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东梅：外公毛泽东与外婆贺子珍，庐山相会，情牵庐山。

毛泽东与贺子珍相会庐山

作者：孔东梅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终年笼罩在云雾中的江西庐山神秘莫测。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分别22年后，我的外公毛泽东和外婆贺子珍在此相会。这次相会是外公外婆平生最后一次见面，为他们的爱情添上了一抹亮色。

　　为什么会有庐山相会？这要从外婆从上海搬到江西说起。

　　据妈妈说：1954年外婆在上海发病以后，经常得到组织通知，让她到外地住一段时间再回来。这种安排很是频繁，外婆被搞得莫名其妙。原来，外公在1953年60岁生日时第一次视察上海，从此便多次来往于北京、上海、杭州之间。那时外公住在兴国路，距离外婆寄住的舅公家泰安路很近。

　　现在看来，组织上的这种做法也许是好意，出发点应该是不想让外婆受刺激；或许也有避免毛贺相会的考虑。然而后果是久而久之让外婆明白了：主席来，我就得走。她无法接受这一现实，病情更加恶化。妈妈说：外婆不愿意住在上海了。

　　上海党史部门对外公来沪次数有过统计：1955年9月、11月、12月共三次，1956年1月、2月、11月共四次，1957年3月、7月、9月共三次，1958年9月一次。三年共计十一次，外婆的苦恼可想而知。

　　1954年10月，舅公被派往西安，后担任西北工程管理总局局长。当时外婆正在大病之中，外公来信请舅公代为照顾。思来想去，舅公夫妇决定把惟一的女儿——我的小平姨留在外婆身边，还委托新四军老战友，贺家近邻赖少其夫妇代为照顾外婆。“远亲不如近邻”，赖少其由于对舅公的友情和对外婆的同情惹祸上身。根据其夫人曾菲及赖少其传记的介绍，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956年7月的一天上午，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的外婆发现：舅公的朋友赖少其和自己同住在一层楼上，她急切地呼喊着：赖部长、赖部长……（赖少其曾任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时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当时赖少其刚刚办好出院手续，正准备离开。他问道：贺大姐，找我有什么事吗？

　　外婆说：赖部长，我没有病，不愿意住在这里，请你带我回家吧！赖少其发现外婆当时既苍老又憔悴，而且神情有些紧张，几乎是带着哀求的口吻在向自己讲话。他说：贺大姐，你身体不好，住在这里，是组织的照顾和关心……外婆不等他说完，就急忙说：不，不，不，赖部长，我确实没有病，我见到这些穿白衣服的人就害怕！

　　赖少其还是劝慰了外婆一番，要她安心留在医院治疗。外婆更加着急，一把将他手中的会议文件袋抢去，说：不，不，你出院，我也要出院！我哥哥不在，你就要负责把我送回去。赖少其只好再次好言相劝，医生和护士也过来连拉带哄。外婆一步一回头望着赖少其，被众人簇拥回病房去了。

　　到家后赖少其心情不能平静。今天他遇到的这位特殊病人——红军女英雄，主席前夫人，理应得到特殊的照顾，而她连回家的起码愿望都不能实现。夫人曾菲度假去了，赖少其没跟她商量，自己给市委写信反映这一问题。恰好第二天上海召开第一届党代会，他在会上把连夜写成的信交了上去，大意是：

　　贺子珍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负过重伤，身体不好。现住在华东医院，经常又哭又闹，而那里也住了不少党外的民主人士，影响不好，希望贺子珍能得到更好的照顾。上海还有一些空着的花园洋房，建议找一间让她住进去，再安排专人照顾，对她的疾病治疗，对党的工作，对社会都是一件好事。

　　此后，陈毅市长约赖少其谈话，问他为什么写这封信。了解情况后，陈毅认为这纯粹是出于对老同志的关心和爱护，采纳了他的建议。外婆终于出院回家了。

　　而赖少其没有想到，因为写了这封信，他后来被冠以“对毛主席的家政进行干涉，分明是攻击党的领导”的罪名，在上海市委常委会上先后做了十七次检讨。1959年，无奈的赖少其从上海搬家去安徽工作。

