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抗战英雄城

宜昌地处长江三峡西陵峡口，上控巴蜀，下引荆襄，素有“川鄂咽喉”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战略地位又一次凸现在世人面前。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中国民族实业也西迁入川，致使宜昌成为西迁人员和物质的转运基地。“从1937年11月到1940年6月，由宜昌转运东下军队110万人，西上入川的机关、学校、工厂内迁人员及难民达150万人，中转旅客29万人，上驶转入川江的轮船105艘，抢运至重庆的各类物资125万吨”（《宜昌市交通志》，1992年宜昌市交通志编纂委员会编）。

此外，宜昌港在这一时期还完成军运物资31.98万吨（据《宜昌港史》，1990年武汉出版社出版）。进而，宜昌成为中国军队的后勤交通枢纽和陪都重庆乃至西南大后方的门户。

宜昌战略地位的凸现，引起日军的极大关注。日军对宜昌实施了疯狂的轰炸。1940年4月30日发动了“宜昌作战”（中方称为“枣宜会战”），致使宜昌于1940年6月12日沦陷。

为把宜昌作为轰炸重庆的“中继基地”；对“因击败企图夺回宜昌而聚集的敌人，组织有利的消耗战”；进而“切断内地和武汉周围与中原及长江南北交通”；引诱蒋介石投降，以“支援政治谋略的成功”，日本天皇裕仁下达了“确保宜昌”的旨意。从此宜昌便处于日军的铁蹄之下。

宜昌陷落，震惊重庆。战后日方曾这样评论：“中日战争八年中，蒋介石总统最感到危机的时刻，就是宜昌作战的时候”。蒋介石不容宜昌落入敌手，试图夺回宜昌，以解后顾之忧，于是调兵遣将，反攻宜昌，但未得手（《宜昌抗战纪实》，1995年宜昌市政协文史委编）。

日军占领宜昌期间，为加紧对我军的攻势，以消灭我江南的野战军，夺取川江第一门户石牌要塞，威逼重庆，于1943年5月组织10万兵力、上百架飞机，发动了鄂西会战。

这次会战，是中国八年抗战中发生在湖北境内的四大会战之一，是继枣宜会战之后中日军队在鄂西地区的又一大战，也是抗战期间全国40几个著名战役之一。

蒋介石称这次会战之关键的“石牌乃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出处同上）。此次会战，东起湘北华容，西止西陵峡口石牌，历时一个多月，毙伤日军官兵25718人、军马1384匹，毁灭日机15架、汽车75辆、船舶122只、仓库5所。其他俘虏人马、械弹、器材、公文无算（出处同上），终以我三军将士的顽强抵抗、日军的惨重失败而告结束。

尤其是日军第十三师团这支在南京大屠杀中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所谓甲种精锐部队，经过鄂西会战元气大伤，不再具备机动作战能力，而被日本大本营取消其原调往太平洋战场对付美军的命令。至此，日军再无能力对鄂西及大西南发动如此规模的军事行动。

正因为武汉失守后宜昌战略地位的凸现，使宜昌成为日军与我军争夺的焦点，因此，宜昌在抗日战争中遭到空前的毁灭性的破坏。据战后对宜昌全县的统计，日军在宜昌虐杀致死致伤187224人，损失农村私房51686间、公房316栋、耕牛12158头、粮食506785石、农具217931件。全县损失值现银2321亿元（《宜昌县志》，1993年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尤其是宜昌这座鄂西重镇遭受的破坏更为集中而又惨重。

