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之死

□作者：刘统

　　1948年11月1日，南京行政院宣布放弃限价的经济管制政策，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行动也以失败告终。顿时，物价如同脱缰的野马，急速暴涨。“金圆券”引起的通货膨胀，更动摇了普通百姓的信心。国统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上海放开物价后，不但没有起到物流畅通、供应丰富的效果，反而引发了新一轮的抢购风潮。老百姓用自己的金银美钞换来的金圆券，转眼间贬值数十倍，叫人如何不痛心！情急之下，只有将手中的金圆券尽快抛出，换成实物，还能弥补一些损失。最实惠的东西莫过米面油盐，于是市民们便蜂拥而至米店。而米店饱尝前段限价之苦，存货无多。到乡下进货，农民怕上金圆券的当，都不肯把余粮出售，出多进少，又造成了米价的飞涨和抢购风。上海《大公报》11月10日的社评分析：

　　这几天上海抢购配给米辄起风波。升斗小民饥肠辘辘，恐慌万状，有些机关，将告断炊。更由于米市没有做开，米价暴跳，一石米从几十元喊到几百元，人心受此刺激，益发慌张。买不到米的，买不起米的，俱感苦恼，恍若大难将到来。其实像上面我们所说的一样，米荒是人为的。现在还不是有无问题，四乡存米是有的，问题在不来——不肯来及不能来。因为农民卖出存米，买不到所需的东西，物价看涨，市场窒息，上海抛不出物资，农民也就不愿保存金圆券，眼看着受贬值的损失。另方面，最坏的是现在抢米成风，秩序欠佳，以致商贾裹足，米源硬化。这样在事实上和心理上，都加甚了米荒的程度及挤米的混乱。

　　就在这天，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风潮。石鼓路的一家米店首先被抢，闻讯赶来的警察开枪镇压，愤怒的民众纵火焚烧了米店。如同连锁反应，城里多家米店都被饥饿的市民抢劫，直到深夜才告平息。据南京警察局给上级的报告说：“抢米饥民二三百人或数十人一伙不等，见有米店，即将店门冲开，一拥而入，强行取走。抢米群中男女老幼士农工商各色俱全，宪警干涉亦未见效。”当日统计，被抢米共2505石，米店被抢者22家。[1]

　　雪上加霜的是，随着国民党军队的不断溃败，大量的难民从战区涌向国统区的后方，尤其是江南的沪宁地区，令国民党当局大为头痛。《观察》的一篇文章分析说：“从这些流动人口的身份说，除了学生、公教人员以外，大都是达官贵人，尤其是贪官污吏，以及豪门、富商、大地主和他们正式与非正式的眷属及仆从等。从经济的立场说，这些人都是只消费而不生产的人。具体地说，解放区骤然地减少一大批这样的人，所以解放区减少一大重负担；政府控制的区域骤然地增加一大批这样的人，所以政府区增加一大重负担。这些人之中，只有少数人是诚心要追求所谓‘思想自由’的人，然而大多数的人，都是怕留在解放区里受清算(如贪官污吏、豪门、等)或不愿留在解放区勤恳工作并稍微降低生活程度的人。一个社会之中，这种人越多，这个社会一定愈腐化，愈瘫痪，愈接近于崩溃的边缘。”[2]

　　1948年初，国共两军逐鹿中原，就有大批苏北难民南下上海。济南战役后，大量山东难民沿津浦路南下。至于东北的难民，一开始跑到北平、天津，到辽沈战役结束后，又有大批难民沿铁路和海路逃到南京、上海。一时间，江南大小城镇，到处是难民，更加剧了国统区城市的混乱。各地报纸上天天是难民的悲惨消息，天天呼吁政府救济安置。救济没有钱，不救济难民就请愿、骚乱，

　　[1][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治(四)，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刘绪贻：《狂澜》，《观察》第5卷第17期，1948年12月18日。