　　1956年那次党代会上，柯庆施代替陈毅成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58年陈毅就任外交部长，离开上海去北京。舅公搬走了，赖部长挨批了，现在陈毅市长也走了，外婆倍感孤单，产生了换个地方住住的念头。

　　和外公一样，外婆也爱去杭州。那里不单是“人间天堂”，更重要的是有自己的老战友江华、吴仲廉夫妇。大家都是“井冈山人”，关系格外亲切（江华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吴仲廉时任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长）。

　　外公在红四军“七大”落选。陪他下乡养病的，除了外婆、曾志夫妇，就是谭震林和江华了。吴仲廉从井冈山起就是外婆的姐妹，一起走完长征路。江华家人告诉我：每次外婆来杭，吴仲廉都亲到机场把她接回家里吃饭。这和场面上的送往迎来是不同的，是带有深厚感情的。

　　杭州无疑是个很好的去处，但那里外公的活动更加频繁，如何避免类似上海的尴尬呢？外婆左思右想，还是决定回故乡江西住一段时间。为此上海市委与江西省委专门接洽，江西方面当即表示：不管什么时候来，也不管来住多久，贺子珍都会得到很好的安排。故乡热情欢迎井冈山的女儿回家。

　　当时，江西主要领导有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省长邵式平、省委书记刘俊秀、副省长方志纯和白栋材等（原第一书记陈正人、彭儒夫妇已调北京），外婆与他们大多认识，在苏联学习时当过自己班长的方志纯更是熟人。1957年，多年担任外公警卫主管的汪东兴也下放江西任副省长，他在苏区就知道贺大姐。在后来毛贺庐山相会中，汪东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居间调度作用。

　　外婆1958年5月间从上海到南昌，住在省委附近的三纬路，一幢经过修缮的二层小洋楼里。考虑到外婆是井冈山创立时期的老同志，省委决定让她享受副省级待遇，配备了一名炊事员、一名司机和一部小车；因为她身体不好，还专门配备了一名护士。

　　外婆在南昌住下不久遇到一件高兴事——妈妈带着男朋友，也就是我的爸爸孔令华来看她，征求对婚事的意见。

　　爸爸和妈妈是北京八一学校小学同学，爸爸比妈妈长一岁，高两班，还是学生会主席，名气比妈妈大。那时妈妈喜欢跳舞，经常登台表演，看来是受了外婆的遗传。总之，彼此留下了良好印象。上中学后，他们是各自学校的班干部，时常参加一些校际活动，就又联系上了。直到高中毕业前的一天，妈妈接到一封看了让自己羞红脸庞的信，那正是我爸爸写的。

　　当时妈妈得了肝炎，住进北京医院。陈毅元帅也在那家医院，他经常来看望这位小病友，给妈妈讲故事，读诗，陪她玩。外公忙，抽不出时间来，但他知道病中的女儿很想念他。外公经常派人来看妈妈，送来吃的、玩的。就在妈妈收到情书，不知所措的时候，外公身边的王医生来看她了。

　　王医生记得我妈妈穿着宽大的病号服，坐在病床上，羞涩地让他帮自己出个主意的样子。“你喜欢他吗？”王医生问。“这怎么说呀？”妈妈挺不好意思的。

　　你们年龄都还小。如果你喜欢他，可以互相通通信，了解了解——像长辈一样提出建议的王医生，实际年龄比岸英舅舅还小。不过，他又确确实实是妈妈的“家长”——妈妈和姨妈在师大女附中学生注册登记表家长一栏填的是王医生的名字，这是外公“授权”他写上去的。外公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有特殊感，而妈妈的名字此时已改为外公所起的“李敏”。

