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地方戏多于看京剧，读有关京剧的书又多于去剧场看京剧，想起说说梅兰芳(1894.10.22——1961.8.8)和京剧，是“因为我对京戏是个感到浓厚兴趣的外行。”“外行的意见是可珍贵的。”（张爱玲语）

读了张爱玲关于京剧的文章（见《流言》一书），引起我写此文，只是一半原因。另一半是因为我的一份收藏品。在老外的一次拍卖会上，见到这本民国十六年（1927年）四月上海出版的梅兰芳影集特刊。里边有梅兰芳的生活照、剧照五十六幅,他的字画照片五幅以及《天女散花》、《洛神》、《太真外传》、《黛玉葬花》等剧的剧本、唱词十一个。老外和港台收藏家对这种东西都不感兴趣，我就举手，把它拿下来了。手捧这本影集，心里涌动一种感伤，些许惆怅。

想到几十年前，一个广东人（也许是福建人，上海人，北京人······）向往着未来的金山之梦，怀里揣着故国的名角、他的偶像的一本照片集，就这样，飘洋过海，踏上了新大陆。他在海外辛勤劳作一生，寄了好多钱回家乡，家里人盖起大房子，荣耀着他的家族。他一生隔着遥远的距离，崇拜着神圣的祖籍国和她的文化象征。到他去世的时候，家人们都在怀念他的业绩，却没有人知道他心中永远的遗恨：出国后再没有听过梅兰芳的戏了！说着一口英语的儿孙们对这本东西了无兴趣，把它放到拍卖会上来。我得到它，缘分儿！

三岁看老，这句话许多时候并不准确。梅兰芳小时候并未表现出过人的艺术天分，眼睛有些近视，显着无神的样子，见了生人也显口呐。他姑母曾用八个字形容他：“言不出众，貌不惊人。”开始学戏时他才八岁，请来教戏的是名小生朱素云的哥哥朱小霞，朱先生按照教青衣传统的方法，先教他唱《二进宫》。谁想四句极普通的老腔，教了很长时间，他总是不能上口，先生见他进步太慢，就说：“祖师爷没赏你这口饭吃。”说罢，拂袖而去。梅兰芳成名后，有一次爷俩又见面了。朱先生很不好意思地对他说：“我那时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梅兰芳笑着说：“您快别说了，我受您的益处太大了，要不挨您这一顿骂，我还不懂得发奋苦学呢！”

四大名旦的老师王瑶卿先生对他的弟子们的艺术特征有着这样的概括：“梅兰芳的样儿，程砚秋的唱儿，尚小云的棒儿，荀慧生的浪。”梅兰芳年轻时候扮相确是俊。我收藏的特刊里有一张照片，早年梅初到上海时所摄，分头，高衬领，领结，白西装，人清俊潇洒，好长相，好身段。从早年的《金台残泪记》时代到炉火纯青的《汾河湾》、《贵妃醉酒》、《 天女散花》、《霸王别姬》时代，他历尽了多少沧桑，承受了多少磨难。

但是，梅兰芳的成功，又岂止一个“样儿”，成就他的，还有他善良的为人，艺术上的悟性、磨砺和全面的文化修养。

先说为人。老木匠画师齐白石从湖南来到北平，做一个老“北飘”，有一次应朋友之约参加一个北平名人的聚会，齐白石一身老棉长袍，坐在角落上，没人搭理，他也不会端着红酒这儿站一会儿，那儿去插一句“嗨”！年近六十岁的人，一个人很感寂寞。可能有一点像今天的人的心理，有时候会涌起一丝后悔，觉得不该答应来参加这个聚会 。正在这时，当红的名伶梅兰芳走了进来，径直走到齐白石面前，恭谨地施礼，热情地向齐老打招呼，还把齐白石介绍给别人，令来客们大为惊讶，摆脱了窘境，齐白石心情一下好了起来，受冷落的感觉一扫而光。老人心怀感激，回去画了一幅《雪中送炭图》并题写了一首诗，送给梅兰芳。

