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在华北如何抗战——文强口述自传 第十九章 结识孙殿英

　　我未见孙殿英之前，戴笠就向我说起过孙殿英。

　　戴笠在执行蒋介石“搞垮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的密令时，同刘健群一道去天津租界与孙殿英见面，发现孙殿英所关心的事，不是抗日不抗日，而是找靠山。

　　回到北平后，戴笠撇开刘健群，另作去天津见孙的准备。

　　戴笠说：他找张学良将军写了一封亲笔介绍信，又找到孙殿英的好朋友，北方著名的政客张璧（张玉衡）和洪帮头子张树声，陪同他一起到天津。

　　戴笠在英租界利顺德饭店住下，摆出很大的派头，请孙殿英在饭店见面。

　　孙殿英知道戴笠是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一见面倒头便拜，连连说：“上次相见，有眼不识泰山，实在罪过，我们同在江湖上闯荡，只要蒋委员长用得着我，我愿一辈子做马前卒，要我割下头来，保证不割下耳朵，今日难得见面，送两颗红宝石作纪念吧，这是乾隆皇帝御用的朝珠。”

　　戴笠当时收下，回南京后交给了蒋介石。

有一次，孙殿英向戴笠派在平汉路活动的张振武、徐静远两人表示，要面见戴笠，有要事相商。戴笠得到报告后知道孙殿英有求于他，觉得正是可利用的机会，就打电报请孙殿英到武汉见面。

　　孙殿英带了大批的礼物到汉口法租界戴笠的住处，吹嘘自己有万余条人枪，而且还可以召集旧部数万，或者抗日，或者打八路，凭他闯江湖的本领，总不会落到石友三（石汉章）的后面。

　　谈话之后，戴笠和孙殿英还拈香拜了把兄弟，孙殿英年长为兄，戴笠年少为弟。戴笠聘孙殿英为“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是戴笠、杜月笙、杨虎等搞起来的统一的帮会组织，名义上以杜月笙为主任委员，实际上归戴笠操纵）。更为重要的是，戴笠引见孙殿英见了蒋介石。

进入太行山，我第一次见孙殿英的那天上午，进了一个院子，只见孙殿英在院子里的影壁前，抬着头注视着影壁上悬挂的一把用红绸裹着的宝剑，左右两边站着几个穿长袍的彪形大汉，低着头听孙殿英讲话。

　　孙殿英的副官对我说：“孙大爷正在传道，请稍等候。他已经知道高参要来，一大早就要我们准备好了茶点水果。”副官的话还没有说完，孙殿英一眼看见了我，几步过来好像老朋友似地搀着我的胳膊，大声说：“高参老弟，昨晚就知道你要来，我一早就等着欢迎你。雨农是我的把兄弟，你来了就和雨农弟来了一样。”

孙殿英拉着我的手说个不停：“那次到武汉得雨农弟的保引，亲自见了委员长。委员长叫我坐，我不坐，一直叫了四五次，我才坐下半边屁股，表示这是见了皇帝，不敢正坐正视。

　　委员长向我说：‘你的情形戴科长向我说明了，你好好地为国出力，我已手令何部长扩编你的部队为一个暂编军的番号。’当我听到扩编为一个军的番号，立即站起来谢恩，又经过几次叫坐，我才坐下去问了一句：‘今后还有啥要指点的？’委员长瞪着眼睛把我从头到尾瞧了一遍，然后慢吞吞地说：‘老殿，你很能干，有作为，就是过去的历史不大清白，趁抗日救国之机，好好洗刷一番，以后不要胡来，有困难找我。’这一下，可让我出了一身冷汗，我立即站起来倒身便拜，我说：‘我过去没有找到亲爹亲娘，这次雨农引我找到了亲爹亲娘，走上了正道，从此我忠心不二，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我早向雨农盟过誓……’，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委员长叫一个参谋把我扶起来，改变了刚才严肃的面容，笑着连声说了几声好好好。

　　第二天见了何部长，果然让我当了陆军暂编第五军军长，若不是雨农老弟拉我一把，我怎么能有今天啊。文高参，以后仰仗的地方很多，请进请进。”