　　妈妈认真地红着脸请教王医生怎么个回信法，两只手不断抚摸着双膝。“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回呗”，王医生答道。“那，如何写呀？”妈妈还是问道。王医生只好具体指导起来，妈妈写下了第一封给爸爸的回信。

　　后来，妈妈出院了。她回到家，见到了外公。外公紧紧把女儿揽在怀里，高兴地说：你终于回来了，爸爸欢迎你。那一刻，妈妈真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1958年7月，妈妈要准备翌年的高考，她和爸爸的关系也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就等过父母这一关了。妈妈把爸爸领进了中南海。外公不动声色端详着未来的女婿，父女相视笑了一下——妈妈知道：没问题了。

　　妈妈说：外公是个十分细心的人。女儿的事，他都关心到了。就拿结婚来说，1958年寒假时外婆在上海，妈妈去看她时提起过。外婆说：你要跟爸爸商量，他同意的我也同意。这句话妈妈没跟外公讲，一来二去就忘了。倒是外公主动说起：你们的事，是个大事。我同意了，还要征得你妈妈的同意。如果你妈妈没得意见，你就跟小孔去见他的父母。俗话说：丑媳妇也要见公婆哩！我的娇娃不丑，更要见公婆。

　　带着外公这番话，妈妈和爸爸暑假到南昌向外婆原原本本转告后，她还是那句话：你爸爸同意，我就同意。

　　外婆相信女儿的选择，自己当年不也是和外公在井冈山自定终身吗？现在看到女儿长大了，有心上人了，要出嫁了，外婆若有所失，但更多的是欣慰。她明白：妈妈成家后应该在主席身边生活，关心他、孝敬他，同时替没有办法接近丈夫的自己尽一份力。妈妈的婚事，外公满意就好，外婆完全不考虑自己得失。

　　妈妈的想法是当年就结婚，对此“慈父”外公没有发表意见，“严母”外婆则这样说道：你同小孔相爱，打算结婚，我赞成，但是我希望你们的婚期能拖后一年，等到你高中毕业后再结婚。我是这样考虑的：结婚以前多读一点书，对你今后有好处。结婚以后，生儿育女，杂事很多，你再想读书就难了。

　　外婆对女儿说的，其实是对自己苦涩一生的理智总结。妈妈觉得外婆的话有道理，决定过一年谈婚论嫁。

　　我从水静奶奶那里得知：第一次见到我爸爸之后，外婆和她还有这样一段谈话：

　　外婆说：“他们彼此相爱，而且主席也同意了，我还能有什么意见？”她又说：“小孔各方面都好，就是有点胃病。”

　　我说：“那不要紧，在饮食上注意一点，很快就可以治好的。她说：我也这样想。主席考虑问题总是很周到的。身体是很重要的条件，他不会想不到。”

　　初次见面，外婆就喜欢上了我爸爸这个女婿。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每次爸爸去上海，外婆总是笑眯眯地高声叫着：小孔。外婆的江西口音富有起伏韵律，听起来接近“小肯”。每当外婆那么叫，旁边的亲友和工作人员总是忍不住笑，湖南路往日沉寂的气氛为之欢快起来。

　　外婆舍不得让妈妈和爸爸走，但她知道外公已经为儿女定下了行程——“丑媳妇也要见公婆”，她催妈妈一行尽快去见我的爷爷和奶奶，爷爷孔丛洲任沈阳高级炮校校长。妈妈沈阳之行也很顺利，双方父母都高兴地把我妈妈和爸爸当作自己的儿女。爸爸、妈妈40年的婚姻堪称幸福，这多少可以告慰我的外公和外婆了。

　　妈妈每次来看外婆，外公都会亲自为她打点行装，其中包括各式各样的北京土特产品。妈妈每次都以北京人的身份，向外婆逐一介绍。这对于从未到过北京的外婆来说，是十分新鲜有趣的。也许就是这次，妈妈受外公之托，给外婆带来一方白手绢。看来，外公一直没有忘记外婆离开延安时托人给他捎回的那方白手绢。妈妈带来的白手绢已经泛黄变旧了，那是外公一直用的。外婆看着它，思绪万千，浮想联翩。

