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爿何物？火炉中烤出的芝麻饼也，总面积与三寸直径的大饼差不多，因其状为菱形，故曰“爿”。至于是“缸爿”还是“角爿”，或是其他什么爿，则无从查考。南通话中有太多的字词未录入字典，姑且写成“缸爿”，看得懂就行。

缸爿和油条一样，曾是南通市民最重要的早点，从五十到七十年代，一直是二分半钱加一两粮票，若只买一块，对不起，得付三分。现在想想，这二分半钱的价格着实高明，有多少大人舍得亏掉半分钱呢？买两块吧，成双。

我家老宅所在的西大街上，最显眼的缸爿店要数李桂记。李桂记其实是一家综合饮食店，早上贴缸爿炸油条，中晚供应饭菜酒，也给人请到家中办红白喜事，到了阴历年底，从过年前约二十天便歇业，店面租给乡下的农民帮城里人蒸糕蒸馒头。一般人既吃不起店里的饭菜，总还得为不及喝粥就去上学的孩子买块缸爿，因此大家习惯上就称其为缸爿店。比如西大街上某人为生人指路，便会说：“不远，缸爿店往东第四家。” 

我更熟悉的是起凤桥下的缸爿店，这爿店就在引桥的坡壁下，缸爿炉子和地面一般高，童儿虽矮，站在桥坡边上，也能看到炉子正中的圆孔，圆孔下通红的炉火，以及贴在圆炉壁上一块块正在膨胀变黄的缸爿。每天上学，走上引桥，缸爿香气便扑面而来，若是冬天，香气加热气，那诱惑自难抵御。

自小起，我就佩服缸爿师傅的那双手。但见他，手掌压一下湿毛巾，立刻将洒好芝麻的菱块面摊到手中，飞也似地从伸入火红的缸爿炉，往炉壁上只一贴，便空手出来，一切只在眨眼之间。取烘好的缸爿时，不用手而用平头火钳，在炉壁上轻轻一铲，便将缸爿夹出，顺手往前面的匾子里一丢。

匾子中，一块块缸爿热气腾腾，焦黄透酥， 两头微翘，一面沾着芝麻，另一面点缀着烤焦的痕迹，周围散落着些熟芝麻。大多买者总喜挑才出炉的，一边等，一边和缸爿师傅讲些不着边际的闲话。也有那心急的，钱粮票一丢，不问凉热，取两块缸爿往孩子书包中一塞便走。有认识的便取笑道：“急什伲？讲两句淡话再走。”

“淡话咸话，哪有工夫讲呀，伢儿要上学。”一边说，眼睛却盯着远去的孩子，看他咬着缸爿走过起风桥。

我家贫穷，难得吃上缸爿。但父亲若买到滋（猪）油，在锅中将油熬出后，总要留下滋油渣，切成小块，送到起凤桥缸爿店，以每块加半分的工费，请做成滋油渣缸爿。那时候家家如此。切面的师傅于是将滋油渣夹入发面，切成十数份，用小笤帚在一面刷上油，洒上芝麻。父亲却叫起来：“怎么格点儿芝麻？多洒点儿！” 切面师傅也不恼，顺手又抓起一小把芝麻一扬，再推给贴缸爿的师傅入炉。起炉前，可能因为滋油渣不粘壁，便有一块缸爿从炉壁掉入碳火中，缸爿师傅未及取火钳，索性徒手入炉将还未烧焦的缸爿双指捏出。火中取栗，信然。

每吃缸爿，我便想到起凤桥下钉鞋子的瘸子。

瘸子姓钱，年纪不详，总还不到二十岁。他不仅瘸，而且疤，右额上有很大一块疤，把眼皮都吊了起来。瘸子住在我家隔壁的江家园巷内拐弯处，有弟妹数人，父早亡，靠寡母撑着家。想来家境艰难，这寡母从无好脸色，对瘸儿尤其刻薄。

无论风雨，这瘸子总是挪着小板凳，背上钉鞋子的破袋，艰难地穿过马路，在起凤桥引桥下靠河栏边坐下来，然后将破袋中什物倒出，竖起钉鞋的小铁架，再将十数枚钉，还有补鞋的锥子、针线等物逐一摆放在破袋上。于是静静等人来补鞋钉掌。