走进一间大厅堂，孙殿英请我在一张大红漆桌旁坐下。我看见一张长条案的正中，摆着镜框镶着的蒋介石的大照片，照片左边放着蒋介石亲笔信的影印件，这封信是孙殿英手下的一个副师长靖任秋从重庆受训回部队时，蒋介石亲笔写给孙殿英的。

　　孙殿英指着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对我说：“一年前有人在洛阳告发我的副军长邢肇堂和副师长靖任秋是共产党，庞老总（当时庞炳勋是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归庞炳勋指挥）乘机找我的麻烦，说我养共产党想造反，我是一个老粗，哪里分得清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只好把靖任秋先抓起来再说，邢肇堂得到风声，带着副官和勤务兵跑掉了。庞老总非说是我把邢肇堂放跑了，三尺头上有神明，欺骗长官要遭雷劈的，我孙殿英一生不做这样狗屁倒灶的事情。可恨的是靖任秋，我让他到重庆受训，谁想他是共产党。这次高参老弟到山上来，好啊，如果发现我这里有不顺眼的人，该杀该剐，你说一句话，我照办，还望高参老弟见着庞老总，或者给重庆、洛阳去电时，为我美言。”

　　我呢，也就顺着说了几句如果山上有什么困难，愿意尽力等的恭维话。当晚，孙殿英摆开盛大宴席为我接风洗尘。

在孙殿英的房间里，挂着一把宝剑，用红绸子包着。我问：“这是个什么宝剑哪？”

“这是乾隆皇帝的宝剑。”

“噢？”我有些惊讶：“乾隆皇帝的宝剑？我看看可以吗？”

“哎呀，老弟，你不必看，我这个剑骗不了你，你们哪，又是孙中山先生，又是蒋介石先生，又是黄埔学生，又是军事委员会高参，来头大得很，骗不了的。我孙殿英是个老粗，我手下当兵的是老粗，当官的也是老粗，他们到我这里来，我让他，向宝剑磕头。”

我还追问：“这是乾隆皇帝的宝剑嘛？我看看，看看。”

“哎呀”，孙殿英说，“算了吧，乾隆的宝剑我能挂在这里吗？挂在这里还不让人家偷跑了？你不必看了，这是不值钱的一把剑。”

我问他：“我没有过黄河之前，中央汇来三笔款，是伪钞，都汇给你了，你收到没有？”

“收到了，收到了，我记的有账。”

我说：“我带来了一个会计科长，明天他来对账。今天就不多谈了。”

孙殿英找了一个地主的院子给我做办事处，第二天，他来看我，送了一瓶酒，一只羊，一些肉。我带的会计科长等着对账，我对孙殿英说：“把你的军需科长找来吧。”

他说：“我的事情不要他管，和我对账就行了。”

我问：“账本呢？”

孙殿英不在乎的样子：“有什么账本啊？我在墙上划些道道。”我一看，墙上很多道子，这是划的什么东西啊？

孙殿英说：“你们看不懂的，这是我做的记号。”会计科长和他对账，他对着墙上的记号说，一点都不错。我想这个人的脑子厉害啊。

不久，春节快到了。我建议孙殿英一起到庞炳勋总部，借拜年的机会联络一下，也许能消除隔阂。

　　孙殿英表示同意：“庞老总一向对我有看法，这次我们一道去拜个吉利年，也许他的心眼能改变一些吧。”孙殿英的手下与庞炳勋处通了电话，讲了前去拜年的意思，庞炳勋的参谋处长兼机要秘书刘泽圃来电话，表示非常欢迎，约定大年初二前往。孙殿英有点意料之外地说：“难得难得，庞老总一毛不拔，最怕客人去吃掉他的办公费。”

大年初二我们出发时，只见孙殿英带了一个卫士排，二十多匹骡马和大包小包的驮袋，我觉很奇怪。上路后，我才发现驮袋中装的都是大饼，每张大饼里还夹着一张钞票，孙殿英一路上是逢人就撒，副官还一边喊着：“这是孙大爷孙老殿给你们的。”

我惊讶：“山上是不是有这样的风俗？”

孙殿英大笑：“我孙老殿要抗日救国，不能不要老百姓，连年大旱，老百姓哪里还有大饼吃，老弟，老殿是苦出身，不能忘本。”

