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松涛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全会通过，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杨奇清为公安部副部长。11月1日，公安部启用印章，开始办公。11月5日，公安部在西交民巷银行工会大会议厅举行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办公厅、各业务局排以上干部、公安干校和新生公学营以上干部300余人。
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是在原中央军委公安部的基础上扩建的。1949年7月6日，军委公安部成立时，为给公安部调配干部，中央军委于8月9日致电各野战军前委，电称：军委决定由一、二、三、四野战军各抽调军级政治干部一人，来公安部担任局长。与此同时，薄一波同志向中央推荐六十一军政委徐子荣。薄一波同志说，徐子荣既懂军事又懂政治，既能做组织工作又能做群众工作，还能写一手好文章。中央接受这一建议。
徐子荣来到公安部后，罗瑞卿部长委他以办公厅主任兼人事局局长的重任。两年以后，在罗瑞卿部长的举荐下，1952年2月7日，中央任命徐子荣为公安部副部长。同年9月，又被任命为公安部党组副书记。此后，徐子荣担任了公安部常务副部长，除分管办公厅、人事局的工作外，还兼管治安行政、劳动改造和警卫等业务局的工作。
我随罗瑞卿、郝治平夫妇进北平后，就留在公安部工作，先在人事局，后在政治部干部处工作，担任处长。我考虑到自己受党这么多年的教育和培养，应当为党多做一些贡献。可子荣总以不出头露面的革命前辈邓大姐、蔡大姐为榜样，让我在公安部甘当普通一兵。有一次我碰到薄一波同志，他半开玩笑地说：“小孟，怎么你同徐子荣结婚后就没有什么作为了！”
我感到很委屈，就向子荣倾诉。我说：“这几十年来我好比一只大石龟，在你这个大石碑下压住了，永世不得翻身。”就向他表示要到中组部请求调动工作。谁知子荣却先给安子文部长打了电话，仍将我留在公安部。每次调职提级，子荣总是先向政治部打招呼，说公安部的老同志多，要照顾其他的女同志，就不用考虑孟松涛了。就这样，在子荣的关照下，我这个1937年就担任县委书记的县处级干部，直到1966年“文革”前，仍然还是一名处长。
八、“文革”惨遭迫害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不久，子荣便无端地被打倒了。万恶的林彪、“四人帮”以及康生、谢富治之流，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搞阴谋，施诡计，把反革命的罪恶矛头直指公安机关，他们指使一些人，以极其野蛮残暴的法西斯手段，疯狂迫害政治战线的老领导彭真、罗瑞卿同志。子荣和公安部的其他领导同志一夜间便都成了“反革命”。1967年1月5日晚上，造反派抄了我们的家，把子荣绑架走了。
子荣一走整整两年半的时间音信全无。我们没有一天不在思念亲人，他在哪里？他生活得怎么样？我们一无所知。
1969年6月18日，三个穿军装的人突然通知我说：“徐子荣病了，经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批准同意家属探望”，接着又厉声厉色地说：“探望有三条规定：第一，徐子荣罪行严重，你们必须和他划清界限；第二，看到徐子荣不许动感情；第三，你们看到的一切包括在哪个医院都要严格保密，不准向任何人泄漏。否则不准探望。”
听了这番话，我的心立刻紧缩起来。两年半了，我无时不在想念子荣，盼望着和他的团聚。但这突如其来的通知，不由得使我想起子荣被抓走前对我说的话：“他们是绝不会让我生还的。”
我悲痛地感到不祥之兆临头了。第二天上午，在儿子清漳的搀扶下，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走进医院的“隔离室”。十几个人早已等候在那里，先是一位女“大夫”，手里拿着两页纸向我们介绍“病情”和治疗情况。接着，一群人带着我们走进一道挂着大铁锁的门，又进一道带监视孔的门，才到子荣的房间。这是什么样的“病房”啊！钉着密密的铁栏杆的窗子，遮住了全部光线，房间里又阴又暗。空空荡荡的一个小屋，没有桌子、椅子，甚至连一张床也没有，我们唯一看到的就是一个穿着囚衣，胡须很长，两眼深陷，骨瘦如柴的人躺在水泥地的一块木板上。我简直不能想信自己的眼睛，这是子荣吗？我不敢认也无法认。见此惨景不觉使我毛骨悚然，悲愤塞心。当时我不顾一切跪下去喊：“子荣，我是松涛，毛主席对你很关怀，知道你病了，让我和孩子看你来了。”
只见子荣干裂的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声音，也没睁眼。我又说：“你要好好治病，把心放宽，相信党相信群众，问题会弄清了的，把病治好后将来还要为党工作，毛主席会给你出路的。”讲到这，子荣深沉地叹了一口气，从他那深陷的眼睛里禁不住地流出了滚滚热泪。子荣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还从未见他这样流过泪，可是……。我忍着肝肠痛断的悲戚，仔细地端祥着子荣，抚摸着他的额头，感到子荣神态清醒，反应灵敏，体温不高，腹部没有腹水，但就是不能说话，不能睁眼。看到子荣干裂带有血丝的嘴唇，我请求给他喝点水，但没有被允许。整整30个月没有见到子荣了，可我和孩子在子荣身边呆了还不到10分钟，就紧催我们离开。我想着子荣为党为人民一生鞠躬尽瘁，想着我与子荣一生患难与共，想着他蒙受的不白之冤……我多么想在子荣弥留之际在他身边多呆一分钟啊！我多么想分担他的痛苦和忧虑，凭借我全部的力量来安慰和照顾他啊！我悲痛万分，欲哭不能，欲怒不敢，强忍着剜心割肉的巨大苦痛，被迫离开了自己的亲人，就这样我和子荣作了最后的诀别。
6月20日下午，办案人员通知我：“徐子荣今天中午12点20分死了。”
这句话就像电触雷击，刹那间我感到天旋地转。我和孩子来到停尸房向子荣的遗体告别。只见子荣戴着一顶破帽子，帽檐耷拉下来，盖住了眉毛和眼睛，穿着又烂又脏又臭的一身黑色囚服，悲愤孤寂地躺着。这就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中共公安部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徐子荣吗？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的忠诚战士，就这样被草菅了生命，年仅62岁。子荣啊，子荣！你这个在国民党酷刑面前压不垮，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打不倒的铮铮硬汉，如今却倒在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屠杀老干部的血泊中。