　　搞得当局焦头烂额。

　　这些“难民”，情况复杂。起初国民党教育部为了安置来自苏北的流亡学生，在丹阳开办了“淮北联合中学”。谁知苏北沿江城镇学生知道了，以为只要渡江，政府就给安置，可以免费读书。于是上千人南渡到丹阳，其中夹杂有逃避兵役的壮丁、商店小开，他们伪造证件，都冒充学生。国民党江苏教育厅不胜其烦，严格审查，结果合格的难民学生只有274人。当局还要发一笔路费，打发这些“难民”回家。山东临沂来的学生千余人长途跋涉到芜湖，被当局安置在一个农场里。只发了200套棉衣，结果多数学生只能裹着棉被上课。救济的饭费是每天70万法币，连稀饭都喝不上。[1]

　　上海是难民聚集最多的地方。1948年初，流入上海的难民已达数万人。他们在窝棚里度日，时有冻饿倒毙者。当时社会各界曾发起“劝募寒衣”活动，各校大学生都积极参与。但难民有增无减，情况日益严峻。社会局想了个办法，把难民迁移到江西去垦荒。《大公报》10月4日报道：“上海市救济委员会决定组织难民垦殖大队，到江西去垦荒。江西可垦的土地，计有78万亩，每人可垦10亩，共需78000人。本预备移难民5000户，共2万人。现因经费的关系，改为3500人。自16岁到45岁没有显著病象的，又不愿去垦荒的难民，限期返回原籍”

　　移民江西的计划果然实行了。在战乱的年代还能组织移民垦荒，听起来怪不错的。实际情况如何呢？1948年11月10日《大公报》载：“国立大梁临中学生已有2700多人到了铅山，并已开始上课。这批学生因不服水土，加以营养不足，害疟疾、痢疾的人已有500多，这几天已有很多死了。”

　　而《观察》披露的真相则令人震惊。它刊登一封江西铅山县的读者来信说：

　　铅山是赣西南隅的一个三等县，县域虽小，风景却幽美，人民安居乐业，和平相处。自从××中学学生奉命来铅后，凭空给百姓带来了滔天大祸。他们光临后，老百姓的橘子、甘蔗、蔬菜、花生、鸡子都被他们抢光、吃光、杀光。不但不给钱，还要时常打骂老百姓。城内的铺子，不知给他们捣毁多少家了。弄得本地百姓怨声载道，敢怒而不敢言。因为县城太小，突然来了两千多人，本地粮食本来不多，物价自然上涨。而学生以为是奸商抬价，出官价硬要买到食米油盐。可怜无辜的百姓，有苦无处诉，因为种种原因，学生百姓间结下了深仇。10月17日，一颗炸弹终于爆发了。

　　原因是学生十余人到乡下买米和老百姓发生冲突，结果学生13人被百姓掳去，四五人重伤回来。这样可不得了！一声号起，成千的学生集合起来，团团围着县政府，声言要冲入县府解除县府武装，并定全体学生到乡下报仇。后经校长与县长百般劝解，决定县府派二十余武装弟兄，会同学生代表八十余人，到乡下去了。可是到了乡下，一个人影也看不到，当地四五个村的老百姓连财产一股脑儿搬走了，据说到深山中去了。据说城东15里以内的百姓都搬光了，未来的发展，不敢想像。

　　先生，按说百姓与学生是很容易和平相处的，然而为什么会闹出这样大的冲突？这个责任谁负？政府当局满以为学生离开了首都，一切事情就算完全解决了，别的都可不管，这是可能的吗？看到这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孩子，虽然已是深秋了，穿的盖的都是单衣单被，住的是潮湿的地铺。他们从小都生在北方中原，骤然来到了多雨的江南，在这深山里的秋天，早晚的天气和冬天一样。病魔围上了他们，前天病死一个，今晨又病死一个。学校当局说，他们每天都有电报到南京要被服医药，然而首都的要员们是否想到了这一点，却成问题。老实说，这些问题不及时解决，这些学生的前途是不可想像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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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日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东北“剿总”的精锐部队47万人被歼灭，东北全境解放。这是国民党空前的大失败，引起国统区人心的震动。虽然人们还未能预料以后的淮海、平津和渡江战役，但是已经预感到大难临头。《观察》刊登了季明的《五十天军事局势的总检讨》，反映出国民党内部的种种心态：

