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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希圣和毛泽东的冲突——安徽出现饿死人

梨园公社最穷的小岗生产队 实行了包干到户

曾希圣和“包产到户”

　　1959-1961年的3年“灾害”瘟疫般地蔓延全国。安徽大地粮食歉收，饥荒遍野。

　　曾因积极支持“大跃进”运动而获毛泽东信任、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又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在山东救灾形势略有好转后，听说安徽出现饿死人的情况，立即请示中央赶回安徽投入抗灾工作。

　　1961年2月，在淮北农村蹲点的省委常委张祚荫向他汇报：

　　1960年，宿县褚兰公社73岁老农民刘庆兰，儿子得了肺病，公社叫他住敬老院。他对公社党委说：“我还能干活，不能依赖公家。”就带着儿子上山开荒种地，当年收了3300斤粮食，交给大队1800斤粮食和60元钱。

　　2月下旬，曾希圣派省委工作组到合肥市蜀山公社井冈山大队南新庄生产队进行“责任制”试点，得到绝大多数群众的拥护。

　　4月23日，曾希圣在全省地市县干部会议上，肯定刘老汉搞的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支持他的创造，并毅然提出“按劳动力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联产责任制办法，实质上就是搞包产到户。

　　夏天，毛泽东路过蚌埠，曾希圣在火车上汇报了推行“责任制”的情况，毛泽东听后没表示异议。

　　于是，他就放开胆子大干，在全省各地大力推行责任田，至当年10月份，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达到84.4%。据省里对36个县调查表明，施行责任田后平均私产比上年增长38.9%。

　　农民得到了温饱，看到了希望；各级干部增强了信心。

　　这一年，不少地方出现了特殊的人口流动现象———城里干部、教师、职工返乡种田。

　　太和县政府干部就有20多人到农村种田。

　　王油坊生产队从外地回来30多个工人。

　　笔者一位同学，丢下手中的“铁饭碗”，跟他姐姐千里迢迢从江苏跑到安徽去种田。

　　安徽搞责任田的成功，很快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

　　调查资料显示，1961-1962年，甘肃临夏有74%的生产队、浙江新昌和四川江北有70%的生产队、广西胜县和福建连城有42%的生产队、贵州全省有40%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全国大约占20%。

　　这时，一场恶梦已悄悄向曾希圣袭来。

　　1961年12月，毛泽东到苏州视察，打电话叫来曾希圣，明确地对他说：“生产已经恢复，是否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回来？”这表明毛泽东反对这种做法。

　　但曾希圣没有顺着毛泽东的意思去做，反而恳求道，群众刚刚尝到甜头，再让群众搞一段时间吧？毛泽东沉默不语。

　　不久，风云突变，曾希圣搞的责任田遭到灭顶之灾。

　　1962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期间批评曾希圣搞的责任制是“单干”，是复辟资本主义，犯了方向性错误。

　　中央发动大家揭发批判。当时会议气氛十分紧张，曾希圣连座位都没有，自己拉把椅子坐到会场边上听批判。会上，他对安徽饿死人作了深刻检查，但对其推广的责任制仍持保留态度。

　　于是，会上有的人主张开除他的党籍，有人提出要杀他的头……

　　最后，中共中央决定免去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调离安徽，任华东局第二书记。

　　从此，曾希圣开始淡出政治舞台。

　　在“文化大革命”中，“三自一包”和“单干风”受到更猛烈的批判，曾希圣的日子当然更难过，1968年死于癌症。

　　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作为一名久经锻炼、有着丰富从政经验的高级领导干部，不会不知道搞责任田在农村土地制度上迈出的这一步意味着什么，要担多大的政治风险，也不会完全不理解毛泽东“沉默不语”传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信息。

　　那他为什么还要向毛泽东恳求让群众再搞下去呢？而且在受到批判以后仍对包产到户持保留态度呢？

　　对此，他并未作出任何解释，但谁都清楚，那是为了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希望安徽农民刚刚得到改善的处境能够继续保持下去，他才舍弃自己的一切去干。

　　让人感动的不仅是他那种敢于坚持真理无私无畏的政治勇气，还有那颗火热的爱民之心。

　　曾希圣在3年大饥荒中搞的责任制虽受到批判，但意义是无法消除的。

　　它反映的是民心和客观经济规律。

　　它播下的种子深深埋在农民的心里。

　　粉碎“四人帮”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偷偷立下大包干保证书，把517亩土地和10头耕牛按人头平分承包经营。当年产量等于1966-1970年5年的总和，“讨饭村”变成“冒尖村”。

　　这颗农村经济改革的“原子弹”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应”，“冲击波”席卷神州大地，势不可挡。

　　短短几年时间，全国农村的生产队从1979年的1.02%到1989年的99%搞了大包干，人民公社终于寿终正寝。大包干为中国改革开放开了先河，打响了第一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