宜昌沦陷前，日军从1938年初至1940年6月，对宜昌城进行了疯狂的轰炸，形成了三次高潮。

1938年1月至6月，即国民政府部分机关在武汉停留后西迁重庆至武汉会战前夕，为第一次轰炸高潮。《民国大事日志》记载民国廿七年（1938年）一月廿四日“敌军二十四架初次袭击宜昌”。对此，1938年1月25日的《大公报》作了报道：“敌机十二架廿四日早十时二十分首次侵袭宜昌，江中落弹数枚，泊于江内船只仅受波动，其他无恙，敌机于郊外监狱附近投弹十余枚，死平民四十余人，震倒房屋数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湖北旧影》，2001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宜昌市文史资料》也记载这天上午10时，日机9架第一次飞临宜昌上空。直飞轰炸铁路坝机场，投弹数十枚，炸毁国民党军队停在铁路坝的飞机6架，炸死炸伤修飞机场的民工200余人。此后，日机又多次以机场为目标，空袭宜昌。4月5日和6月21日，日机20多架袭击宜昌。尤其是6月21日下午，日机投下的大批硫磺弹除将大公路和四道巷子完全烧毁外，还焚掉邻近江边的几十条船，200余人同时丧命。

1939年1月至5月，为第二次轰炸高潮。此间宜昌在军事和交通方面的作用凸现。因此，自1938年12月宜昌被日机轰炸后，局势日益紧张。1939年2月21日清晨，9架日机轰炸宜昌，环城东路至新街，献福路至北正街一带的民房全被炸毁。3月8日、9日63架日机轰炸宜昌。其中3月8日36架日机4次轮番轰炸，大北门、东正街、璞宝街、二架牌坊、学院街、环城南路、通惠路、中山路等一带大片房屋被炸毁，死伤市民无数（《宜昌百年大事记》，1994年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这阶段日机轰炸宜昌达13次之多。为此，在宜昌督练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特地在三游洞题记了“是谁杀了我们同胞的父母和兄弟”的石刻。

1940年6月日军进攻宜昌，为第三次轰炸高潮。早在4、5月间日军便常对宜昌进行轰炸。6月9日日机全天袭击宜昌市区和近郊，“投弹多枚，我建筑物及平民死伤、被毁颇巨”（出处同上）。6月11日日机分批轮炸宜昌市区及郊外，市区的二架牌坊、教军场及郊区的杨岔路等10余处街道及建筑物横遭摧毁。当日《大阪朝日新闻》对此作了报道，称日军对“宜昌市街进行了猛爆”，“巨弹象暴雨降落”（日本木尾浦银次郎：《藤第六八六四部队战记》，昭和49年藤友会联队史编纂委员会编、广岛市饭田印刷所印刷）。据统计，抗战以来，日机空袭宜昌达95次，投弹2031枚，炸死居民1863人，炸伤居民1967人，损毁房屋2870栋。宜昌人民遭到空前的浩劫（除上述已注出处外，皆引自《宜昌抗战纪实》）。

宜昌沦陷后的五年中，日军又在这里犯下滔天罪行：

一是抢劫财物。日军占领宜昌后，将城中仓库、商店和居民的财物抢劫一空，并连续5天用三十余辆大卡车、百余匹骡马，将抢掠的财物运至大公路、杨岔路集中（《宜昌百年大事记》），对带不走的生活用品一概砸碎。市区未及逃亡的上万难民遭此劫难。

二是焚烧房屋。日军抢劫财物后，在宜昌城中焚烧房屋五天五夜。6月12日焚烧怀远路、和光里，并延烧至园觉庵一带；13日焚烧滨江路、招商局及二马路和通惠路部分地区；14日焚烧环城东路、环城南路、大东门外正街、大北门正街及一马路江边一带；15日焚烧福绥路、东门及东门外一带；16日焚烧大东门及一马路上段（《宜昌抗战纪实》）。“熊熊巨火 ，达三星期始息”（《宜昌县志》，1993年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仅这五天，日寇就烧毁大小房屋六七千栋”（《峡口明珠——宜昌市》，1987年《中国城市百科丛书?宜昌市》编辑组编）。“街道除划为难民区的天官牌坊、南正街、白衣庵、二架牌坊等房屋尚保存较多外，环城西路、鼓楼街、璞宝街、南门外正街仅有少数房屋，而其余大街小巷房屋几乎全毁”（《宜昌市文史资料》第十一辑，1990年宜昌市政协文史委编）。

