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若是开车从杭州西北方向出城，不一会就进入了德清县境内，风景秀丽的莫干山就在这个县。春秋末年，吴王派莫邪、干将在此铸成举世无双的雌雄双剑，山因此而得名。莫干山有“清凉世界”的美誉，与北戴河、庐山、鸡公山（河南信阳）并称为中国四大避暑胜地。古时这一带属吴越。德清县唐代叫武康。

古代这里有一种民间风俗，家里有人出远门，母亲或妻子为出门人做衣服，必须做得针脚细密。要不然，出门人的归期就会延迟。衣服的针脚越细密，归期越早越准确。在这一带乡间，老年人还知道这种习俗。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中的“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就是反映的这种古代风俗。孟郊是武康人。

这两句诗过去从来没有人注解。不知道这个习俗，也不可能正确解释这句诗。指出这一点的，是一位默默无闻而又很显赫地活了一个世纪（虚岁99岁）的老人，他的名字叫施蛰存。在他后来写的《唐诗百话》中，他专门讲到这一点。

一提到这批五四时代文化先驱，我就老是纳闷，为什么万恶的“旧社会”（清末、北洋、民国时期）教育出来的人物，随便请一个出来，都是一位学贯中西、知识渊博、有大家风范的“通才”、贤者。而我们知道的这些个大家，他们真正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也大多是一九四九年以前或者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东西。（如果他们还有幸坚持到那会儿）。想到这儿，总叫我思绪低回惆怅。我们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光啊！

施蛰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学者，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施蛰存出生在浙江杭州，8岁时随家迁居江苏松江（现属上海市）。后上杭州教会学校之江大学及上海大学、震旦大学。老师是陈望道、沈雁冰、俞平伯、田汉这些名家。教材之一是周作人编的《欧洲文学史》。施蛰存的英语、法语都好。 他接受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的性格也在这样一个倡导个性解放、精神自由、创造自由的时代氛围中形成。这个沾着江浙两省泥土芬芳的子弟，在上海滩沐浴欧风美雨，自诩“政治上偏向左翼，文艺观上坚持自由主义”。学术界评价施蛰存为“学识上的通家，人格上的达士”

施蛰存是一位对中国文坛有着巨大贡献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在三十年代就独树一帜创作了一批具有现代派色彩的作品，而且因为他1932年起主编大型综合性文艺刊物《现代》杂志，使《现代》“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大集合”，《现代》发表了大量左翼作家的作品和左翼文坛的消息，很多作品和资料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鲁迅的佳作《为了忘却的纪念》等篇，是在这杂志上登出的。

1937年起在云南、福建、江苏、上海等地多所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一直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37年以前，除编辑工作外，主要创作短篇小说、诗歌及翻译外国文学。抗日战争时期写作散文。解放初期的五六年间，他的业余时间都花费在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翻译了200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东欧、北欧及苏联小说。1958年以后，致力于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

说他很显赫，很早就大名鼎鼎，是因为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和鲁迅先生的一场笔墨官司。“洋场恶少”是鲁迅给施蛰存的命名，因为这个命名，施蛰存几十年吃尽了苦头，这是鲁迅所始料不及的，也是人们对施蛰存的误会的来源。施蛰存也自嘲说：“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 

事情起源于1933年10月发生的鲁迅与施蛰存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论争。在回答《大晚报》副刊关于读书的提问，“文章要写得好，读什么书？”施蛰存随手写了《庄子》和《文选》两本书。

鲁迅看到了就说, 施蛰存是一个商人的儿子，难得看见一本古书，看到了《庄子》和《文选》就沾沾自喜，提出来叫别人学习，以表示自己渊博。

鲁迅还说，青年人要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少读中国书，不过不能为文而已。

这位青年作家还是有一点敢碰文坛巨星的胆略。施蛰存用清楚的逻辑，反驳说，别人问的是写文章，根据先生的意思，可见要为文，还是要读中国书。

《庄子》与《文选》的论争，开始也只是读不读古书之争，但在争论中，双方都有些言重，并且都“闹意气”。鲁迅称施蛰存是“遗少群”的“一肢一节”，是“洋场恶少”。施蛰存对鲁迅也有些不敬，明知“丰之余”是鲁迅的笔名，还要说些不敬的话。