诗说：记得先朝享太平，

草衣尊贵动公卿。

如今燕市无人识，

且喜梅郎呼姓名

梅兰芳为人厚道可见一斑。五年后（1925年），梅兰芳正式拜齐白石为师学画。

关于梅的为人，老舍先生也曾讲过好多细节。1949年以后，他们一块出访前苏联和朝鲜，梅兰芳知道老舍先生腿脚不灵，他总是把下铺让给老舍，自己在上面爬上爬下。他还帮助老舍收拾车厢和宾馆的房间。实际上，梅是1894年的人，比毛泽东小一岁，老舍是1899年的人，比梅兰芳小五岁。1961年梅兰芳去世后，老舍正在北方大草原，他写下了“黯然者久之，”“南望悲呼！”这样动感情的话语。

在我的记忆中，从1949年到1966年，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就是老舍和梅兰芳这两位。

京剧的发展是以形式美为特征的，这种美以一代代“角儿”的贡献，逐渐地由形式变成了内容。我们一讲京剧，就要谈历代的哪个“角儿”在这出戏中怎么演，怎么做，怎么念白，怎么唱。和西方歌剧、话剧、音乐剧那种离开了“角儿”讲抽象的理论条款完全不同。咱讲究的就是捧“角儿”。捧“角儿”，就是戏迷在为自己心中的欣赏快感喝彩，为自己与“角儿”的交流、共鸣而感动！

192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小说家法郎士（Anatole France) 曾说过这样的话，很能表达中国历代捧“角儿”的戏迷的心理：关于莎士比亚，关于拉辛（Jean Baptiste Racine 法国剧作家), 我所讲的就是我自己。

梅兰芳这位名“角儿”的成功离不开他的几位生命中的“贵人”。总结梅大师的艺术成就，不是我这篇小文能承当的，但是，旗杆再高，还要有两块大石头夹着。我得来聊聊这俩“巨石”。

第一位如磐石一般的大师是：齐如山。齐如山（1875—1962），戏曲理论家，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先
后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翁同龢的学生。齐早年留学欧洲，曾涉猎外国戏剧。归国后致力于戏曲研究工
作。1912年一天，齐如山去看梅兰芳的《汾河湾》，发现了不少问题。

《汾河湾》本事来自《说唐全传》，是一出老生和青衣搭档的折子戏。说的是薛仁贵新婚就别妻东征，
十八年后被封为平辽王，回返旧窑，忽见床下 男鞋（实际上，是薛的儿子的鞋，而儿子又被薛在回家路
上误伤致死）疑妻不忠的一段故事，故事曲折、生动，戏对演员要求较高，要表演细腻，配合 默契才叫
好。谭鑫培、王瑶卿及马连良、黄桂秋都有过上佳表演。

戏里薛仁贵离乡背井多年返回家来，柳迎春以为是陌生人冒充自己的丈夫，跑回寒窑，顶住窑门不开。
这里薛仁贵在窑外有一大段唱，回忆当年在寒窑新婚的情景，述说思念之情。可是梅兰芳按照老先生教
的演法，进窑之后一直脸朝里，纹丝不动地坐着，薛仁贵说得那么动情，她却无动于衷，脸上没反应。
当薛仁贵一唱完，柳迎春却立刻去开门相认。这既不符合生活逻辑，也不符合剧情事理。

齐如山就给梅兰芳写了一封长达三千字的信。信的主要内容是以《汾河湾》为例，谈了表演与剧情、戏词如何结合的问题，对柳迎春这个人物的设计提出了建议。齐如山在信中建议柳迎春在听薛仁贵诉说根由时，要见缝插针地加进身段、表情，表示她在注意侧耳细听。随着薛仁贵的叙说，要表现出柳迎春心理的变化。听他唱到“常言道千里姻缘一线定”的时候，要有十分注意的神态，因为这句话与自己直接相关。薛仁贵唱到“你的父嫌贫心太狠”的时候，柳迎春要显得很气愤难过。而唱到“将你我夫妻赶出了门庭”的时候，柳迎春要为之动情，做出以袖拭泪的动作。等到薛仁贵把当年的隐情全部述出，柳迎春就可以明白门外之人并非陌路之人，而是分别十八载的丈夫。如此再开门相见，就水到渠成了。