“我懂我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驮袋中有几大包是送给庞炳勋的礼物，其中还有孙殿英亲手制的海洛因鸦片烟的混合膏子。

到了庞炳勋的彭城镇总部，我和孙殿英住在招待所里。趁孙殿英不在的时候庞炳勋对我说：“孙麻子多变，是山上之患，并非山上之福，我指挥不了他，也制服不了他。孙麻子有奶便是娘，一肚子鬼谁也猜不透，前途如何就看委员长的福泽了。”

庞炳勋向我讲了一些情况，我发现孙殿英和庞炳勋都很嫉妒驻在陵川的刘进二十七军，庞炳勋说二十七军是中央军有爹有娘，控制了晋东南自古就有粮仓的太岳地区，不给我们两个杂牌子军放粮。如果日本人一扫荡，我们就会不攻自溃。

我和孙殿英在庞炳勋的招待所同住一屋，没有事的时候就东拉西扯。

　　一天，孙殿英的副官送来一叠公文，孙殿英自己不识字，当时秘书李国安（李国安是南京汪精卫的办事处处长，是前线大公报的一个记者。是个很坏的家伙）不在屋子里，孙殿英就让我给他念公文，他闭着眼睛听。

　　我一份一份念给孙殿英听，其中有一份是唐佑樾（蒋介石派在孙殿英身边的政治部主任）从洛阳来的电报，说他携带的大批礼物和现金，在洛阳和重庆分送给一些军政大员，后面附有这些军政大员的名单，我记得有在重庆的国民党元老张继、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参谋次长林蔚等等，在洛阳的有第一战区参谋长董英斌等等，唐佑樾在电报中请求加发现款数十万，“以相机择要分赠，等到将来大事有成，不愁没人出来说话”。

　　我感到这个被蒋介石派来的唐佑樾已经被孙殿英收买了，不知道“等到将来大事有成，不愁没人出来说话”是什么意思？我对孙殿英说电报上的字不太好认，要看一遍再念，我又将这封电报看了一遍，顺手翻到一叠公文的最下面，故意不念，在孙殿英要我喝口水吃点水果的时候，我趁机溜了出去。

初五，下起了大雪，山路很不好走，庞炳勋也再三挽留，于是我们又呆了下来。初七，孙殿英说：“明天就是下枪下炮，我也非回去不可。不瞒你说，初九是我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天。”

“初九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日子啊？”

“老弟，我有一个‘庙会道’，几十年来闯江湖就靠它。每年初九这天，我要亲自传道，向徒弟们撒一手，要钱的有钱，要烟土的有烟土，要官的有官，要女人的有女人，有徒弟不远千里而来赶‘庙会道’，我不能叫他们失望。我孙老殿之所以垮不了，就是靠这些人捧台。”

我开玩笑：“老哥的‘庙道会’收不收我这个徒弟呀？今天晚上你就为我传道好不好？”

“老弟，甭胡扯了，我这一套只能骗骗老憨，还能骗上你嘛？骗不了读书人，得了吧，不要拿我开心。”

我们一直胡扯到深夜才睡。第二天一早，孙殿英先打道回府，我又在庞炳勋总部呆了四天才离开。

后来（１９４３年３月２日），我和孙殿英一起再到庞炳勋总部的时候，又是同住一炕。晚上孙殿英硬把我推醒，要聊天。我们两个人披衣坐在热炕上，孙殿英问：“老弟，你知道我一生最得意的是啥时候？”

我说：“听说你在西北军做过总指挥，还做过安徽省主席，在张汉卿指挥下当过长城抗战的英雄，现在你是新五军军长，是不是最得意的时候啦？”

孙殿英在鼻子里“哼”了一声：“你说的这些，算啥鸟？什么总指挥，什么省主席，几乎死在日本人手里，就说现在，不是雨农担着，还有什么鸟军长呢？告诉你，我孙老殿一生最得意的时候，是当年包运五省鸦片烟。那时打着我的旗号，华北五省无关不通，连外国人的洋码头，我都打通了。”

我有些好奇：“你是怎么打通五省关卡？”