第二天，徐子荣的遗体被当作“无名尸体”火化了。林彪、江青和康生、谢富治之流迫害徐子荣致死还不罢休，竟然丧心病狂地还要泯灭他的骨灰。他们向我们宣布：叛徒、特务分子的骨灰，一不准进八宝山；二不准进公墓；三不准放在公安部院内；四不准留在家里。在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上，竟容不下一盒党和国家的忠臣良将的骨灰，天理何在？！当时，我一气之下，想把子荣的骨灰撒到北海里，让子荣清白来，清白去，落得个干干净净。但儿子清漳坚决不同意，他说：“我陪伴爸爸的骨灰到老！”在他被赶出北京的时候，偷偷将父亲的骨灰打在背包里，从北京背到四川，又从四川背到天津，辗转几千里才侥幸保存下来。
子荣被害谢世后，我极度悲愤，我发誓要带好儿女同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之流作拼死斗争。我的良师益友走了，我无比悲痛，几乎整天沉浸在这场浩劫的忧愤和痛失亲人的悲伤当中，终日不语，日夜难寐。在公安部汪金祥副部长又突遭逮捕的时候，我脑子倏忽一种错觉，内心极度不安，有着难以支持和不愿被侮辱的恐怖、反抗的心理，在一种难于自控的情况下，用刀扎坏了自己的喉管，皆倒在血泊中。
在医院的急救中，“造反派”声称“对叛徒的老婆，只能保命，不能治疗。”从而使我留下了插管呼吸的终身残疾。经北京医院和同仁医院的会诊，诊断我患了精神分裂忧郁症，经过在安定医院半年的医治，我的神态才逐渐恢复了。
我的病体稍稍好转，又被“造反派”视为“叛徒的老婆”逐放到黑龙江笔架山劳改农场强迫劳动。我喉部插着管子，在“造反派”的监视、蔑视和粗暴的喝斥下，每天凌晨3时起床，在冰冷寒天里掏厕所，晚上6时才息工，晚饭后还要接受批判。在这样寒冷、紧张和超负荷的劳动中，我的喉部伤口感染了，接着软骨塌陷，炎及胸骨、疼痛，发高烧。“造反派”是不会让医生为我治疗的，但我不能等待死亡，在这山穷水尽之时，我想起在老家曾用梅花针制止感染的土办法。于是，我求好心的人替我买了包绣花针，制成“梅花针”，按着穴位，每天不断地扎。真是好人天佑，7天以后奇迹出现，不那么红肿了。总算又渡过了险关。
1975年，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中央工作。我感到党有救了，国家有希望了，徐子荣等老一辈同志的平反也有望了。由于恶劣的环境、紧张的劳动和精神的变化，我的精神分裂忧郁症又复发了，经公安部领导的批准，我被转回北京治疗。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病情有了好转。长期埋在我心里的话，实在憋不住了，我在与人的交谈中引发了对江青的议论。接着，我又就“六十一人”的问题向邓小平同志写了申诉信。据说，邓小平同志讲，这个问题不看信就知道是冤枉，看了信更觉是冤枉。
1976年4月5日，在北京暴发了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怒斥“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同志蒙受江青之流的诬陷，又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我对此很不理解，说了些邓小平同志是我党难得的优秀领导人，有了他中国就有希望的话，并明确表示对撤销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不理解。因此，我又被“造反派”新老帐一起算，打成了“翻案老手”和“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被软禁在公安部第十八号楼，由“造反派”专案组审查。专案组长对我宣布：“不许回家，不许家属探望。”我针锋相对，提出质疑。后来，专案组对我作了宣判，专案组长宣布：“孟松涛是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解回原籍执行。”后来，“四人帮”被粉碎了，同年11月6日，我又不明不白地被释放了。
九、冤案平反昭雪
197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为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真梅等5位同志，召开了平反昭雪追悼会。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主持了追悼会，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致悼词。纠正了过去对徐子荣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肯定了徐子荣同志一生为党为人民所作的无私奉献，在全党全国范围内为徐子荣同志恢复了名誉。至此，徐子荣同志多年沉冤得到了昭雪，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子荣虽然含冤谢世了，但公安部的同志们没有忘记他，全国公安战线的同志们没有忘记他。1990年5月在王芳同志主持下，公安部党委在决定编写《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的同时，为缅怀徐子荣同志辅助罗瑞卿同志创建新中国公安部的功绩而决定编写《徐子荣传》。薄一波同志亲自审阅书稿，接见撰写组成员并给予重要指示，他还为《徐子荣传》题写了书名。陶驷驹同志多次给予重要指示。俞雷、罗锋同志先后代表部党委组织领导了这项工作。
公安部党委还聘请席国光、姚艮、陆石同志为编写此书的顾问。刘复之、凌云、李广祥、王仲方等同志，都曾经与子荣共事多年，对子荣的工作、作风和为人都非常熟悉，他们满怀热情地关心和指导《徐子荣传》的撰写工作，审阅初稿，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经过七年的时间，终于推出了一部描写公安保卫工作卓越领导人的《徐子荣传》，以告慰子荣在天之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