梅兰芳根据齐如山的设计，重新编排柳迎春的身段、表情和心理活动。十几天后，梅兰芳再次演《汾河湾》，梅已完全按照他的设想作了艺术上的加工、修改，演出获得了一阵阵喝彩声。散戏后，演薛仁贵的谭鑫培对人说，他很纳闷，他并没有耍腔，何来众多喝彩声，留神一看，原来梅兰芳在做戏。

齐如山看了这次演出十分激动。想不到这位风头正健的青年名旦如此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完全按照他的意见对作品作了认真的修改，他想，这样的青年将来必成大器。就这样，《汾河湾》到了梅兰芳手里，他将戏迷们的“听青衣”和“看花旦”两种欣赏习惯同时照应，将旦角这两种行当融于一炉，使戏达到了新的高度。

齐如山受到鼓舞，对梅兰芳所演的戏更加关切，看戏也更加认真仔细，经常把自己的看法、建议、设想
写信给梅兰芳，在两年当中居然陆陆续续写了一百来封。梅兰芳对齐如山每一封信，都是恭而敬之地拜
读，细细地领会和揣摩字里行间的意思，作为自己艺术创造的营养，所以，这两年的“函授”教育，使
梅兰芳获益匪浅。梅兰芳是聪明人，他能举一反三，对各出戏都深入揣摸，尽量完美地表达人物的内心
活动。

齐如山看到了梅的艺术表现能力，又想到在欧洲曾看过的歌剧，文雅感人，就编了几出神话剧，以满足
观众既听唱又看舞蹈的愿望。首先编的是《嫦娥奔月》，齐如山从古画中为梅设计了古装打扮，并把古
代各种不同的舞姿，安放到戏中去，每句唱词都配上身段，成为一出新歌剧，这在京剧中还是创举。之
后又创作了《天女散花》、《红线盗盒》、《洛神》、《太真外传》、《黛玉葬花》、《俊袭人》、
《晴雯撕扇》等，剧目十分丰富。

从此，齐如山与梅兰芳这一老一少成为莫逆之交，梅兰芳始终把齐如山尊为长辈。据戏剧家吴祖光回忆，
他少年时，曾亲眼看见梅兰芳把齐如山扶到书房当中的大椅子上坐下，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向他磕头拜
年的情景。齐如山帮助梅兰芳在艺术上提高，为他编剧，丰富他的剧目，提高梅在舞台上的表现力，并
帮助他把京剧推向世界。齐如山的贡献对“梅派”的形成有决定性的意义。

齐如山与梅兰芳二十余年的朝夕相处，也算得上是一段艺坛佳话。他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去了台湾，
在台湾继续从事写作和京剧研究，著作颇丰，1962年在台湾去世。有《齐如山全集》10集行世。齐如山
把京剧纳入学术之林，对京剧艺术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么多年，我们都没有听说过齐如山这个名字，
为什么呢？因为他去了台湾。——又是政治!在政治这个暴虐的君主面前，艺术是个瑟缩的柔弱少女。

这第二块撑起梅兰芳这旗杆的“巨石”就是王瑶卿。王瑶卿（1882——1954），京剧青衣表演艺术家、
教育家，在梨园界被尊奉为“通天教主”。他早年学青衣和刀马旦，时常进入清宫演出。1906年入同庆
班，为谭鑫培所器重。1909年自己组班演出于丹桂园，改变了以往京剧舞台上以老生领衔的局面，形成
独树一帜的“王派”，时人将他同谭鑫培并称为“梨园汤武”。