徐中玉先生近年评论道：“一位从近处想，读点古书对青年写作有助，一位从远处想，提醒青年不要沉到古书中去，原都有善意在，并不复杂。”这话中肯。

鲁迅称施蛰存为“洋场恶少”，他当然不会高兴，但他后来早已淡然处之。他曾说，鲁迅尖刻，与钱锺书差不多，“骂人”从不留情面的。

前几年，林贤治先生在《鲁迅的最后十年》（中国社科出版社版）一书中，对鲁迅与施的这一争论的评述并不公允，书中称施先生当过国民党当局的“书报检查官”，实际上是“莫须有”的罪名，理应在此为施先生洗刷罪名。

当时当了“书报检查官”的，是“新感觉派”的另一位代表作家穆时英。穆时英写过《上海的狐步舞》，施先生一次在谈话中证实穆时英当时是跳舞场的常客，狐步舞确实跳得好。对穆时英去当“检查官”，施先生是不满的，并对此深感惋惜。 

但这场笔墨官司后来被就解释为不同政治见解的争辩，恐怕不是争论双方预料得到的，尤其是解放后，给施蛰存带来的影响特别大。

鲁迅逝世后不久，在虹口公园举行过一次悼念活动，施蛰存前往参加，还向报界发表谈话，表达对鲁迅崇敬之心。1956年，上海各界从万国公墓将鲁迅灵柩迁至虹口公园(即鲁迅公园) 施蛰存前往参加仪式，并写诗悼念。

他在诗的序里说：“秉毅持刚，公或不移于睚眦，知人论事，余岂敢徇于私曲”，言辞真诚，感人肺腑。很真实地表达了施蛰存对那场争辩的态度。（睚眦：ya zi，极小的怨恨）

鲁迅对施蛰存的一些激烈措辞，如今看来是过份的。一九四九年以来，在鲁迅问题上，也是搞的“两个凡是”。凡是鲁迅批评过、“骂”过的人都是坏人、阶级敌人；凡是和鲁迅搞的论战，一定是鲁迅正确。华国锋对毛公的“两个凡是”都可以破除，对鲁迅的“两个凡是”恐怕也应该不作数了吧！

五十年代，施蛰存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他讲课与众不同，不带讲稿，才情洋溢，最大的特点是从不引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话，而这种引经据典在五十年代却是大学课堂里一个潮流。

1957年，在那场反右中，施蛰存自然是在劫难逃，他被划为“右派”。一九五九年，他以“右派分子”资格，从嘉定劳动回来，被安置在华东师大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在资料室的故纸堆里，他开始处变不惊地进行古典文学的研究，同时业余收藏、研究古碑帖和金石研究。或许可以说因祸得福，在绝大多数作家、教授人云亦云、了无建树的日子里，他开拓了一个新的文化领域。在现代学人中，像施蛰存这样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中，在天日重光之后，一下子拿出这么多成果的人是不多的，陈寅恪、钱锺书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施蛰存当时的生存状态似乎比这两位还要恶劣。

上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施蛰存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出过一本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放弃，正相反，这段时间，正是施蛰存整个学术生涯中最有价值的一个阶段。正由于有这段经历，他才可能在八十年代开始出版了《唐诗百话》、《水经注》、《北山集古录》等古典文化研究的专著。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作家李劼曾经写到，听在系资料室做了几十年的老资料员说起施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施先生挨批斗时被打翻在地，他镇定自若站起来，理理衣衫，拾起被打飞的帽子，掸去尘土，戴在头上，重新站直了继续听凭折腾。老资料员感慨：“施先生当时的风度好极了。” 