　　作为外公外婆之间的信使，妈妈联系着他们深沉的情感，每次都是满载而归。久居南方的外婆会让妈妈大包小包带上当地的时鲜蔬菜，都是当年外公爱吃的，在北方不易买到的。妈妈记得比较特别的一次是外婆托她给外公带过一个耳挖勺。外婆知道外公是个“油耳朵”，有掏耳的习惯。这件小小的物件，寄托着外婆的一片深情。

　　1959年夏，广州市委工业书记曾志随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丈夫陶铸来参加庐山会议，

听说外婆在南昌，便来看望。1954年曾志去上海时想见外婆，但没见到。想来那该是外婆发病，被实施“冬眠疗法”期间的事。她们1947年东北一别，12年不见，外婆一眼就认出了曾志，握住她的手久久不放。

　　曾志试探地问：大姐，你还记得么？1932年红军打下漳州后，我送了两双战士缴获的回力球鞋给你穿！外婆眨了眨眼睛，笑了笑说：怎么不记得？你送我的那两双鞋好经穿！穿了好几年，我一直舍不得扔掉，后来实在无法穿了才丢了。

　　球鞋的事是这样的：1932年外公率军攻下福建漳州，与正在那里做地下工作的曾志见了一面。当时外婆正怀着儿子毛毛，在瑞金住院，未能随军，这让曾志非常遗憾。当时曾志比照自己的脚搞到几双女胶鞋，还有肥皂、万金油之类生活日用品，分出一部分让外公转交外婆。三年没见了，她非常想念曾经和自己合盖一条被的贺大姐。

　　曾志感慨道：当时胶鞋对一个战士来说，那真是太需要的了，行军打仗最用得着。谁要是有一双胶鞋，那才叫众人羡慕呢！也许，外婆就是穿着曾志送的鞋走完万里长征路，甚至是走完万里西行路的，她又怎能忘得了呢？曾志有感于贺大姐记忆力之强，姐妹情之深，见外公时特别拿胶鞋一事作为有力证据，说明她头脑是清醒的。

　　那天外婆留曾志吃饭。过去曾志听人说贺大姐有多疑症，吃饭吃菜总要等别人动过筷子才敢吃，生怕其中下了毒。但她亲眼看到的，是大家姐妹一般亲亲热热的样子，仿佛又回到了井冈山“一个碗里吃饭”的年代。

　　外婆告诉曾志，自己经常失眠。曾志马上介绍自己服用的效果比较好的安眠药，把随身带的留下了一些。告别出门时天色已晚，外婆当面服下了曾志留下的药，还说：希望今天睡个好觉。她高高兴兴送走了老战友。

　　曾志在回忆录中这样谈到她与外婆的见面：

　　“我端详着子珍，不到五十岁的人，却像个老妇了。花白的短发，瘦弱的身体，上身穿件退了色的短绸褂子，下面是条黑色的半短裤，赤足拖双布鞋，手中拿一柄蒲扇。那年南昌酷热，宾馆是用大盆的冰块来降温，而她只能用凉水泼地以度三伏，所以客厅湿漉漉的，两脚像泡在水里……但她质朴、真诚、善良，而且还保留有几分的清秀。

　　见我来看她，她十分高兴，滔滔不绝地跟我说个没完，都是自己的零星家事，她说话有条有理，脑子也很清醒，每当提起毛泽东，她都毕恭毕敬地尊称为‘毛主席’，不像流传的那样，说她有精神病。

　　我依依不舍地告别子珍，回到山上我就去见毛泽东，我告诉他我去看望了子珍。‘怎么样，她还好吧？’毛泽东关切地问，‘我看她精神很正常，说话表情神态跟正常人一样，记性也很好，过去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毛泽东沉思片刻，然后极真挚地说：‘我想见见她，毕竟是十年的夫妻嘛！你跟汪东兴同志讲一下，乘江青还没上山之前，将贺子珍接来，晚上两点，当ＸＸ（引者注：小封，即封耀松）值班时再来。’”