王瑶卿46岁时因“塌中”而离开舞台，（“ 塌中” 指演员在中老年时期，由于生理关系，发生嗓音颓败及失音现象。）致力于戏曲教育，在戏曲教育方面堪称一代宗师，其入室弟子数以百计，主要传人除四大名旦梅兰芳、荀慧生、程砚秋、尚小云之外，还有许多。（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举办中国首届旦角名伶评选，梅兰芳因功底深厚、嗓音圆润、扮相秀美，与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被推举为京剧四大名旦。）梅兰芳曾说自己是“按王瑶卿的路子完成他未竟之功的”。程砚秋扬长避短，创造 “程腔”，也是在王瑶卿直接指导下完成的。

王瑶卿是—位颇具创造精神的艺术大家，他在继承前人表演艺术的基础上，将青衣、花旦、武旦融合一体，创造了“花衫”行当。他的念白清晰柔和，独具特色，把口语化的台词念得有感情、有韵味，抑扬顿挫，悦耳动听。他的唱功明丽刚健，能恰如其分地表现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他还善于运用步法和水袖技巧表达人物特性，身手干净利落。

除以上两位大师外，梅兰芳还师从过陈德霖（1862——1930）人称“青衣泰斗”、“老夫子”。陈德霖弟子甚多，包括梅兰芳、王瑶卿、姜妙香、韩世昌等。梅兰芳 是“老夫子”最喜欢的一个徒弟，因此学的也多，如《昭君出塞》、《金山寺》、《宝莲灯》、《游园惊梦》等戏，陈德霖还曾陪梅兰芳演出过《金山寺》、《风筝误》等戏。

梅兰芳与一般的戏剧演员不同，他除了和艺人交往之外，还置身于一批文化人的圈子里。在他的以“缀玉轩”为斋名的书房里，有一股浓浓的文化气息，一批文化人常在此聚会，或论诗，或谈文，或绘画。常常来这儿的有当时的“海龟”学者、画家、诗人、音乐家、文物收藏鉴赏家。他们后来大都成为梅兰芳事业的有力支持者。他全面的文化修养，和有的老戏剧演员解放后补习文化时问“列宁是唱什么的？”不可同日而语。

1946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梅兰芳在上海作“告别舞台”的演出，那一年他五十二岁。戏又是《汾河湾》，演出之前的造势非常轰动。表演当然是炉火纯青，柳迎春见薛仁贵说出来意后，“她”道出自己真名，但又羞于衣衫褴褛，不由得几次拂拭衣襟，整饬头饰的细节；接过金印后佯作失手而并未堕地的欣喜；戏说“与那人一块睡觉”的微妙表情；以及听说薛仁贵还在当“马头军”时的失望、但又作掩饰状的无奈，梅兰芳都表现得细腻周到，与观众有会心的交流。

但是，到底“红粉佳人白了头”，五十多岁的嗓子已无当年的低回宛转，身段也现臃肿之相，特别是听到儿子薛丁山的死讯后，“她”哭儿子时，两袖往薛仁贵身上一拂，观众竟致笑了场。喜欢他的戏迷们看在眼里，有说不出的感慨和满心的感伤。后来又听说他在舞台上硬撑着，是为了一班跟他多年的演员和琴师的生活，就更引戏迷们的敬重。

从《汾河湾》到《汾河湾》，戏迷们看到了岁月风霜的无情！

1930年，三十六岁的梅兰芳和王少亭搭档，到美国演出《汾河湾》，剧名译为《一只鞋的故事》（另一说是《一只可疑的拖鞋》），1935年在前苏联，译为《睡鞋的误会》，三个戏名都很有趣，中外文化的不同清晰可见。联想到后来毛泽东“指示”将《芦荡火种》改名为《沙家浜》的事儿，有把“可疑睡鞋”翻回《汾河湾》的情趣，可以体会到毛的文化修养，感觉到毛的这一个“最高指示”还是很在行的。( 毛还修改过《智取威虎山》的一句唱词，将“迎来春天换人间”改为“迎来春色换人间”。)在美国演出时，梅兰芳被美国波莫纳大学和南加州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梅老板成了梅博士。