有一段时间甚至只发生活费，连住房都被造反派强行缩小，只能在三楼晒台上自己搭上一间小板屋生活。“文革”后期，他住在二楼朝北亭子小间，放上一只小方桌就很拥挤了，而且室内还有一只抽水马桶，他只能利用它，就坐在屋角这只盖上盖子的马桶上写作或接待客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那时读书、研究碑版、写读书札记及看大张拓片就在这小房间，但要佝偻身体才能观赏。他总共写了四五百万字，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他的几十部书(包括选编与翻译作品)，都是那时的积累。但是施蛰存自己说：写得“最多的是思想总结，小结，检讨，坦白书，改造日记，交待文件，全不是文学创作。”

施蛰存老先生曾经对自己的人生有过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自己的一生开了四扇窗子，东窗是文学创作，南窗是古典文学研究，西窗是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北窗则是碑版整理。他的“东窗”费时最长、耗力最多。以“西窗”产量为最多，他自己估算大约有三十余种印本。有英国司各特《劫后英雄》、奥地利显尼志勒《多情的寡妇》和德国格莱赛《一九0二级》、《匈牙利短篇小说集》、《波兰短篇小说集》等。

在“南窗”领域，他著有《唐诗百话》、《词学名词释义》、《花间新集》、《读词丛札》，校勘整理了《陈子龙诗集》。在“北窗”，他将毕生心血收藏的历代碑帖700余种，汇编成一套《历代碑刻墨影》，成为海内外征服“黑老虎” 的权威大家。（碑帖是拓片，色黑，内容上研究难度大，收藏也容易上当，行内称“黑老虎”。）走键至此，想到台湾海峡那边也曾有过一位啃“黑老虎”的大家，就是那位写“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的于右任。 

七十多年的文化生涯中，施蛰存四面出击，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一身兼作家、翻译家、教育家和古典文学理论家，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专家。施蛰存在三个专业里先后培养出十余名研究生。

就这样，一个著名文学家在逆境中完成了向文史研究的过渡，在这一点上，施蛰存与沈从文颇为相似。当我们把他的创作和研究联系一起考察时，可以看到，作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倡导者的施蛰存，与作为杂文家、文史专家的施蛰存，正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这正是中国文坛最需要的“通才”。由于多年的储备，默默无闻地耕耘，这位世纪学人，成为了一位在中国文化界有多学科建树，海内外声誉日隆的学者。 

施蛰存早年以写心理分析小说著称，早在1929年施蛰存在国内第一次用心理分析创作出小说《鸠摩罗什》、《将军的头》而一鸣惊人，成为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奠基人和中国“新感觉派”的主要作家之一。代表作有《梅雨之夕》、《春阳》等篇，着意描写人物主观意识的流动和心理感情的变化，追求新奇的感觉，将主观感觉融入对客体的描写中去，并用快速的节奏表现病态的都市生活， 施先生的小说注重心理分析，着重描写人物的意识流动，。

 三十年代，是他的小说创作的高峰期，《上元灯》、《将军的头》等，被视为“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八十年代，这些作品在冷落多年之后重新出版，引起了年轻一代作家的关注，并影响了他们对文学的重新审视和把握。

在《石秀》一篇中，石秀在与杨雄结成了异姓兄弟，却陷入了对杨雄之妻潘巧云的暗恋。石秀的心理由爱欲的苦闷和烈焰所织成的魔网所困，又在义气和忠心之间发生着激烈的斗争。他在看到和尚裴如海把潘巧云勾引走后，终于在仿佛是失恋而又受侮辱的羞怍懊丧中，刀剖了自己喜欢的女人。施蛰存用惊世骇俗的笔触写到，每剜一刀，石秀看见那美丽的肢体泛着最后的桃红色，都感到一阵满足的愉快。著名文学史家杨义先生说，这篇小说把《水浒传》中的伦理范本变成了现代心理学的病案。

《梅雨之夕》则被评价为现代都市人的性心理小说中非常圆熟的作品。“我”从公司回家，在梅雨天中与一位美丽的姑娘邂逅，下意识地陷入两性吸引之中，当这种下意识激发到一定程度时，“我”又理智地用家庭伦理责任予以抑制。发乎于情，止乎于礼。

