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始工”。这是我斗胆为莫言老师拟的讲演题目。作为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的答谢词。

在颁奖典礼上，老莫除了感谢诺委会以外，还应该感谢谁呢?

首先， 老莫应该感谢苦难深重的吾国吾民，没有他们的血泪和辛酸，没有他们忍受的令人发指的饥荒和贫困，没有他们面临的残酷阶级斗争和杀戮，没有他们遭遇的凌辱虐待和不公，没有他们由此而生的愚昧和智慧，野蛮和勇敢，龌龊和纯洁，卑劣和高尚，怎能有老莫笔下一篇篇的触目惊心和波澜壮阔。没有靖康耻，何来满江红。正所谓，国难多豪杰，愤怒出诗人。

这番感谢一出，必令瑞典人动容，肃然起立，热烈鼓掌，而中南海那厢，则定当别有一番五味杂陈在心头。

最后，老莫还应该感谢解放军叔叔。是解放军让他平生第一次一口气吃了十八个馒头，还给了他学习和创作的机会。这番感谢，老莫过去曾经说过。中南海听着肯定受用，而瑞典人听着肯定别扭。

如此看来，以老莫高密农民的智慧和狡黠，他是不会按我拟的提纲发言了。

莫言的主要作品，我大多看过。也大都喜欢。以其艺术成就和对中国文坛的贡献，绝对值得诺贝尔奖。虽然，和老莫水平相当的中国作家，还有一把。我这里无意进行比较。艺术作品从来都是各花入各眼。作为读者，还是应该尽量全方位欣赏各种风格和内容。不论红牙白板还是铁板铜琶，皆为所好，就最理想了。与众不同的是，老莫的笔头诡谲狠辣，敢于挑战读者的阅读心理极限，一个故事，常常讲得鲜血与皮肉齐飞，臭屎共臊尿一色。非神经粗壮者，难以忍受也。

常言道，一流作品写人物，二流作品写故事。老莫的故事写得好。所以其作品常被影视导演们拿来糟蹋。老莫对人性的发掘也不可谓不深刻，不可谓不独到。但奇怪的是，莫言作品似乎还没有留下一位妇孺皆晓的人物形象。相比之下，当人们谈起老鲁，会想到阿Q，谈到老沈，会想到翠翠，谈起老舍，会想起骆驼祥子，谈起老陈，会想起白嘉轩鹿子霖，没准儿还有那个田小娥(thanks for 王导演)，就算谈起一嘴痞话没个正形儿的王朔和当年在炕头上饿得半死还惦记着女人那一半儿的张贤亮，人们也会想到其所有作品都是这两个流氓的自画像。可是当人们谈起诺贝尔奖得主莫言来，能想起什么人物呢? ----- 坏了，想起刘晓波来了！！！

不知道老莫得奖后，有没有“既生亮何生瑜”之叹。两年前，老刘被大理寺收押判刑。因祸得福，诺贝尔奖从天而降。眼看百万美元十年后才能消受，这可怎生是好。人们不禁不平，不禁要问，问谁? 同朝的新科状元是当然的诘问对象：“老莫，你说老刘冤不冤?”。 这不是让老莫做蜡吗? 没有高中这个破奖，这该死的问题也许还不会公开地落到自己头上。如今老莫更加国际化了，这个问题自然成了记者会的头条儿。令人庆幸的是，莫言这时候终于言了：“希望老刘早点儿出来”。其言晚乎哉? 不晚也。令人捏把汗的是，这么一言，中南海肯定是不受用了。其果危乎哉? 未可知也。

人们可能还会想起另一个人来，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有点常识的人都心知肚明，老索所处的朝代和所见的苦难，与老莫的所历所见，何其相似乃尔。他们也同样用自己的笔墨，书写着类似的话题。但是，与老莫相比，老索完全豁出去了，敢怒敢言。老莫还没有这么傻。为什么非要把肉身弄进劳改农场，才算证明了自己呢。

老莫没有必要去学老索。没有必要上街喊口号，更没有必要为任何政治行动和宣言背书。这一点，对于任何有点儿头脑的中外人士和老莫本人来说，都是常识。没什么好争辩的，因为那是老莫的权力。但是，老莫必须在瑞典对“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坏记者们的一个阴险问题作出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一个笔下写尽人间疾苦和人性善恶的作家，能对就在身边发生的不公疾苦邪恶而装聋作哑，而“莫言”吗? 是否埋头写自己的小说就可以了呢?即便这篇小说“言”的就是你身边发生的不公疾苦和邪恶。我想老莫不会仅简单地回答一个“YES”，就算了结了吧。