他在1959年创排《穆桂英挂帅》，那一年，梅博士成了中共党员。1961年五月底，六十七岁的梅先生在中国科学院为科学家们演出《穆桂英挂帅》，这是他一生的最后一场演出。由于疾病和体重增加，一转身一投足真的已是勉为其难了。他还在那儿坚持，使人敬佩，也让人心酸。两个月零一周后，（八月八日）梅兰芳去世。

事情都有两面性。政治上的荣誉也是一把“双刃剑”。梅兰芳的频频出访，出席会议，又是委员，又是代表，到处握手、上镜，深入基层演出，这些社会活动，可能身不由己，在一定程度上，既有违艺术初衷，又损害了艺术家的健康。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幼功扎实，身手矫健，却在六十七岁上因急性冠状动脉梗塞并发左心衰竭遽然去世，过多的政治、社会活动，不能说没有影响。

京剧里的旦角，我们都熟悉，主要就是看做，看面部表情、身段、举手投足的表演。旦行大致分青衣、花旦和武旦（还有老旦、刀马旦等等），花旦表现活泼少女及泼辣少妇，青衣是端庄娴雅的女性，重点是听唱。花旦、青衣、武旦都拿得下来的全才叫花衫，（青衣从前的名字也叫青衫），梅兰芳当然是花衫。丑角主要是听念白。丑角念白（念的“京白”）的艺术特色，比唱重要。名丑萧长华，老人家于1967年去世，我们可没那福气听他的念白。《法门寺》中贾桂的念状,《群英会》中蒋干的读信,以及《审头刺汤》中汤勤的大段念白.都是基本段子。现在武汉的朱世慧，京白念得铿锵顿挫，那叫一个好，后起之秀，我看过。老生，就是听唱，唱得悲凉深沉，使人想到世道的的艰辛、人生的沧桑。老生先有谭鑫培，后有余叔岩、言菊朋，再后是马连良、谭富英。本文只能提到余叔岩。

余叔岩是余派的创始人。他的传人一是男的杨宝森，一是女的孟小冬。孟小冬人长得好，有兴趣的可以在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香港、英国出的海外版叫《最后的贵族》）中看到孟的照片。（在《君子之交》一文中。）这人漂亮，不是最主要的，她戏唱得好，这才重要。 我们都没听过，当然。但是我们可以用齐白石画几只蝌蚪表现“蛙声十里出山泉”之法，举个例子。一九五七年，毛和他的战友们搞了一个“引蛇出洞”的大鸣大放的“阳谋”，让别人提意见，然后再打“右派”。有人来找陈寅恪，请他“帮助”党整风。这位学贯中西，文史兼通的文化先哲不卑不亢地提了一条意见，就一条：“孟小冬戏唱得较好，当今须生第一，应该找她回来唱戏，以广流传。”都什么时候了，陈寅恪先生耿耿于怀的是找孟小冬回来唱戏！可见孟小冬戏唱得好的分量之重。

讲孟小冬，避不开她和梅兰芳的情感这一段。她是和梅兰芳在1927年拜了天地的“小”或者叫如夫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当时梅有家室，33岁，孟还不到20岁。梅兰芳并不是一个很随便的人，和有的武生大家从南到北、一路风流是两回事。孟小冬历经曲折与梅相爱同居，为了避开梅家里人，他们在北平城东内务部街的一条胡同里租了一间屋子。这种事在旧社会里本是司空见惯的。

孟小冬和梅兰芳在一起不久，梅兰芳的继母去世，以为已是梅家一员的孟小冬去梅家戴孝，被梅夫人福芝芳羞辱。受了如此冷遇，再加上一位戏迷因爱生恨，竟去刺杀梅兰芳,别人却当了替死鬼。这样，心有余悸的孟小冬决定和梅兰芳分手。当梅兰芳来到她家时，她始终不开门，梅兰芳撑着伞在雨中等了一夜，怅然离去。这一去，竟成了永别。惊险的凶杀案和与孟小冬的关系破裂，导致了梅兰芳举家南迁上海。

