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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的在文革中成熟觉醒了
作者：王家治

文革开始的1966年我22岁，是黑龙江省绥化市一个较大的国企里的一位青年。那个年代正是上进心强，勤奋好学的时候。

工厂刚成立造反团，头头们都是平时吊儿浪当的工人与几名极左钻营向上爬的小干部。按照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讲的“要武嘛！”造反派头头让把仓库里所有的珍贵镀锌铁管截断，制作成一千多支铁扎枪，扛着到大街上游行。

出差到省城哈尔滨，在招待所里碰见了单位的政工、人事科长等人；他们议论哈尔滨话剧院内贴有省里领导人的大字报，想去看一看。但是不对外，不接待个人。就策划写一个表示声援的大字报，前去观看。他们写好了，我们五个人一同前往。老谋深算的政工科长决定我这个地位最低的年轻人在前面手拿大字报。话剧院门前黑压压的一大堆人，列队夹道欢迎各单位的声援者。平时没有上过台、上过场的我，手里拿着大字报走在前面。只听到后边的科长们喊“小王，别晃，别晃！”才知道自己哆嗦得不知道该怎样迈步了。

进去以后，第一次看到一些揭发省长的大字报。才吃了一惊：“大领导也与普通人一样的有错误有私心杂念？”

后来出差到了北京，看到了写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跳楼自杀摔碎了一半头颅的照片和海报。纳闷的是他写的“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那么残酷地拷打革命者，他们都能挺过来；怎么在新社会，他讴歌的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治病救人”的运动，刑讯逼供超过了美蒋？作者的这一部小说，当时在社会上影响甚大。那时一般人不懂得是拔高共产党人、丑化国民党，以为都是真人真事。

不久，在北京看到了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的《群丑图》，刘、邓、陶都在揪之列，也对刘少奇产生坏的印象：写了《论共产党员修养》，都是要求别人做的？自己却不干净，没有修养？大领导都应该神圣无瑕，怎么揭发出来的都有这么多大问题？像现在还没有死去的，著名的61人叛徒集团头子薄一波，原来是大坏蛋哪？

文革前，所有的人对中央领导，都崇拜得不得了。认为这些层次高的人，都是真理的化身，团结的似铁板一块。文革搞乱套了，才知道他们甚至于不如普通人。（当然一开始制造迷信，让人们只崇拜毛自己，到后来终于认识清楚：毛泽东才是中国的最大败类、祸害和罪犯。他制造动乱，就是为了自己全家人上台，专人民的政。只是代名词叫做“四人帮”而已！这是后话。）

但是仅一年，我就对文革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因为我意识到，口里喊着别人篡党夺权的毛，自己才是真正的篡权者！党变成他一个人的党；军队变成他一个人的军队；国家变成他一个人的国家；他一个人凌驾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之上啊！

文革我总结的第一个道理：竖得过高，必然引起来人们的怀疑和反感；批判得过分，必然引起来人民的怜悯和同情。

毛要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世界各国反动派”。我当即认识到，美国不是帝国主义；苏联也不是修正主义，倒是中国毛的政策反复修正！所谓的打倒各国反动派，无非是与全世界人民为敌而已！也就是在国内喊一喊，愚弄全国老百姓罢了。

但是也捏着一把汗的庆幸：亏了中国没有美国和苏联那样的实力，否则毛泽东必然趁机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就像拿破仑当年如果有了机帆船、希特勒拥有了原子弹；文革时中国有了美国苏联那样的实力，世界该是什么样子……

这些看法和观点，我曾冒当反革命的危险，与三位朋友（其中两人是被打倒；靠边儿站的当权派）说过。他们吃惊地听着，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回答表态的。

平时秘密开会，汇报整群众的党员们，这时候纷纷扔掉焚烧了他们引以自豪的圣经：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我却偷偷地捡起来一本藏匿至今天。（被人知道要坐牢甚至杀头的）全国只有两人这样做了。另一位文革后拿出来见报，我至今天才披露此情。

林彪上台不久，心理就反感反对。一个人怎么能够这样拍马屁呢？！每次坐火车始发站开车前，大家都得站起来，痛苦不情愿举着毛的小红书，齐声喊叫敬祝毛万寿无疆；敬祝林永远健康。很快的我就讨厌和抵制起来。每一次喊毛主席的时候，我就在嗓子眼里发出声音“刘”—然后大声“主席”，“万寿无疆”。实际上那时候并不了解刘少奇，就是对超皇帝的毛神话，倒行逆施痛恶反感而已。

各单位都要组织职工反复观看八个所谓的“样板戏”，只有我逃跑躲避掉了七次，只看了一个《红灯记》。不买帐，痛恨文革的心理已经完整形成了。

许多人改掉自己的名字：例如早年出生的人，名字唤作福、财、寿、祥、泰的，大多数改为“新”；出生的孩子，家长极左的，男孩叫“文革”，保守一点的，名字叫“军”，女孩子叫“红”。因为都想参加解放军，“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军人可以支左整人，自己和自己家不挨整。现在三四十岁的人，令人尴尬的叫“军”的不少。例如张军、王军、李军比比皆是。

我在文革中期出生的儿子，大胆破例的使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一个字母：USA、USAR“UU”，谐音悠悠（超级的意思）。那时候别人都直伸舌头。