施蛰存是把弗洛伊德理论带入中国的人之一。半个多世纪后，他还在对人说：“你难道不知道我译过4本显尼志勒(奥地利心理小说家)的小说吗？”弗洛伊德的书，霭理思的《性心理学》，是当时上海很容易买到的。拥有着“中国现代派鼻祖”和“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称誉的施蛰存，以冷眼笑看着发生在21世纪新新人类身上的一切。他说过：“今天的一些女作家，爱用‘身体’写作，这些不新鲜，30年代的左翼都玩过……”

真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儿。 

施蛰存早就主张文学家应该是“通才”。 九十年代初，施蛰存在《随笔》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针砭现实、振聋发聩的杂文，正表明一个文化“通才”所具备的素质。这一切，恰恰是他留给我们的最为珍贵的精神遗产，恰恰是当今浮躁的社会中不少知识分子所欠缺的，也是整个文坛所欠缺的。

鉴于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贡献，施蜇存曾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1993年）和“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敬慰奖”。

百年是一个世纪的风云。施蛰存是20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最直接的审视者，最忠实的记录者。他见证了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在参与见证20世纪中国文化完整性这一点上，他比其他几位前辈更名至实归。

施先生曾回忆与张爱玲见过二次面，一次在沦陷时期回上海，邵洵美请客，张爱玲也来，穿中国缎子的绣花旗袍，样子很特别。另一次是解放后上海第一次文代会，张爱玲就坐在施先生临座。那次文代会是在上海吴淞路的一家原来的日本戏院里举行的，最后还合影留念。

谈及钱锺书，他要说到钱的“恶客”（上海方言，刻薄之意）。钱锺书写《围城》，不是写长篇，而是发泄他的“恶客”。

对于沈从文这位在上世纪80年代后迅速恢复在文学史上名誉和地位的大师，施蛰存同样不趋时随大流，他说：“从文虽然自己说永远是个乡下人，其实他已沾染到不少绅士气。”“早年，为了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革命而投奔北平的英俊之气，似乎已消磨了不少。”“从文一生最大的错误，我以为是他在40年代初期和林同济一起办《战国策》。”施蛰存对于人事的价值判断不感情用事，棱角鲜明，可见一斑。

施先生说的不仅是几十年文坛上的事，更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发展的严肃思考。

人们以为他是十里洋场风流倜傥的人物，是如刘呐鸥一样的浪荡子。走近施蛰存，才知道在个人生活方面，施蛰存并不像他小说中的人物那样“现代”和“荒诞”，也不像他的朋友刘呐鸥那样，既需要女人取乐，爱女人的肉体，欣赏性感的女人，又嫌恶女人，瞧不起女人，认为女人“除‘性’以外完全没有智识”。

施蛰存虽然在作品中也写了一些都会青年的风流韵事，但施蛰存在生活中却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施蛰存1929年10月24岁时与比他大一岁的陈慧华女士结婚，七十几年对妻子忠贞不渝，疼爱有加。家里有事，还是太太说了算，施蛰存先生多迁就妻子。许多年前，当施老夫人还健在的时候，来客大声叫一声“施先生在吗？” 施先生就会帮你叫一声“阿奶(施蛰存晚年这样称呼自己的太太)，有客人来了！”多么温暖人心的称呼！

施先生的学生宋广跃先生回忆道：“先生和师母的感情是平静而又深沉的。虽然他们早已超过了金婚纪念日，但他们依然有着脉脉的温情。一次，师母坐在沙发上，先生在她身边坐下，眼波中流泻出少年人一样的柔情蜜意，拿手轻轻抚去师母头上的华发。而师母则呈现出少女一样的甜蜜的羞涩。这刹那间持续的情景，令我久久难忘。”

施先生还是一位豁达的人。他曾有一幅张大千的山水画，后来有一个学生从香港过来，对施先生说要把画拿到香港去拍卖，后来，这个学生和这幅画就一起消失了。人们知道后都觉得很可惜，说这幅画肯定能卖不少钱，而施蛰存先生却说：“没有关系，大不了就是一张纸。我们都是经历过各种战争的，那时只有两样东西不会贬值：大米和黄金，其余的满地都是，尤其是书和字画。那时人们要捡，遍地都是。” 