孟小冬后来做了一代枭雄、黑道老大杜月笙的小老婆，结束了登台唱戏的生涯。杜月笙作为黑道头面人物，有他的另一面，他不是一个粗人，在京剧上，他也可以说是孟小冬的知音。1950年，病中的杜月笙与孟小冬在香港杜宅补行了婚礼。一年后杜月笙病逝。杜死后，孟小冬先是滞留香港，后来于1967年移居台北，1977年5月在台北寂然去世，享年70岁。

陈寅恪请“党”找她回来唱戏的时候，孟小冬正在香港，在广州的陈寅恪是知道的。可是他还这样说。晚年怀着泣血规啼心境的陈先生，说他自己“著述唯剩颂红妆”，陈先生这份对文化的执着情怀到今天仍令我们敬仰。有人说，钱钟书的诗重“理”，陈寅恪的诗重“情”，诚哉斯言。

“只是一切都过去了罢。”这句当年孟小冬时时挂在嘴边的话，成了她晚年的慰籍。她继承了余派的衣钵，使她的一生有了不可磨灭的传奇。这一段令人感伤的梅、孟情缘，正如苏东坡所写：“事如春梦了无痕。”而对于她的戏迷而言，孟小冬的传奇身世是人们心中长久的回味。

电影《无极》剧组在云南自然保护区留下一片污迹，特别是它本身糊弄人的质量，被观众和媒体批得一文不值，导演陈凯歌感到很受挫折，他吸取了《无极》重形式轻内容的教训，铆足劲要翻身，他打算拍梅兰芳来挽回名誉。

陈凯歌这次请了旅美作家严歌苓担任《梅兰芳》的编剧，（严歌苓创作的《天浴》和《少女小鱼》都获过奖。）说是要把戏的重点放在梅兰芳一生中的传奇经历上，其中要突出梅和孟小冬的一段感情戏。梅兰芳之子梅葆玖说，《梅兰芳》“电影必须表现出父亲一生为艺术执著追求，与人为善的精神。”“但是底线要求是不能太港台化。”他说得好。 

我们期待陈凯歌拍出一个戏迷心目中的梅兰芳。其实，陈凯歌和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是糊弄人的东西。不要再愚弄观众了。拜托您哪，陈导！

记得黄宗英曾在一篇回忆赵丹的文章中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出现了“文革”结束后电影的第一次繁荣，当时很多男女青年或通过关系或直接找到赵丹，请赵丹推荐她们进入电影行业，去拍电影。夜已深了，赵丹还在读着一封封来信，看着一张张照片。看着看着，他突然动了感情地哭起来，黄宗英问他原因。他只说，多好的孩子们，这些单纯的孩子们！

演艺是一条充满艰辛、残酷的道儿，演艺界也是容易让人堕落的地方，如果自己把持不住的话。它的残酷在于，吃青春饭时，形像珠圆玉润，一片叫好，但艺术上又不成熟，等到艺技和理解都渐臻佳境，人又两鬓斑白，只好感叹“良辰美酒奈何天”了。

不管在什么时代，对大多数演员来说，只能是端几年青春的饭碗。像“北京人艺”那几位演到老的艺术家，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连梅兰芳这样的艺术大师都有“少年子弟江湖老”的无奈，而对那些充满幻想、以为前面仅仅是鲜花、掌声的少男少女们，赵丹的眼泪可以理解。我喜欢京剧的语言，这儿，借用《打渔杀家》中的一句对白，萧恩对女儿的充满怜爱的嗔怪，代赵丹，向他们说：“不省事的冤家呀！”

( 本文动键于2006年10月22日，星期日，是日为梅兰芳先生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