　　局势演变至今，对于政府，显属不利。于是一部分“中间人士”和国民党的“开明分子”有“重开和谈”之说。姑无论共方是否接受“和谈”，即令接受，其所提出之条件如何，政府“容忍”之程度又如何？明眼人以为“东北易手”不能压垮政府，正如延安攻下，不能屈服共军一样。今日政府所考虑者，“苦撑待变”而已。既然苦撑待变，变的途径不外乎“对内”与“对外”两种。对内的变，两年来人民已经看够，由训政变宪政，由法币变金元，变来变去，越变越糟。甚至政府对自己的“变”也失去了信心。[2]

　　兵败如山倒，引起连锁反应。上海百物腾贵，惟有一物价格下跌，就是房地产。有钱人看形势不好，纷纷卷起资产，逃往香港或国外。

　　11月25日《大公报》报道《豪富纷纷离沪，房地产跌价了》的新闻：“随着大批豪富的离开上海，最近本市房产业又冷落了，报纸上召顶和出售的广告也热闹起来，这与一二个月前争购居奇的情形刚巧成一对照。

　　11月1日限价放开后，过去竞购房地产的游资都涌向物资，房地产生意就转呆滞。再加战局紧张，许多显要豪富纷纷离沪，房地产更乏人问津，市价也日益跌落。照金条计算，比限价以前要跌掉一半。从前要20条的地产，现在只要10条就够了。”短短时期内，迁到香港的上海人就有一万多。

　　11月29日的《大公报》说：“这一万左右来港的‘难民’，他们对一般旅店的影响并不大。理由很简单，这些都是高等的难民，他们用不着去一般中下级的旅店居住。最倒霉的是一般居住在港的人民，他们眼见香港政府征用房屋后，满以为可以自己掏荷包租一层廉价屋了。哪知来了一批上海人把房屋顶手费一冲，已比上个月上涨了45％以上。新楼的房租因为没有限制，更上涨了70％多。”

　　上海市参议会开会时，许多议员忿忿地说：“逃到香港去的高等难民，不外乎军政要员、豪门资本。平时他们高喊安定，现在自己反而扰乱人心。”还有人建议：“豪门要员眷属，不准逃往国外。家眷疏散须限于国内，以还乡为原则。现已逃难去港的，必须叫他们回来。若不回来，应查封他们在当地的财产。”[1]这话不过是泄愤而已，能走的都是有门路的，谁能把他们怎么样！

　　2

　　在这混乱动荡的时候，11月14日，南京又传出一条惊人的消息：国民党政府委员、蒋介石的国策顾问陈布雷自杀了！

　　陈布雷，名训恩，浙江慈溪人，1890年生。早年从事新闻业，曾在上海《天铎报》、《时事新报》担任记者和主笔，积极宣传国民革命。1927年到南昌会见蒋介石，蒋看重他的才学人品，将其召至幕下。从此，陈布雷作为蒋的大笔杆子，开始了长达20年的幕府生涯。蒋的文告讲话，多出自陈的手笔。蒋对陈也非常器重，尊之为“先生”。在国民党人中，陈布雷是一个克己奉公，廉洁方正的人。

　　他身居重地，从来不谋私利，更痛恨贪污腐败的行为。自己做了半辈子官，身处机要，但从不搞特权。生活上清苦俭约，抗战时在重庆的伙食尤其简单，同部属同桌吃饭，衣着朴素，人所共见，房间里家具装饰也很简单，会客室中只有三把旧沙发，配给他用的汽车，从不许家人使用。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腐败已经相当严重，陈布雷对此深恶痛绝。在他看来，蒋介石“是一心为党为国的”，国民党所以弄得这样糟，主要是下面这批人把事情搞坏了。他除了开会等公开场合不能不与孔、宋、二陈等人周旋外，私下很少接触，他曾不止一次地对兄弟和朋友说：“只有德操相同的人，我才与之交往，孔、宋一批人即使到我家来，我也是不接待的，因为无话可谈，话不投机半句多。”