还有一次，有一个人写了一本关于唐诗的书，里面有不少内容是抄袭施蛰存先生的，他的朋友知道了很气愤，说要把这件事告诉媒体，先生大手一挥，说“放他一马”。 

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誉施蛰存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开创者”的老人。他去拜访施蛰存，问施先生喜欢看美国什么杂志，他出口说道：“Vanity Fair（名利场）”，于是李欧梵返美后寄了几本给他。问他看了没有，施蛰存摇摇头，淡淡地说：“看了，大不如前了！”李欧梵恍然，当年———上世纪30年代———施先生爱看的这本文化杂志，品位比现在“高出许多”。

上世纪30年代，施蛰存主编《现代》杂志，法文译名意为“当代人”，指能够和世界文艺潮流同步的人。李欧梵称：“现在再翻开这个杂志的内容，特别是内中介绍的西方文学，仍然令我咋舌，惊异不止，在当时的环境下，竟然如此‘识货’，几乎所有的西方重要现代作家都介绍了。”

在《现代》上亮相的，包括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还有当时只是美国“文坛新秀”的海明威、福克纳等人。文学史家评论：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时期”，中国当代作家才通过汉语译本“重新发现”了这批作家，并从中找到灵感和自己的文学偶像。“当人们在80年代手捧艾略特的《荒原》为其深刻地反映这个时代的本质而感慨万千时，殊不知，早在50年前，《现代》杂志早已介绍过这位诗人的这部作品，只不过，以自己长着一个希腊式的鼻子而自傲的邵洵美把这部大著的名字译成了貌不惊人的《荒土》而已。” 

他的小说，《将军的头》、《石秀》、《梅雨之夕》、《魔道》、《夜叉》……几乎每一篇都是实验性极强的作品。他与李欧梵谈论西方现代文学，对任何“冷门”问题，都如数家珍，对答如流，以至于哈佛教授李欧梵自愧：“我多年身在美国，购书和借书都甚方便，为什么施先生说的书名和作者大多对我仍然陌生？”李曾对自己的学生说，“我们这一大堆学者，集全部精力研究西方现代文学，恐怕还比不上三十年代的一个年轻人———施蛰存先生。” 

早年专注于现代主义文学的探索，后来长期担任大学教授，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金石碑帖，施蛰存堪称传奇的经历表现在个人魅力上，形成一种奇妙的混合体，被赞叹为“包含着中国古典温雅气息与西方文化绅士情调”。 

百年岁月对于历史只是一瞬，对于生命个体却是奇迹。尤其当这个生命同时还承载了文化，那么，一个百岁的文化老人也是一个文化奇迹。他能够长寿就是两点，一是不怕死，很豁达，二是求生欲很强，生活态度非常积极。 

我不抽烟，也反对别人抽烟。但是世上就有怪事。施蛰存先生抽烟，抽雪茄。他的房间里时常飘荡着淡淡的烟雾。他抽了一辈子烟，活到九十九岁！你怎么解释？

施先生何以会活得这么长久？走近施蛰存，人们才会理解，一个原本并不健硕的人何以能平静地越过一个世纪的坎坷，那是需要深沉的生存理念作底蕴的。

这位老人一生的成就与波折，映照着我们民族文化曲折的命运和历史责任。施蛰存先生曾经说过：“高等院校的文史哲教师必须自重，了解自己的负有祖国文化的历史任务，万不能因物质生活条件不好而放弃自己的职责。”现在，要做到这点，其实很难。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们这些后来者，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享用者、继承者，不可忘记那些正在一个个地离我们远去的前辈。

沈从文先生曾经写道，我和我的读者们正在老去。

一句话，就是一首让人伤感的一个时代的骊歌。

冬雨潇潇，斯人已远。 悲夫！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日 大寒节气日 于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