三是草菅人命。日军凶狠残暴，占领宜昌后乱杀无辜。仅在占领后的5天之中，被杀死的人约有数百。1941年10月8日日军血洗葛洲坝，死伤百姓达100余人（出处同上）。尤其惨不忍睹的是，日军让狼狗咬人取乐；将儿童挑在刺刀上戏逛；魔鬼般地将人的心肝取出炒了喝酒（《宜昌县志》）。四是奸淫妇女。日军占领宜昌期间，不知有多少妇女同胞惨遭奸污，有的甚至被轮奸致死，就连十一二岁的少女和70多岁的老太婆都难以幸免（出处同上）。

总之，日军占领宜昌前后，给宜昌人民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据《民国三十六年度武汉日报年鉴》记载：“宜昌在战时城市被破坏十之八九，完整房屋尚不及十分之一，战前为二万一千九百八十九户，十五万零六千二百零八人，全市房屋为九千七百余栋，战后仅存一千四百数十栋。光复之初，居民仅二千余人，未及两月，人口急增。”1946年5月《湖北省临时参议会会议记录》称：宜昌从城市毁灭的程度讲，可谓“破坏之甚，为全国冠”（《峡口明珠——宜昌市》）。

但是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终究逃不出失败的下场，英雄的中国人民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在这场生死存亡的战争中，宜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愧是英雄的城市。

作者 刘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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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岁抗战老兵忆枣宜会战

黄世益

1917年 生于湖北沔阳

1937年 毕业于当时的武汉乡村师范学校，同年，加入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军校14期1总队学员

1938年底 结业，在国民革命军十八军司令部参谋处任参谋

1941年到1943年 任十八军平射炮营第一连连长，奉命守卫西陵峡口

1943年春 调任十八军司令部军务处，主管人事

1944年 离职，就读国立师范学院，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

1978年 退休

参加过枣宜会战又守卫过西陵峡的老兵黄世益：

我下令开炮，猛轰稻草伪装的日军潜艇

“1940年枣宜会战期间，您在做什么？”

“守西陵峡！”老人几乎是脱口而出，叫人不容置疑。但是在他写于十几年前的仅有千字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回忆--粤西作战》里，他守西陵峡的时间是1941年。

“张自忠将军牺牲的时候，您在干什么？”

“我跟着部队，到处跑，天天打仗。”

“仗打得激烈吗？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战斗？”

“哎呀--我们背的东西很多，我背着望远镜、步枪等等，很重啊，吃力得很，有一次爬坡，等爬上坡后，我的浑身上下全部湿透了。”老人似乎是答非所问。

眼前的黄世益，他真的老了。

报考黄埔军校

“师范还没毕业，黄埔军校的录取名单就张榜公布了，我也在其中”

如果不是抗日战争，黄世益很早就是一个教师。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中国时，20岁的黄世益在武汉乡村师范学校求学，正面临着毕业。

抗战伊始，中国军队在华北和华东战场连连失利，大小城镇相继沦陷，国内很多热血青年流亡到华中的心脏--武汉。那时，校址尚在南京的黄埔军校正在武汉招生。

“我们青年都想报效国家，所以，虽然我还在师范学校，但是毫无犹豫地报考了黄埔军校。师范还没毕业，黄埔军校的录取名单就张榜公布了，我也在其中。”黄世益略带兴奋的神情说。

当年11月份，黄和日后的黄埔军校同学汇集在武昌，组成了黄埔军校14期1总队抗日集体。虽然当时的黄埔军校校址尚在南京，但因为前线战事吃紧，军校决定迁往四川。于是，黄世益随黄埔军校14期1总队抗日集体直接从武昌出发，经长沙，抵常德，绕道贵州，进入四川铜梁安居镇。

1938年底，黄世益在黄埔军校的学习就结束了。虽然仅有一年的集训时间，但黄埔军校的生活显然影响着黄世益的一生。

2005年5月30日，89岁高龄的黄世益和他的老伴杨尊荣蜗住在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402号一套55平方米的旧房子里，尽管当天的最高气温高达33摄氏度，黄世益还是将上衣的扣子扣到最上面的一粒，举止坐姿，还依稀可见黄埔遗风。