　　1943年，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职务，陈布雷是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有事须与孔祥熙联系。一天谈毕公事，正要告别时，孔祥熙突然塞给陈一个信封说：“布雷先生，你身体不好，子女又多，负担重，战时物价高涨，我这一点区区小意思，聊表微意。”陈布雷脸孔一阵红，立刻把信封退还给孔。

　　对于CC派，陈布雷坚决不参与其派别和小组织，尤其是抗战以后，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更渐渐疏远。有一次二陈办合作金库，聘陈布雷为名誉顾问，有干薪可支取。陈布雷退还聘书，对部属说：“以往我虽反对二陈自立派系，钩心斗角，但终还以为不至如孔、宋一辈人之公然贪污，现在他们办起什么中央信托局，并将某一银行也把持起来，搜括以肥私，可说与孔、宋是一丘之貉了。”[1]

　　翁泽永：《我的舅父陈布雷》，《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1]

　　陈布雷对蒋介石，可以说达到了愚忠的程度。尽管身体瘦弱，长期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但为蒋介石起草文稿，从来都是夜以继日，一丝不苟。他几次想辞职休息，为了辅佐蒋介石，总是牺牲自己的利益。

　　在抗战期间，他曾为蒋起草了几篇鼓舞全国军民抗战，斥责日本侵略者的文章，振奋了国人的士气。1941年周恩来在重庆时，见到陈的外甥翁泽永。周恩来对翁说：“请你传话给布雷先生，对他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服务。”而陈则不止一次表示，他要报答蒋的知遇之恩，只能从一而终。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对抗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宣传攻势，于1945年11月成立了一个“宣传小组”，成员有国民党组织部长陈立夫、宣传部长李惟果、教育部长朱家骅、行政院新闻局长董显光等，召集人是陈布雷。

　　内战爆发后，这个小组又改名“戡乱宣传小组”，控制了国统区的宣传舆论大权。陈布雷为了维护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声誉，效尽犬马之劳。

　　1947年3月，胡宗南占领延安，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达到顶点。与此同时，国民党一手包办的“行宪国大”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这时，陈布雷认为“民主建国”的目标即将实现，情绪极为乐观。

　　4月25日，他与三青团负责宣传工作的杨玉清漫谈，讲了很长的一席话。陈说：“自从政府改组以后，国家前途极有希望。关于训政结束以后，是否还有各党各派的问题，在十六年(1927年)以后不久，我即问过胡(汉民)先生。胡答：‘依总理遗教所言，不应有各党各派。’问吴(稚晖)先生，则答：‘此问题甚重要，但尚未深思，暂不能作答。’问蒋(介石)先生，则答：‘此问题极好。惟在未提出此问题前，实从未想过。不过，以我的想法，中国国情不同，不应取人家一党专政的办法，顶好将来要各党各派共同负起建国的责任。’我觉得蒋先生的看法，胸襟极远大，于国家有利，故从那时起就死心塌地地为他服务。过去对此问题不敢谈，现在竟已成事实，而无敢再怀疑者！此系国家一大进步。”

　　6月，陈布雷在南京召见《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颇为自信地说：“我们国民党人自己也有所不满，但国民党再腐败，二十年天下还能维持。”[1]

　　但是1947年形势的变化却令陈布雷始料未及。5月，华东野战军全歼蒋军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第74师，中原野战军挺进大别山。战争局势发生逆转，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

　　奉蒋之命，陈布雷数次召集中央宣传小组会议，讨论修改“全国总动员案”。此后，在他的主持下，宣传小组起草了《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对外颁布。此时，各界舆论对国民党当局的批评和不满日益加剧，陈布雷对这一时期的新闻舆论抓得很紧，维持国民党的声誉和地位。