单位一名叫李海发的流氓工人，文革前差一点开除掉，混上了单位革命委员会的一把手，开始公开的整人，公开的玩弄妇女和青年姑娘（文革后被以“奸污女知青”判刑）。一名叫刘连玉的扒手，是走后门进来的林区政工干部，整人，制造冤假错案，那是炉火纯青，康生的高徒。他专门溜须拍马造反派头头，狼狈为奸的制造冤案，整了很多好人，破坏了很多家庭。终于爬上了一名副科长。一位叫吕其周的老实赶车勤杂工人，被安上逃亡地主的罪名批斗；跳楼自杀，摔断了双腿，第二天才送医院途中死亡。我对文革的印象更坏了！

各科室，车间工人，上班天天要念一段语录，叫“早请示”；每天下班以后要开会四五个小时，说不定谁又被揪出来了！还得搞所谓的“斗批改”。人们每天都在紧张，惊恐万状中生活，饿得头脑昏沉地回家。文革的苦难更深重了！那时候真怀念文革前的1965年，在城里的工人每个星期可以看一场电影，农民一个月也能看到一次露天电影。那时候的星期六真美好，星期天多自由啊！这些都变成了珍贵的回忆了！

那个年代一两千名职工的大工厂，有电子管收音机的人不超过5%。一打开收音机就能听到强大的莫斯科广播电台，杂音大的BBC，但没有人敢听，因为那强噪音干扰，邻居家一定能够听到，报告上去就完蛋了。听中央的挑唆造反广播，每天强行灌输的“革命歌曲”。有收音机的这些富人家都拔下电源，佯称坏了而放起来，避免惹事生非。

人们从心里痛恨那些马屁文人：哈尔滨的王双印，投机取巧炮制一个《大海航行靠舵手》，多少人在悲痛欲绝的时候也得跟着唱；沈阳的败类李劫夫，炮制了那么多的“语录歌曲”，让人们在痛苦中呻吟。这些罪人、败类红极一时，都爬上了高位。使国家和人民涂炭。

我恰恰在这个时候，花巨资买了一个新产品，袖珍型晶体管短波收音机。这需要两年的工资积攒。所以敢买它，因为它可以插上耳塞机一个人收听；即使来了人也不用害怕，手指头轻轻地拧动一点，频率就变了。

文革期间那么紧张，开始写作的我，每天坚持偷着自学八个小时。加上能够听收音机，听到外电报道评论真实情况，深深地痛恨毛泽东。这是文革刚进行三四年的时候。

那一年抓到枪毙了一位“反革命”。这个人是县五金商店的党总支书记，名字叫郝文英。据说他给毛写了一封匿名信，（笔迹鉴别说是他，不知道准确与否）。其中有这么几句：“人间万恶你为首，男人长了个女人头……”一定对他严刑逼供和诱供了。因为召开万人大会枪毙他的时候，我们排站在前面的人，看到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时候，他痛苦苍白的脸上，有气无力抽动了一下，说“不是说坦白从宽吗？”这时背后的解放军勒紧了脖子上的套索，让他发不出声音来。后来思想这位党代表，如果不是冤案的话，就是英雄！

1976年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伟大年份，祸国殃民的毛泽东终于死掉了，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各单位到处挂着毛死的相片，逼迫人人都必须去吊唁。我多次躲避过去。后来一位与我关系不错的主管科长怕我出事，特别召唤我“小王，你还没去悼念吧？今天别的工作不要干了，一定去！”这才知道有人盯着了。

在大俱乐部里面挂着毛像，职工们排着大队缓慢向前；人人都得如丧考妣，不情愿地垂着头弯腰，等待一个小时才能进去。只有我头微低，不时地四处张望。看到在我前面的一位30多岁的中年工人，因为全秃，睡觉也不摘帽子，这时候不得不痛苦地完全光秃暴露在外，排在队伍中。毛活的时候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灾祸，死了以后还要遗害人民。

几天以后的下午三点钟，全国举行追悼大会。那是必须人人参加。这一次我下决心逃逸，绝不给这个祸害人民的王八蛋默哀。在单位混到了两点半，让大家都看清了我在这儿，然后悄悄骑上自行车回家。

3.5公里的路程，万巷皆空，在大小广场，在学校的操场，都排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在城中心十字路口四面环顾，一个走动的车辆和人影也没有！一个十几万人口的大城镇，昼夜能看到道路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今天真是万籁俱寂。战争洗劫后的城市，也没有这样吧？人们永远看不到的光景，只有这一天，这一刻让我看到了、享受了！

排队的人们都奇怪地打量我这个单车行人；这是谁？这么大胆子？什么任务？不怕抓起来现行反革命？现在还敢动弹？我知道人们有无限问号？但是这是其他单位的，弄不明白。我幸运地回到家中，为自己的大胆成功，不向死有余辜的害人精进行追悼，终生感到自豪和光荣。

由于昼夜听外国广播，北京发生政变的消息我连夜得到了。按捺不住心情的兴奋，清晨早早起来出发，告诉我最信赖的几位朋友。上班的时候，科长正在给站排的几十人讲话，刚刚解散，我就让他到办公室，向他宣布北京发生了政变。我现在还能记得他吓得苍白的脸色，吃惊地屏住呼吸，瞪大眼睛的神情。他迅速打开抽屉，掏出“十大”政治局名单，查数一下政治局：“这不是也没剩下几个人啦……”

我在当天的台历上大胆的写上：苦心经营整十年，垮台不过30天，反对人民该万死，中国革命有新篇！而普通人十天以后才逐级传达了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