　　外公最初没有想让江西同志（汪东兴虽在江西，但属于中央到地方挂职锻炼性质）介入此事。与外婆的秘密会面当然被外公归入私事之列，不好麻烦地方，更不能兴师动众。曾志按外公安排告知汪东兴，汪东兴找时任庐山会议江西接待委员会主任的方志纯商量。他们初步决定：由曾志和方志纯夫人朱旦华承担此事。

　　外公在此之前还做过一些调查。就外婆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外公问过近年来与她有过接触的水静、曾志、汪东兴等人，答复都是：身体还好，精神正常。汪东兴说得更具体：贺子珍还跳舞、看电影呐！

　　这些知情者中，方志纯和曾志于1996年、1998年去世。2002年，我在南昌采访了年逾九十的朱旦华。旦华外婆也是与外公外婆同辈的毛家人中惟一在世者。她谈起了与我外婆在江西共同度过的时光。

　　可能就是曾志见外公并与汪东兴联系的当天下午，外公请两位女同志——曾志和朱旦华在美庐二楼吃了一次便饭。说起这次吃饭，也有一个笑话。当时方志纯通知妻子，毛主席要请她吃饭。朱旦华又惊又喜，忙问丈夫：你去不去？他摇摇头说：我又不是女同志。方老话中有话，朱旦华被弄糊涂了。

　　后来她才知道：外公这次请客，由头是一位女同志（曾志）引起的，主题则是另一位女同志（贺子珍）。按说这件有关“女同志”的工作，交给江西省妇联主任朱旦华，是再合适不过了。何况她还曾经是外公大弟毛泽民的妻子，又永远是外公侄子毛远新的母亲，她与毛家的这层关系是别人所不具备的。

　　旦华外婆记得：那次便饭有四个菜，有一盘是青椒炒肉丝，“无辣不成席”的外公面前有一小碟炸辣椒。外公发现旦华外婆从不染指辣椒，笑着说：你这个上海人也要学吃一点辣，随后又跟了一句：江青是怎么也不吃辣。外公说完哈哈大笑，大家也都笑了起来。

　　饭快吃完了，外公转入正题。他问在座者：想见贺子珍一面，怎么搞好？旦华外婆说：我听主席的。

　　可惜的是：发动此事的曾志后来却未再介入。陶铸得知后说：这件事若是让江青知道了，那还了得呀！曾志只好退出毛贺相会的组织工作。和1937年劝阻曾志去延安，从而未能在西安与我外婆相见一样，陶铸的好意再一次改变了曾志的想法，也间接改变了我外婆的命运


，人生就是这么奇妙莫测。可以想像：如果曾志没有退出，也许后来的事态发展完全是另外一种结局，然而吝啬的历史是不会再给人们第二次机会的。

　　毛贺相会方案不得不做出调整：杨尚奎夫人水静代替曾志，7月7日去南昌接外婆上山。

　　1959年，外婆就是在这座小楼里被水静接走上山与外公相会。2004年初夏，我来到南昌，在参观这栋楼后上了庐山。此时距离外公外婆庐山相会的日子，差几天便是45年了。说来也巧，我这次上庐山，是由水静奶奶的儿子杨建力大哥带路的。

　　和建力大哥相识，是2002江西之行后不久的事。在南昌，永平姨父把他介绍给妈妈和我。由于两家老一辈交往的渊源，我们一见如故。建力大哥继承了江西老表的热情好客，还有老一辈的豪爽仗义。他力荐我上庐山，而且要我在庐山住上几个晚上，说那样才能体会这座神秘之山的韵味。

　　其实，按辈分来排，我应该叫他叔叔；但按年龄，我们相差又不是太多。所以，有一次我开玩笑说：“叫您大哥怎么样？”他爽快地答道：“好啊！”建力大哥对庐山非常熟悉，有这样一位向导陪同，再合适不过了。