文学不应与政治挂钩。这是一句非常堂皇的话。有不少人想用这句话来堵那些对老莫说三道四的人嘴。什么是政治，自有其定义。但是，当一个人说了几句反对政府的话，无涉暴力，却被政府投入监狱。那么，所有目睹者所面临的，就不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法律问题，是社会良知问题。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我没什么另类高见。仅援引一段老莫自己说的话吧：“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说家总是想关心人的命运，却忘了关心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这是老莫在“天堂蒜薹之歌”中胡编的斯大林语录。(BTW，我个人认为这部作品是他写的最差的一部，也许就是因为它太应景了。简直就是篇报告文学。而报告文学从来就不是什么东西，既不报告也不文学。纯粹是文坛上的怪胎。) 。

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却在时刻关心着你。眼前就有一例，你老莫被邀请去抄写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干什么? 这是要你献上投名状啊。当然，这个投名状不在江湖之上，而是在庙堂之中。江湖上的投名状，不过为害个把人。庙堂里用的同名状，则是为害一方。

这个“讲话”是个什么东西，作为文人，老莫你应该最有体会。它是扼杀文艺创作的绞索，是党文化的冲锋号，是当代文字狱的法典。多少人深受其害，乃至家破人亡。老莫你是可以不去的。没人强迫你。你还是去了，也许你对老毛的“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始终心有余悸，所以献上投名状，意思一下，你仍是个良民。和你同行的，还有百十个大概与你抱有同样心态的作家。但是还有更多的作家没有与你为伍。比如油子刘震云，比如小资王安忆，比如流氓王朔，比如颓废牙医余华，比如张炜阎连科格非张承志毕宇飞，等等等等。

有人可能会举例说李杜苏东坡当年马屁文章一大堆，仍无损其文坛泰斗之地位。现代某些泰斗也曾是独裁者们的入幕嘉宾，所以对老莫也不能要求太高。朋友，你若以这些人做参照物，并以为慰。虽然可以理解，却反映了你人文意识的时光倒退，是令人悲哀的思维方式。再说，作为入幕嘉宾本人，就不怕其后脊梁被多少白眼珠瞪着吗?

自古以来，中国书生的最高追求是，立言立德立功。如今莫言以其作品，在世界文坛叫响了名号。立言已成。怎能谴责和回避更多的人们对他寄予更多的期望，盼他百尺杆头更进一步，立德，立功呢。

抄“讲话”本属不智，再要辩解，就是犯傻了。老莫你说这个讲话对当时推翻腐朽政府起到了积极作用，所以抄之无妨。这就大谬了。先不说政府腐朽了就该推翻现在听起来有点反讽，有点滑稽。就算是当时有益，现在明明是有害，你还应该为之背书吗? 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当年也对凝聚民心，令德国一战后的撅起起了积极作用，可以想象现在会有百多个德国作家排着队抄这个元首的书吗?

文艺该为什么人服务，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想着造出个作品为什么人服务的，本身就不配称为艺术家。因为艺术家创造的，是“美”，而真正的“美”是没有功利性的。反之，造出个产品来为什么人服务的，是商人，是匠人, 是党棍。工农兵更喜欢红楼梦还是AV，不是艺术家关心的事儿，那是上帝关心的事儿。

老莫你是个有正义感的作家。这毋庸质疑。你的艺术功力，也是出类拔萃的。这些都已经反映在你的作品里了。所谓文如其人，虽然说的有些霸道，虽然狡猾者如钱钟书相信“巨奸能为忧国之语，热中人可作冰雪文章”。但是，老莫你不是这类人。你忧国忧民，这两天已经有目共睹了。只是，你以后说话，要更加小心，更加聪明一些。

你上次在德国说的话，就不是很妥当。你为了表示自己是体制中人，所以为了留得青山在，屋檐之下要暂低头。你用了个德国故事忽悠记者们。说歌德和贝多芬一块散步时，过来了皇家车队，贝多芬傲然挺立，作藐视皇权状。而歌德却站在路边脱帽鞠躬。你认为，当贝多芬容易，当歌德难。言外之意，后者有大智慧。我把你这个例子翻来覆去想半天，也没想出为什么你断定歌德此举说明他有大智慧。忽然我脑筋急转弯，原来你老莫举错例子了。刹那间我想起了一个埃塞俄比亚农民的谚语，用在你这个高密农民身上正合适。我说出来，你听听是否可以作为你的座右铭：

“当伟大的统治者经过的时候，明智的农民会深深地鞠躬，并默默地放屁”。

希望老莫照此行事，祝你“好屁”连连。我们不指望你放响的，蔫的也可以，有“味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