从黄埔军校结业后，黄被分配到国民党十八军司令部参谋处任参谋，主要工作是下发文件、将下面的情况向上汇报等等。而1940年的枣宜会战将黄直接推到战场。

参加枣宜会战

“我军陆续赶到之后，与日军展开了生死搏斗，硝烟弥漫大地，战士血溅山河，苍天黯然无色”

1939年底，中国军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冬季攻势，给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日军清楚地认识到，战线过长是他们腹背受敌、处处挨打的主要原因。1940年，日军决定实行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在华中战场上，日军意欲占领襄樊，南下夺取宜昌，然后沿长江西进，攻克战时陪都重庆，一举占领整个中国。

那时，宜昌是武汉和重庆间最大和最重要的内河港口，是进入四川的咽喉，其西即为地势异常险要的三峡，因而宜昌实为战时陪都重庆的门户，并且是沟通大江南北各战区的后勤补给枢纽，在宜昌东北方向隔汉水相望的就是重镇枣阳。

1940年4月中旬，日军调集重兵，企图将中国军队第5战区主力围歼于枣宜地区。为阻止日军进犯，第5战区确定分为左、中、右3个集团军，采取分路挺进敌后袭击日军，主力向两翼外线转移，相机与日军决战的方针，并调集6个集团军，计21个军56个师兵力参加作战。此次会战，史称“枣宜会战”。

枣宜会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5月1日至5月下旬以枣阳为中心的作战。中国军队奋力作战，甚至达成了包围日军的预定战略计划。而抗日名将张自忠就牺牲在这一阶段。

黄世益参加了枣宜会战第二阶段。

史料记载，日军占领枣阳后，损失惨重，已无意再战，但担心完不成既定作战计划会失去“皇军的面子”，于是挥戈宜昌，枣宜会战即进入第二阶段。情况紧急，黄世益所在的十八军奉命立即从四川出发，迎击南下之敌。

黄世益在回忆录里写道：“只因蜀道难，十八军先遣部队从水路赶往宜昌之际，日军在飞机掩护下，沿襄宜公路进犯，来势凶猛，宜昌山河陷落，当我军陆续赶到之后，与日军展开了生死搏斗，战斗悲壮激烈，战火遍布城乡，硝烟弥漫大地，战士血溅山河，苍天黯然无色。”

但是65年后的2005年5月31日，黄世益再也回忆不出当年的情景了。他只记得，那些日子，他每天都随着部队行动，每天都在打仗。“那时，我们打的是运动战，士兵们要背很多的东西，我背着望远镜、步枪等等，很重啊，吃力得很，有一次爬坡，等爬上坡后，我的浑身上下全部湿透了。”

黄世益的回忆与历史记载是基本吻合的。从1940年5月31日到6月24日，中国军队在鄂北鄂西江汉平原对日军展开了大范围的运动战。

据记载，枣宜会战的第二阶段是从当年5月下旬开始到6月24日止。5月18日到30日，襄河东岸战事沉寂，中国军队退到新野、唐河地区，待机反攻，而日军准备进攻宜昌。

5月31日，日军由宜城经襄阳的欧家庙突过襄河西岸，继续向襄樊进犯。6月1日，襄阳陷落。2日，中国空军飞至宜城北明正店与襄阳、欧家庙一带助战。3日，中国军队攻克枣阳，收复襄阳，主力仍在南漳附近与日军鏖战，日军身陷宜城、南漳。4日，日军放弃南漳，大举南窜，由钟祥旧口、荆门沙洋强渡襄河，与襄阳南下之敌会合。国民党第二集团军与第三十一集团军则兵分两路，尾追南下日军。

6月5日，中国军队放弃沙洋。6日，荆门陷落。中国军队与日军苦战于荆门、十里铺附近。7日，江陵失守。9日，沙市陷落。日军陆、空联合向枝江的董市及当阳、远安一线猛攻。10日，远安失陷。沿长江以北的宜都古老背、当阳等地陷落，宜昌已受日军围攻。11日，我军克复远安，但葛洲坝失守。12日，宜昌沦陷。13日，中日双方在当阳、鸦雀岭一带激战。