　　到达庐山界内，车开始爬山。建力大哥告诉我：现在走的南山公路是为1970年第三次庐山会议而修的，技术方面比以前有了很大进步。转弯已经少多了。你外公诗中提到的“四百旋”是北山公路，前身是国民党时期为蒋介石等上山修建的，弯路非常多，可能都不止四百多个。

　　是啊——1959年外公外婆庐山相会，是绕了四百多个弯子才实现的。我突发奇想，问建力大哥能否用相机拍出那“四百旋”山路？他摇摇头，惋惜地说：现在恐怕不行了，树都长起来了，庐山绿化搞得很好。我们50年代上山时也许还可以。

　　盘旋的山路不易拍到，漫山的云雾不请自来。我们的车开到半山腰，感觉四周越来越朦胧，有钻入云海的感觉。善解人意的建力大哥让停下车来，我跑到公路上呼吸着潮湿的空气，眼见白茫茫的烟雾从远方团团飘来，一会工夫就到了眼前，再看时就又飘走了，被它覆盖的一切恢复了常态，显露出来。这就是庐山云雾，来得快，去得更快。

　　我现在知道：当年建力大哥母亲水静陪外婆走的，不是现在这条新路，而是盘旋往复，九曲回肠的老路。也许，外婆就像今天我这样在云雾中穿行，只是她不知道自己将前往何方。

　　那年暑假去南昌看望外婆的海峰姨告诉我：曾志走后不久，水静来外婆住处请她上庐山避暑。外婆推辞道：“花公家的钱呦”。经不住她们两个热情相邀，终于同意上山。海峰姨还给姨妈梳洗打扮了一番，外婆高高兴兴和外甥女道了别。在朱旦华陪她在山上度过第一个晚上后，第二个晚上便被汽车送进了“美庐”。

　　提到毛贺庐山相会，就不能不介绍一下这一事件的发生地——“美庐”。

　　1922年英国人在庐山河东路180号修建了这栋别墅。1934年，也就是红军长征开始那年，主人将其送给她的好友——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此后除抗战时迁居重庆期间，每年夏天蒋宋夫妇都来此避暑。蒋介石为此题名“美庐”并刻石院中，这里与上海“爱庐”和浙江莫干山“澄庐”一起成为他与宋美龄三处私人别墅。

　　“美庐”题字一直完好保留到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前，这座官邸又成为不久前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外公住所。当外公步入这座巨大的庭院时，先是喊了一声“委员长，我来了”，算是与蜗居台湾的别墅前主人蒋介石打了声招呼；随后他发现有人在叮叮凿着什么，原来接待方已快要把“美庐”题字抹去，“庐”已模糊不清，“美”还依稀可见。多亏外公伸手阻止，后人今天才得见这一页记载在石头上的人间沧桑。

　　70年来，几乎所有国共两党要人来庐山都到过这里。楼高两层的美庐不知承载过多少历史人物，聚会过多少政坛风云，流传到现在的却是一段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那就是毛贺庐山相会。

　　直到晚年接受采访时，外婆才开口说起与外公的庐山相会。根据几方知情者叙述，当时情况是这样的：

　　外公到庐山后情绪很好，对前来迎接的杨尚奎夫妇讲：“庐山，山好，水好，空气好，还有老表好！”

　　7月5日这天晚上，外公突然问与他一同上山的贴身卫士封耀松：“小封，你什么时候值班？”答复是：“七号、九号……” 小封记得：外公当时并没有再说什么，但感觉他在安排一件事情，这让自己也想了好久。

　　1959年7月9日晚9时，外婆乘坐的轿车准时开进一处巨大的别墅庭院，沿着宽阔的石板路拐了个弯，无声无息地在一栋两层楼前停下。距这栋楼不远处还有一栋小楼，灯火通明，在此居住的外公身边工作人员的声音清晰可辨，但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辆车的到来。院子里安静极了，大门口甚至没有了往日森严的警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