　　他认为《大公报》在王芸生的主持下，对政府的批评恶意多于善意。陈布雷曾对人说：“我如果年轻10岁，就下海再做记者，和他们周旋，不让这般人如此猖獗！”因王芸生不听劝告，陈布雷愤怒地对陶希圣说：“王芸生不是评论政治，他要指挥政府，甚至于指挥最高统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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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布雷的忠诚，一次次遭受现实的打击，令他陷入痛苦的深渊。他主持宣传小组，当局拨法币100亿元作为宣传经费。当时这是一笔巨款，有人建议换成黄金、美钞，以免贬值。但是他无论如何不答应，认为这与国家法令相抵触。

　　他指示把这笔经费存在几大银行，“如须开支，动用利息”。他经手的公款，手续极为严格。支票和印鉴由他自己亲自管理。秘书蒋君章把每笔应该支出的钱和报告，合成一个卷宗呈上，他自己开出支票，由蒋君章转交受款机构，取回收据，再次呈报他，才算完成手续。他有一本支票开出的记事簿，蒋君章有一本收支详细的账目和卷宗。他真的可以说是做到了“涓滴为公”，与贪污盛行的官场形成鲜明对照。

　　[1][2]《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8页。

　　杨者圣：《国民党“军机大臣”陈布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页。

　　币制改革会议之后，陈布雷顺道去上海，对夫人王允默说：“我家的金器、银元，可以整理出来，去兑换金圆券。”

　　“金圆券？”王夫人不明白。“关金、法币，怎么一下子又出来一个金圆券？”

　　“这是挽救经济危机的措施，马上就要颁布，我们要遵纪守法。”

　　没想到金圆券发行不久，物价就直线上升。10月物价的批发指数上涨到17.5倍。这一情况已经不用下属汇报，王允默也对他说了：“上海正泰新棉布店，最多一天换了16次牌价。职员、工人一个月工资只能买一块肥皂。蒋经国先生在上海打老虎，现在也偃旗息鼓了。”

　　陈布雷用私人积蓄兑换的金圆券变成了一堆废纸。中央宣传小组的公款100亿元法币只换成几千元金圆券。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直接影响到陈布雷周围工作人员的生活，连伙食费都付不出了，陈布雷只得先拿自己的钱给大家垫伙食费，至月终结算时，名曰归还，而实际上再移作下个月的垫款，不足时，再由他垫付。陈布雷长叹一声：“我们为了守法，牺牲了国家利益，牺牲了个人利益，却便宜了金融家！”[1]

　　军事上连连失败，经济形势又是一片混乱，如何是好，出路何在？国民党中不少人认为，失败的关键是丧失了民心。一方面是局势这样困难，而那些拥有特权的豪门却照样发横财，过着奢侈腐败的生活。蒋经国尚且扳不倒他们，国民党还有什么希望？11月4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题为《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提出清算豪门的问题，代表了国民党内多数人的意愿：

　　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而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便是倚势豪强如故。不用说到现在还没有人替老百姓施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们捐输资财，以戡乱救民，甚至不曾用指甲轻轻弹他们一下。人事上也偏私如故，似乎没有国人置喙的余地。

　　国家弄成这个样子，老百姓人人装着一肚皮的闷气，人心失尽，如何得了！目前少数人这样享受一切特权生活，骄奢淫逸，没有一个人去当兵，一文钱也不肯出，而却完全要穷苦老百姓抽丁纳粮，如何使人心平气服？国事演变到这个地步，势必牺牲极端少数人来挽救最大多数的人。假若吾人能天下为公，用人唯才，疏远小人，罢黜一切害民之官，严办豪强特权之辈，减轻人民的负担。将千千万万人民的负担，放在极端少数豪门巨富身上，令民困得以稍苏，那么人民耳目必然为之一新，前方军心立即因而大振。