“老弟，钱可通神哪。包运五省鸦片时，我撒人出去，摸清各个关卡的大小头目，先拣大头目送钱送土，再一层一层地，都送到了。羊毛出在羊身上，只要沿途送到了北京天津，一本万利，除了能把送出去的收回来，还能大捞上它一把。我们是不等人家开口，主动上门，烟土未到，钱先到，既打通了关卡，又交了朋友。他们都说孙老殿是江湖好汉，够朋友，其实没有钱，哪来的朋友！”

“你又是怎么打通洋码头的呢？”

“中国人要钱，外国人更要钱。中国人要小钱，外国人要大钱。有钱没有什么打不通的。”

我从孙殿英嘴里得知，上海租界的烟赌娼三大财源被青帮的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包干了，根本没有孙殿英插脚的地方。孙殿英终于通过天津租界一个帮会头目与黄金荣搭上了线，先是互赠名片，不久黄金荣汇来十万块钱，托孙殿英买烟土运往上海。孙殿英认为这是打通上海洋码头的机会，就把这十万块钱退还给黄金荣，自己掏钱给黄金荣买了十万元烟土，亲自押运到上海，亲自送上黄金荣的门。果然，孙殿英不但与黄金荣交上了朋友，他的烟土也在上海洋码头畅通无阻，就连他自制的 “殿英牌”海洛因也在上海销得不错。

　　那天晚上在炕头，孙殿英说得高兴，又对我说起他盗墓的事情。他说：“满清杀了我孙家祖宗三代，我要报仇。怎么报仇？我枪杆子没有几枝，只能蹦皇帝陵，革命革命，我是革死人的命。吴稚晖在北京报纸上写了几篇文章，说我盗墓，把风潮闹得很大。不管盗墓不盗墓，我是对得起祖宗的。”

孙殿英说乾隆皇帝的墓和慈禧太后的墓是用炸药炸开的，他说：“乾隆的墓修得堂皇极了，棺材里的尸体已经化了，只留下头发和辫子，陪葬的宝物很多，最宝贵的是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１０８颗，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都是无价之宝。其中最大的两颗朱红的，我在天津与雨农见面时送给他作了见面礼。还有一把九龙宝剑，有九条金龙嵌在剑面上，剑柄上嵌了宝石。我托雨农代我赠给委员长或何部长，雨农怎么处理的，我没有再问。

　　慈禧太后的墓炸开后，墓堂不如乾隆的大，但陪葬的宝物要多得多，老佛爷从头到脚一身穿挂的都是宝石，量一量大概有五升之多。慈禧的枕头是一只翡翠西瓜，我托雨农赠给宋子文院长了。慈禧口中含的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之后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间可以照见头发。听说这个宝贝可以使尸体不化，难怪老佛爷的棺材劈开后，老佛爷好像在睡觉一样，见了风之后，脸上才有些发黑。我把这颗夜明珠托雨农赠给蒋夫人。宋院长和蒋夫人得到宝物后，孔祥熙夫妇眼红了，我接到雨农的电告后，就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那九龙剑，究竟是送给了委员长还是送给了何部长，我现在还不明白，高参老弟有顺便时代我打听，也不必当面问雨农，不然，显得我小气，拜托拜托。”

孙殿英又说：“老弟，你知道蒋委员长一生做的是哪两件大事呢？你们是委员长的贴心人物，应该比我知道得透。”他这样一说，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看着他。

孙殿英看我发愣，很得意地大喊：“老殿把你难住了吧。”

“你还真把我问住了。”

他得意地说：“老弟，在我看来，蒋委员长做的两件大事，一是怎样把钱挣来，二是怎样把钱撒出去。钱挣来不易，撒出去更不易。我平日向徒弟们说三句话：‘骑马要骑得巧，耍人要耍得好，钱要撒得呱呱叫。有钱不会撒，不行！冯焕章、张汉卿，广西的李、白，广东的陈济棠，先先后后垮了台，不都是因为委员长的钱撒得好嘛？人家说孔、宋是财神，我看他们不过只是管管账，撒钱是有本事的。老弟，我这都是一辈子闯江湖得来的窍门呀，我这一生，被人耍过，也耍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