持其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实行否认财产私有制和法制原则，摧毁宗教信仰并强行无神论，他们造成的恐怖和文明的溃退将远远超过法国大革命雅各宾党人，它是一口沸腾着专制与暴力、仇恨和迫害的红色火炉，苏维埃俄国比沙俄帝国对西方的威胁更直接，更难以避免，俄罗斯将是西方文明的头号敌人；尽管俄国后来的历程比西方最阴暗的预言还恐怖，但俄国人民与这个红色帝国分手，仍然需要罕见的道德勇气，精神上的升华和超逾自己祖国历史的非凡毅力，——这远不是哪个民族都具备的。

没有谁能预告俄罗斯的未来，走出苦难和黑暗的民族不一定必然走向幸福和光明。但是，俄罗斯，连同它的悲剧和罪孽，都栩栩如生，如泣如诉，这个民族与太阳底下的所有民族一样，有自己的阴霾，不可告人的肮脏纪录，难以掩蔽的罪行，它那充满战争、征服、奴役的史绩，那举世侧目的秘密警察系统，臭名昭著的书刊检查制度，可诅咒的苦役和流刑制度，充斥阴谋和杀戮的彼得－保罗要塞，以及它那极端、矛盾、绝对和末世主义的天性，它那亚细亚专制主义毒根与欧罗巴自由花朵之间的古怪嫁接，它那不时搅得邻人和全世界不安的神经痉挛性的历史发作，都使这个拥有双头鹰的雅努斯神，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再次让人们震惊。

我们应该真正庆幸的是，不是希特勒、东条英机，也不是本·拉登和其他动辄“不惜发动核大战”的独夫民贼和战争狂人，而是苏俄统治集团紧随美国之后，掌握了能毁灭世界的巨大核力量，即使在冷战最令世人绝望的时候，苏俄核电纽也从来没有被恐怖原则和邪恶指头掌控过。

克里姆林宫一度成为世界的希望，成为半个人类的祖国，不是没有缘由的。即使遭到重大的扭曲，付出前所未有的代价，俄国的救世精神仍然拥有特殊的启示意义。俄国的经验本来就由两个源头汇合冲撞而成，西方基督教、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社会政治大革命以任何人也难于逆料的方式进入俄国，俄国从彼得一世开始，一直是西方文明最自觉最宏大的中转地和实验场，俄国的蒙古－鞑靼军事专制主义与自由、平等、博爱何其难以相容，俄罗斯要越逾、战胜的，乃是世界上最难消解的悖论，最难抗拒的宿命。

但俄罗斯仍然是我的精神麦加。

俄国是奇迹丛生的地方，俄国让一切人类经验教训都黯然失色，当西方惊魂甫定，感谢上帝终于让俄国这个西方三百年来的最大威胁成为历史陈迹时，俄国仍然维持着基本的尊严。它那布满血丝的眼睁充满痛苦、迷茫，但仍然放射着光芒，那是几百年间俄国人在清水、碱水、血水中浸泡，在西伯利亚和古拉格群岛上磨砺出来的光芒。没有玉石俱焚的怨毒，以牙还牙的仇恨，俄国表现出真正男子汉的高贵，自己的伤口自己舔，牙齿掉了和血吞下，肋骨断了用手撑往。没有谁，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给俄国一丝同情，让这个饱经磨难、自化脓血的巨人有所支撑仰息，世界在目击俄罗斯倒下去的时候，是多么欣喜若狂啊，却没有留意到，这位巨人即使肢离体解，还是那么庞大、倔强，显示出超世的力量、不可摧毁的意志，不可思议的是，俄罗斯并不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一个民族面对如此深巨的旷世劫变，表现得如此从容，庄严，甚至优雅浪漫……，这正是神圣俄罗斯的本色！君不见，俄罗斯母亲，高加索的英雄，伏尔加纤夫和彼得－保罗要塞的幽灵都在一一复活，在专制暴政和红色帝国土崩瓦解的同时，自由、民主、多元和神圣的俄罗斯开始诞生。俄国正在领受新的天命，创造新的奇迹，它沉重的喘息使整个世界不得不倾听。在人类历史上，何曾出现过如此悲怆而壮丽的方死方生，敢恨敢爱，予取予弃！势利的人类至今不能洞察俄国的转向对世界的意义，是因为当代社会已经丧失了领悟和表达伟大史诗的能力，那曾是普希金、屠格涅夫、赫尔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梅烈日科夫斯基等俄罗斯天才们最擅长最倾心的活计。只要俄罗斯原野墓地上空的流云还在飘荡，无数教堂还在敲响悠远的钟声，白嘴鸦还在春天某个时分如约归巢，只要冬宫、夏宫、斯莫尔尼宫、克里姆林宫的雕塑、柱头、壁画、吊灯、陵寝和无数明亮清澈的眼光还在闪耀着光辉，俄罗斯就会上升起照耀世界的星辰，俄国可能再度让世界不安，俄国更可能给世界带来福音。

虽然没有去过，但俄国的一切都是那样熟悉、亲近，就像一位远行的兄长，老朋友，有时甚至就是另一个我。俄国曾把我们带入泥淖、血路、深渊，但谁也无权谴责俄国。相反，中国本来就满怀功利之心追随其后，阿谀奉承，“一边倒”，言犹在耳；一朝反目，立成寇雠，不共戴天。在人家困厄纷至时，我们何曾表露出寻常的同情和起码的关切，直到互为“关系年”的今天，我们从来没有对俄国表达过真诚的敬意和祝福，不过沿袭毛泽东们的积习，除了利害、算计和“战略合作”而外，中国何曾去到俄国那些巍峨宏伟、金碧辉煌的教堂、宫殿中，倾听一下俄国世世代代如聆天堂之音的钟声，何曾在那些荨麻地和柏桦林间的十字架前驻足深思，何曾在那些青铜、花岗岩、大理石和黄金白银镌刻的雕像前脱帽致敬！

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知就表达过寻找精神祖国的世间原则：道之不行，乘桴浮于海。西方的自由、多元、富足固然令人向往，中国一夜暴富的诱惑和感官享乐的世俗狂欢未必毫无意义，但我只选择俄罗斯，勿需安魂诗、“白痴”般的圣者、高加索的积雪、西伯利亚的原野，几首俄罗斯民歌，几句阿赫玛托娃的诗行，几本《往事与回忆》，就足以教我心向往之了。俄罗斯，就在窗外歌乐山那边，同样的秋光下，不一样的月色中。

我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篇题为《俄罗斯启示》的文章里写下“圣地不空”几个字。近二十年过去，至今我还想得起写下这几个字心中的感受。现在，它们大概已经融进俄罗斯灵魂复活的浩大弥撒曲里。不敢自称为俄罗斯命运的东方祝福者，至少，在它空前困窘尴尬时，我没有报之以冷漠和鄙夷。因此，哪一天踏上俄罗斯土地时，我会怀着对一名不曾谋面却心仪已久的老友的倾慕说，你好我的麦加，我的俄罗斯！

王康 2007年9月20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