6月15日，中国军队向宜昌外围要地攻击。16日，中日双方在镇境山激战，双方伤亡均重。18日，中国军队已将当阳、荆门交通截断，并猛攻荆门。日军主力仍集中在当阳亘襄河附近地区固守。中国军队则采取外线作战，于江陵、当阳、钟祥、随县以迄信阳之线，对敌形成包围。

据载，日军于6月12日攻占宜昌后，认为已经保全了“面子”，决定撤退，16日，日军将宜昌的军事设施破坏一空后撤退，中国军队随之跟进宜昌。不料日军大本营因德国打败了法国而激起疯狂的热情，命令日军据守宜昌，所以，已经退却的日军突然回兵，6月24日，再陷宜昌。此后，日军无力继续进攻，战事渐止，中国军队与之展开新的对峙。枣宜会战遂告结束。

枣宜会战中，中国军队英勇抗战，沉重打击了日军，战役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以张自忠为代表的中国爱国军人伟大的抗战精神给日军以强烈震撼。战役的失败也给正面战场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中国丢失了鄂北鄂西江汉平原富裕的产粮区，日军在宜昌修建飞机场对重庆等大后方地区狂轰滥炸，加上欧战的不利形势，种种因素的综合，极大影响了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悲观消沉局面，而这正是日本迫降政略中最希望看到的。宜昌会战后是中国抗战最危险的时期。但同时，在这种形势下，激起全国抗战士气、推动抗战继续前进的重任进一步落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战场上。

守卫西陵峡

一束稻草缓缓逆流而上……突然稻草中冒出类似剪形镜一样的物体，不停地晃动，对西陵峡两岸窥探

台湾出版的《抗战文选》刊登了黄世益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回忆--鄂西作战》一文，该书的出版时间为1994年。但是黄世益说他的这篇文章写作时间已经有几十年了，他的老伴杨尊荣在一旁笑着说，“最多十几年，他的脑子已经糊涂了”。

黄世益在这篇简短的回忆录中写道：“入秋以后，为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进行一次反攻，反攻部队是199师，师长宋瑞珂。调来野跑连，命令归十八路军指挥。”

时间正是1940年秋季，此时的黄世益已经不是一个普通士兵，而是炮兵。十八路军司令部指派黄世益作战斗前部署。黄和宋瑞珂亲临阵地前沿，查看地形，观测敌军据点和炮兵阵地位置，然后进行测绘，确定所要射击目标的方向角和射程，选择炮位和观测所。回到炮兵连后，与连长、排长研究作战计划，为防范敌机扫射轰炸，决定天黑前发动反攻。

“夕阳西下了，预定反攻时刻来到，我命令开炮，首先炮轰敌军的各个据点，立即得到前线的电话说，炮弹命中敌人工事，打得非常好！要求加强火力，我立即命令四门野炮齐发。”黄世益在回忆录中写道。

中方炮弹爆炸声，鼓舞了士气，隐隐听到喊杀声。黄世益判断开始白刃战了，因为担心炮弹破片危害自己的战士，黄命令转移目标，对敌军炮兵阵地射击，顷刻间，敌炮予以还击，炮弹如雨点般落在中方阵地和观测所的位置，刺耳的弹头声音与震耳欲聋的炮弹爆炸声，不绝于耳，“我们毫不示弱，加倍还击，炮战两个多小时，由于天黑观测困难，双方停止了射击，事后，得知前线攻陷的据点，有的为我所控制，有的得而复失”。

可是第二天，日寇进行疯狂的报复，出动大批的飞机，轮番轰炸，在中方阵地上空俯冲投弹。

枣宜会战之后，中国军队仍然坚守三峡，堵截日军沿长江西犯。从1941年到1943年，黄世益奉命守卫西陵峡。1941年，国民党十八军司令部成立直属平射炮营，黄世益任第一连连长。