　　济南战役、辽沈战役后，大量难民随着涌入关内，风餐露宿，无家可归。陈布雷显得更加焦虑不安。他叹道：“已有二千万百姓流离失所，再打下去真不得了。”“国将不国，一片废墟，三民主义还有何希望？”他向同僚表示：“我一定要劝劝委员长，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跟共产党谈判，国民党或许还能坐半个江山。”陈的副官陶永标回忆：

　　辽沈战役后，蒋介石因伤心过度又连续吐血。陈布雷曾去蒋的官邸探望过两次，并密谈良久。因为陈布雷知道，这种劝和的意见是不宜在蒋召集的会议中公开提出来的。

　　有一次，陈同蒋介石密谈至深夜，蒋送他步出总统府大门，我从侍卫室出来跟随在后，听见蒋介石对陈布雷断断续续讲的几句话：“战局……不利，我们……被打败，不会被消灭，你悲观。”“谈判也保不住国民党的半壁江山。如今，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了。”

　　事后我发现陈布雷的脸色很难看，回到寓所还自言自语叹道：“成败在天，成败在天。”一连数天抑郁不欢。[1]

　　1948年11月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举行的总理纪念周发表讲话，仍然决心贯彻“戡乱”方针。他说：

　　自东北军事失利以来，共匪谣言攻势的猛烈已达于极点。不但一般民众受了谣言的煽惑，感到恐慌，就是知识分子也不能认清国家真正的利害，而在心理上发生动摇。前几天南京竟有少数知识分子，公然发表文字，提出和平的主张，这实在是自己丧失了民族精神，完全是投降主义者。……最近共匪指使一班徒众提出两句口号，一是“求温饱”，一是“求和平”。这完全是抄袭苏联内战时代“土地、面包、休战”的三个口号，他们要以此来迷惑全国的同胞，瓦解剿匪的精神力量。……现在的问题就是看我们内部能不能坚定信心，团结一致，能不能振作精神，集中力量。希望中央各部长负责同志坚忍镇定，在军事第一的原则之下，拥护整个决策，共同一致认真执行。

　　蒋所斥的主和派，当然主要是指那些审时度势、深知内战打不下去而主张和谈的国民党上层人物。在陈布雷看来，无异是当着和尚骂贼秃。像陈这样一个忠实追随蒋介石二十多年、自尊心极强而且士大夫气节很重的人，受到蒋介石公然的指斥，精神上打击之巨大是可想而知的。

　　陶副官回忆：陈布雷生前的最后一些日子，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每天开完会回来，总是紧锁眉头，一根接一根地猛抽着香烟；他的胃口也大为减少，以前每餐能食近两小碗饭，现在只能食一小碗，菜吃得更少。晚饭后到寝室，也就是他晚上的工作室，时而伏案批阅文件，时而翻翻报纸又放下，时而又衔着支烟在屋里来回踱步长叹短吁，或吟着杜甫的诗句：“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烟灰缸的烟蒂不到半天就满了，一天要倒二三次。

　　陈布雷的精神和体质已经差到这个地步，蒋介石还催他起草“战时体制”的方案。一向提笔行云流水的陈布雷，这时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他写什么呢？还能再愚弄全国人民吗？连他自己都被愚弄了，怎么还有脸再自欺欺人！他感到心力交瘁，11月11日写了一篇“杂记”：

　　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遇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人一些些可惜。而今我是为了脑力使用得实在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总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紧要的问题应早些提出方案之交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延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至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经是油尽灯枯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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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布雷报效国家的理想已经破灭了，他为国民党兢兢业业地干了二十年，没想到国民党现在的威望已经扫地。他毕生忠于蒋介石，现在却形同路人，政见已无共同之处。哀莫大于心死，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此时的陈布雷，反而从容了。他的副官陶永标记录了陈布雷最后的日子：