我们顽童都看不起他，极少在他的这块小领地上玩，如果找他，也多是恶作剧，或是偷些钉子及做弹弓用的碎皮之类。我却因为一块缸爿，和他有了来往。

饥荒的六十年代初，粮票是每家第一贵重物品。许多父母在户口簿上更改儿女出生日期，只为让他们早一年上小学，早一年从每月定量16斤粮跳到23斤，再跳到28斤。我也未幸免，因此至今不晓得自己的真正生日，户口簿上是哪一天，就是哪一天了。

发育不全的我，坐第一排。一年级中某日，第二节语文课刚开始，同座的女生突然举手，说抽屉中的一块缸爿被偷了。老师立刻严厉追问，大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味道，我离缸爿最近，自然成为怀疑对象。后排一梁姓同学起身揭发，称看到我课间躲在角落吃缸爿。我至今怀疑正是他恰好坐在后面，窥见前面抽屉中的东西，自己偷了，却来个恶人先告状。

既有人指证，我有口难辩，含着屈辱的泪水，被勒令站到最后。课后我跟老师进了办公室，小小年纪，如何经得住老师的喝斥，待她威胁要叫我的父母前来领人时，我已是魂飞魄散，乖乖承认，并答应两周内赔偿。一桩缸爿冤案从此成立。

三分钱加一两粮票，沉沉压在我心里。哪里去找钱？更哪里去找粮票？别人家的孩子偶而还能得到买缸爿的钱，我家却极少有这样的奢侈，即便买，也是父亲自己来缸爿店，为的是挑稍大些、稍厚些、芝麻稍多些的。

放学后，我再无心玩耍，终日在稻香村食品店外游荡，七八天下来，竟真的从柜台下面捡到三分钱！眼看大限将到，粮票却无着落，神使鬼差，我突然想到钉鞋子的瘸子。

瘸子向无朋友，大人小孩从不正眼看他。整日里，他孤零零坐在起凤桥边，空洞地看着桥上人来车往，等着极难得的一两分钱生意，腹中饥饿，也只能眼巴巴地瞄一眼斜对面的缸爿店。当我前来套近乎时，大我十多岁的瘸子竟有些受宠若惊。稍熟，我提出他能否帮别人钉鞋时收粮票不收钱，以借一两粮票给我，日后必还。不想瘸子却从乱七八糟的残腿裤管里翻出一两粮票，塞到我手上，嘴里不住地说：“你可要还我，不能赖帐。”

此后我每日下学，必来瘸子摊前玩一会儿，心中却虚，不晓得那一两粮票何日才能还他。瘸子倒从不催逼，只是眼神中不时流露些期待，是我胆怯也未可知。

然而不久，瘸子消失了，起凤桥上依旧车水马龙，无人注意一个钉鞋子的瘸子存在与否，我却真切感到这桥下少了什么。

在五月的梅雨中，西大街突然轰动起来。瘸子死了，死在院中披棚里的芦席床上，只剩下皮和骨头，身下挤满了蛆虫。街坊交头接耳说，瘸子的另一只脚被狠心的娘一板凳砸伤，再无法出门钉鞋子养活自己，只能躺在床上捱日，最后活活饿死。

听到消息，我心中一阵紧缩，也许还夹着几丝轻松 ---- 终于不必为欠他的一两粮票提心吊胆了。

居委会主任带着众人冲进江家园巷，敲开钱家的门，要揪那寡妇娘判罪。我随众人入得院中，明知瘸子的尸首就摆放在堂屋里，却终于不曾敢进门看他一眼，只怯怯地站在梧桐树下，向潮湿的披棚内张望。

寡妇娘没有下狱，然而从此畏光怕风，一病不起，偶尔夜深人静时，她头包一方黑布，出门在巷内路灯下走走，幽灵一般，阴森骇人。再不久，她也死了。大人都说，是瘸儿索了娘的命。

改革开放以后，粮食丰足，粮票作废，我妻子处心积虑收存数年的上百斤全国粮票，一夜之间变为废纸，缸爿一类的贱食品逐渐无人问津，几近绝迹。而那钉鞋子的瘸子，我还欠他一两粮票，可他早已化做泥尘，让我永久背负着这笔沉重的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