“我们都提高警惕，晚上轮班休息，一有情况通知全连。日军不时用山野炮轰击我们的阵地，敌机也经常当空盘旋，从空中扔下炸弹，企图破坏我们的工事。”黄世益回忆说，“但是西陵峡两边是笔直的山峦，我们的工事挨着江面，所以他们不容易炸到我们。他们俯冲下来后，扔下炸弹就跑了。我们就用大炮射击。”

1942年春，正是长江枯水季节。一日中午，守护西陵峡的一连战士，发现一束稻草缓缓逆流而上，士兵觉得很奇怪，注意观察，并做好应变准备，将炮口对准稻草，并随之变换炮口的方位。不久稻草流动到我军阵地附近停止了，突然稻草中冒出类似剪形镜一样的物体，不停地晃动，对西陵峡两岸窥探。

“我判断是日军的潜艇在活动，立即命令开炮，接连发射五发炮弹，同时机枪也对准扫射，只见草堆翻起了浪花，伪装物这才随水东流了。”黄世益在回忆录中写道。

日军本想通过西陵峡南下，但是在西陵峡吃了几次亏后，知道这里防范严密，只好作罢。

1943年春天，黄世益被调到国民党十八军司令部军务处，主管人事。第二年6月份，黄世益要求离职升学，得到批准，黄进入当时的国立湖北师范学院(现为湖北大学)学习。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直到1978年退休。

黄世益的老伴杨尊荣于1949年7月，考入由李先念创办的革命大学，毕业后，在武昌县政府工作，后也长期从事教育，1973年，退休。

两位同是89岁高龄的老人，经历了一世的风雨，但对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时的心情仍然记忆犹新。

“抗战胜利的时候，我还在学校，那高兴啊。我也挥动双臂高呼胜利万岁！我非常兴奋，兴奋得彻夜不眠。”黄世益说。

他的老伴杨尊荣在旁边挥舞着手说：“我们都把鞋子、帽子抛到天上去了，大声欢呼，胜利了！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欢喜之情溢于言表，依稀回到当年。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鲍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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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名将张自忠壮烈殉国

1940年5月至6月，中国第5战区部队在湖北省枣阳、宜昌地区对日军华中派遣军第11军进行了历时一个半月以上的防御战役，史称“枣宜会战”。

1940年4月中旬，日军为解除威胁，确保武汉，调集第3、第13、第39师团，第6和第40师团各一部及第18旅团，在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指挥下，采用机动奇袭、两翼包围、分进合击等战术，企图将第5战区主力围歼于枣(阳)宜(昌)地区。

为阻止日军进犯，第5战区采取分路挺进敌后袭击日军，主力向两翼外线转移，相机与日军决战的方针，并调集6个集团军，计21个军56个师兵力参加作战。会战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5月1日至下旬，以枣阳为中心。

早在当年4月，日军就集中30万兵力向鄂北的随县和枣阳地区进犯。当时第33集团军只有74师的2个团驻守襄河西岸。拥有中将军衔的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不顾上下的再三劝阻，坚持命副总司令冯治安留守襄河西岸，而他留下两封遗书后，于5月7日亲率仅剩的2个团加总司令部直属特务营，共二千余人东渡襄河作战。

一路奋勇进攻。5月14日，张自忠部队在方家集将日军第13师团拦腰斩断。日军遂以优势兵力对张部实施包围夹攻。张自忠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向人数比他多一倍半的日军冲杀十余次，日军伤亡惨重，当即大量增兵。第二日，日军万余人分南北两路向张部夹攻。

激战至5月16日拂晓，张自忠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日军以飞机大炮将南瓜店炸成一片火海。张自忠从早晨到中午，一直疾呼督战，中午时分，他的左臂中弹，但仍坚持指挥作战。到下午2时，张自忠手下只剩下数百官兵，他将自己的卫队全部调往前方增援，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

稍后，张自忠腰部又被机枪子弹击中，他卧地浴血奋战。后张自忠身上又中五弹，为了不让日军俘获，他举枪自戕。一代名将，壮烈殉国。随张自忠东渡作战的二千官兵亦于南瓜店十里长山全部牺牲。