　　11月10日晚，他提出要同我共进晚餐，饭后，他不时询问我家庭生活开支和孩子等情况，问我经济上有什么困难，我说总能应付。他叹口气说：“物价暴涨，工薪阶层困难哪！”末了，他用深情的语气说：“陶副官，你忠心耿耿跟我这么十多年，任劳任怨，患难与共，你也知道我两袖清风，你和你的家属也从来没有沾到我什么光，我总过意不去，不知该怎样谢你。”我听了这话，泪水差点滚下来。他又叹了一口气道：“近年来我身体愈来愈差，自己也觉得一天比一天难以支持，倘然有个三长两短，请你自己保重，并望能时常去看看我的太太，她也是一个老实人。”我心中难过，便劝他：“主任不要想得太多，千万要爱惜自己身体，一俟战事结束，主任便可向委座告老还乡，著书作文。”他听了，沉默良久，才长叹一声：“恐怕等不到这一天了。”

　　11月11日上午，布雷先生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这是他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时间拖得很长，我开车接他回公馆已是下午三点钟光景，几位秘书还在等他吃午饭，大家看他脸色不好，可是在饭桌上，布雷先生一反近来沉默寡言态度，从容地作了一次长谈。他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推翻清朝、北伐战争，一直谈到眼前局势，又忆及自己青年时代加入同盟会，办报、教书一些轶闻，最后语重心长地要我们保重身体，免得像他那样未老先衰。

　　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活动他请假不参加了。这天，他反而比往常从容。上午请了理发师，替他理发修面，他女婿陪着他聊了一通话。随后又去洗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和一双新布鞋。午饭后，他叫我驾车去郊外散散心，我们绕着玄武湖兜了一圈。我只见他两眼发愣地凝视着窗外的湖光山色出神。在离中山陵不远处，他示意我将车子停住，他下了车，吃力地攀上附近一个山丘顶极目望。中山陵在夕阳的映照下，气象万千。他眼角中流出了泪珠，一直呆呆地望着，直至夜幕开始下垂，临上车回家时，他问我：“陶副官，你还记得我以前讲过的一则笑话吗？”我回答：“主任莫非指有朝一日辞官隐居，到灵谷寺或鸡鸣寺做和尚？”他点了点头说：“和尚做不成，死在这里也好。”

　　回到公馆时间已不早，我叫伙房快上饭菜，不料他一口推却说：“我觉得没有胃口，一点也不想吃。”我劝他：“不吃怎么行，多少吃些吧，半碗也好。”可是，这次他态度很坚决：“我实在一点也吃不进，你们去吃吧，不用管我。”接着他又吩咐：“我今夜要赶写一些重要东西，任何客人不见，电话也不接，一切改日再说，你也不要上来催我睡觉，我写好自己会服药睡的。”他上了一半楼梯又转过身来重复一遍：“一定不要让人来打扰我，让我安静些！”

　　“让我安静些！”这是布雷先生留下的最后一句话。[1]

　　陈布雷会见的最后一位家人是他的女婿袁永熙。袁是中共地下党员，与陈的次女陈琏结婚。夫妇两人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于1947年9月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陈布雷托人把两个人保出来，调到南京工作。由于他们在狱中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陈以为他们是思想激进，总是劝他们安分守己，不要惹麻烦。在决定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陈布雷最不放心的就是陈琏夫妇。他对袁永熙意味深长地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以至不能自拔。政治这个东西不好弄，你们千万不要卷到里面去。”意思是让他们好自为之，自己保护不了他们了。这些话，也是陈布雷对自己一个惨痛的总结。[1]

　　这天夜里，陈布雷在灯下，一连写了十一封遗书。其中两封是给蒋介石的。第一封遗书说：

　　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无丝毫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毫无价值之一生。[2]

　　在这封遗书中，可以看到陈对蒋还有割舍不去的感情，但是遗书中没有一字谈到“戡乱”，也没有一个字提到国共之间的战争，而借自己“结束毫无价值的一生”，对国民党的历史作了根本的否定。

　　在第二封遗书中，笔调为之一变，通篇都是自谴自责之词。他引用“瓶之倾兮惟垒之耻”，表示国民党的失败也是自己的耻辱和罪恶。但他又觉得自己问心无愧，“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他引用唐朝诗人韩愈的诗：“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婀”，这是韩愈指斥朝中权贵都是老练圆滑、老奸臣猾之徒，一个个只知依违随人，献媚迎舍，而不知感激、奋发。陈布雷一语骂尽了蒋身边那些只知揣摩逢迎、醉生梦死的官僚。