张自忠的牺牲，是中国抗战的重大损失。日军随后展开反扑，21日，日军再陷枣阳，中国军队退守。

第二阶段从5月下旬至6月24日。5月25日，日军第11军下达渡河命令。日军第3、第39师团强渡襄河，于6月1日攻占襄阳。2日，第五战区奉命编组左右两个兵团，分由李宗仁、陈诚指挥。3日，克复襄阳。日军遂南下进攻宜昌。5日，第13师团及第6师团一部也渡过襄河，直取宜昌。中国军队第77军及江防军一部在荆门西侧至江陵之线竭力抵抗。10日，日军对宜昌发起进攻。守军奋勇抵抗，与日军激战至12日，宜昌失守。

日军第3、第39师团由襄阳南下时，中国军队第2、第31集团军尾随其后，收复襄阳、宜城，进至当阳、荆门以北地区。16日，日军准备撤离宜昌，中国军队立即反击，于17日克复宜昌。日军在撤退中又接到其大本营确保宜昌的命令，突然回兵于24日再次攻占宜昌。此后，日军将兵力配置于宜昌、当阳与襄河附近地区中国军队集结在信阳、钟祥，随县、荆门、宜昌、江陵以北之线，与日军形成对峙局面，枣宜会战遂告结束。

抗战胜利60周年，历史烟尘并未消散。回溯激荡岁月，影像记载了战争期间瞬间的情境，无论是创伤、磨难与荣光。在抗战期间，你或你的家人的老照片对当年场景的还原，可以唤醒心灵深处的记忆。

　欢迎读者邮寄老照片及详细说明到南方都市报区域新闻部(或者发EMAIL到[email protected])。信封注明“抗战老照片”字样。截止时间为8月10日，一经刊发稿费从优。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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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纪念中，我们更加珍爱和平
“世界和平林”落户三峡抗战遗址

适逢全国上下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为警示人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9月24日在宜昌三峡国际旅游节期间，我会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烟草专卖局、宜昌市人民政府，在长江西陵峡石牌抗日保卫战遗址共同组织了营造“世界和平林”活动。

中国绿化基金会顾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布赫为“世界和平林”纪念碑题写碑名。应我会邀请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为“石牌抗日纪念馆”题写了馆名。

我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王维正、办公室项目处处长许新桥作为主办方参加仪式并为“和平林”揭碑，在“世界和平林”揭碑当天，组织单位的有关领导、湖北省宜昌市各界群众代表和宜昌三峡国际旅游节的应邀嘉宾共同栽下了第一批纪念树、和平之树。

张自忠将军的孙子、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政协常委张庆成应邀参加了植树揭碑仪式。

石牌抗战遗址地处长江三峡西陵峡峡口，1943年进行的石牌抗日保卫战，是继武汉会战之后抵御日军保卫重庆的重要战役，被喻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国民党第六战区的官兵和当地的民众，同仇敌忾，凭借高昂的爱国斗志和长江西陵峡天险，用历时两年多的时间，顽强阻击了日军的进攻，挫败了日军长驱直入，攻占重庆，从而占领全中国的企图，取得了石牌抗日保卫战的伟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国民党将领、第六战区长官陈诚将军亲自指挥了宜昌、石碑保卫战系列战役，国民党将领张自忠将军在此系列战役中以身殉国。在石牌抗战遗址的石崖上，当年抗战官兵篆刻的“浩然正气、誓死卫国”等标语仍然随处可见，它们记载了光辉历史，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无法抹去的伤痛。“世界和平林”将架起历史的桥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它将激励中国人民发奋图强，沿着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奋勇前进；它将警示世人倍加珍惜和平，永远和平相处。

我会与宜昌市人民政府和武汉烟草集团还将石牌抗战遗址和“石牌抗日纪念馆”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时至今日，宜昌三峡已经成为文明世界的水电之都和旅游胜地，主办单位希望发挥宜昌三峡对外交往的优势，把“世界和平林”真正建设成对外友好交往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宣传阵地，欢迎更多的国外友人和社会各界人士到“世界和平林”来植树参观，共同铭记历史，共谋发展，共倡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