　　除了给蒋介石的两篇遗书外，其余九篇有四篇是写给同僚及友好的，即《致张道藩》，《致洪兰友》，《致潘公展、程沧波》，《致陈方、李惟果、陶希圣》。两篇写给部属，即《留交蒋君章、金省吾两秘书》，《遗副官陶永标书》。三篇写给夫人、兄弟、子女，即《遗夫人书》，《遗训慈、训忿、叔同诸弟书》，《遗诸儿书》。陈布雷是一个感情丰富而又细心的人，他要向这个世界作最后的告别，并将后事一一安排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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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十一封遗书，已是11月13日凌晨。陈布雷吞下一瓶半安眠药，倒在床上永远地睡去了。上午九时，陶副官接到电话，催陈去开会。陶到卧室敲门，没有反应，而且门从里面上了闩。陶感到异常，从窗户中钻进去，才发现陈布雷已经僵硬气绝。陶大惊失色，赶忙叫来蒋君章秘书，一面找医生来抢救，一面向有关方面报告。陶副官亲自跑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大吃一惊，匆匆赶到陈布雷寓所。望着陈的遗容，蒋的表情悲哀，他脱帽肃立，并嘱咐手下好好料理后事。

　　如何发布陈布雷的死讯，成了一大难题。当天来看望吊唁的官员和客人络绎不绝，每个人都问蒋君章秘书是怎么回事，蒋知道事情严重，不敢直言，只得说假话：布雷先生原来有失眠症和心脏病，经常服安眠药才能入睡，有时候半夜醒来再服一些，也是常有的，这几天精神特别不佳，可能加服因而中毒。

　　次日《中央日报》发的消息，就说陈“以心脏病突发逝世”。第二天，陈布雷的好友、上海《新闻报》主笔程沧波从上海赶来，看到陈留给他遗书后，严厉指责蒋秘书等人的说法。他认为这样就抹杀了布雷先生为党、为国家的苦心，至少他个人不同意病死的说法。

　　这时，外界对于布雷先生死因传说纷纷。治丧委员会在审阅全部遗书以后，经蒋介石批准，决定全部发表。19日，各报口气为之一变，公布了陈布雷自尽的消息。

　　蒋介石读了陈的遗书后，颇为伤感，为他写下了“古今完人”的匾额。陈布雷的葬礼也办得隆重风光。在大敛和公祭仪式上，蒋介石两次率领政府要员出席，说明他对陈是有感情的。他还特派蒋经国与陈氏遗属一起护送陈布雷的灵柩往杭州安葬。《观察》以“特约记者”身份的知情人透露：

　　廿年来患难相随，忧乐与共的职掌总文案和内府机密的陈布雷之敢于在自杀前以“停止戡乱，放弃独裁，绝交孔宋”三事直言相谏，谏之不从，则以死明志。这件事在政局发展的研究上是颇值得参考的。……陈乃觉国运不绝如缕，而他的“领袖”又是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硬干到底，既倒之狂澜已无挽回的余地，终于以死谏之。[1]

　　陈布雷之死是一个象征。当年北伐时，像他这样的一批立志救国的人投身国民革命，希望能为国家的复兴贡献力量。他们曾为蒋介石政权尽心竭力，不辞辛苦。但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独裁，国民党官僚在经济上的腐败，使国民党政权彻底失去了民心。经济的崩溃，军事的惨败，使陈布雷这样的人彻底绝望了。旧道德的束缚使他无法解脱，只能选择自杀的下策。惟一可以安慰的是，陈布雷的灵魂安宁了。他静静地躺在西湖边上，不用再看到半年之后，蒋介石仓皇逃离大陆，南京政府如鸟兽散的惨状了。

　　观察特约记者：《大局外弛内张》，《观察》第5卷第16期，1948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