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6.彭德怀：情况很严重，因为河南，甘肃等地已饿死了人。


　　朱德总司令当年的副手、当了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一生军旅
，出生贫苦农家，尝过穷人家孩子的一切辛酸，因此始终不忘人民的
疾苦。五八年十月自甘肃回京途中，他曾去了一趟延安，发现街道依
然破旧，与十年前他离开时毫无两样，人民穿得也十分破旧。他虽然
还不了解当时延安已经开始出现大饥饿，但人民生活困苦却是一目了
然、不问也明白的。他激动地对几百名延安地区的干部说：「延安这
里的情况，你们比我更清楚。这么多年了，延安为什么还这样落后？
延安老百姓的生活，为什么还这样苦？我们每个人都得问问自己．．
．，」

　　自大跃进以来，彭德怀跑到一处就要说一番。在一个军区，他说
：「炼钢得不偿失。用那么多的人，花那么多的钱，账不算是不行的
。」到第四军医大学检查工作，一听校方请他参观该校的炼钢炉，他
扭头就走。对于「全民办钢铁」、「全民办交通」、「全民办．．．．
」的口号，他明确表示不赞成：「只有一个全民，哪能办这么多？」
对于「全民皆兵」，毛泽东说要给民兵发枪弹，他发牢骚说：「毛主
席根本不计算需要多少枪，多少子弹，要多少钱？」

　　到了一九五九年一月，大跃进的恶果已经显露出来。北京作为首
都，市场供应本来比别处要好，可是弄得市民每人每天只能分配到一
两白菜，彭德怀说话就更多了。他在北京军区的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斥
责大炼钢铁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在后勤部的会议上谈
到人民公社时说：「徐水人民公社说好，吹得不得了，好多人都去看
。我就没去看。」一月三十日，解放军后勤学院举行毕业典礼，他又
去讲话：「有些人的想法不对头，想把好事一年办完．．．．客观上
是反动的。」

　　那一年四月，他访问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不停地说话。
五月一日，他在柏林中国大使馆对中国留学生说：「去年大跃进，有
些浮夸，影响了党在人民中的威信。」过了三天，在德累斯登又对留
学生说：「你们不要把国内大跃进想得那么好，刮了一阵共产风．．．
市场供应紧张，连火柴肥皂都买不到．．．．所以在国外不要吹。」

　　六月出访归来，他又在中南海说情况很严重（因为河南、甘肃等
地已饿死了人）。

　　由此可知，彭德怀在赴庐山开会之前已经有抨击毛泽东的大跃进
政策的打算了。会后他被批判、斗争，写的交待中也承认事先有此打
算：「我的信．．．．出国前后，有了东西，胸有成竹，写就容易了
。到庐山来写的。」（注１１：以上均见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一九六
七年八月十八日刊印的《彭德怀反革命罪行汇编》。）

　　六月底，在赴会途中的北京到汉口的火车上，彭德怀见到铁路边
中州古道上走著三五成群的农民，全都是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逃荒
者。火车开进河南省会郑州车站时，他更见到成千上万的农民挤在广
场上，或伸手乞讨，或饿得奄奄一息。大约就在这时，彭元帅下定了
在会上为人民说话的决心。

　　对局势不满的高级干部很多，譬如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全国工
业、交通的副总理薄一波在四月份召集各省主管工业的省委书记开会
，在会上抨击大跃进是「虚假的」，是「寅吃卯粮」，甚至「寅吃辰
粮」。他又说：「（一九五八年）工业增长百分之六十六，同几千万
人上山对农业所造成的损失相比，究竟是得多还是失多？」（注１２
：文革期间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刊印的《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薄
一波》大字报选第二辑。）貌似发问，其实结论不言自明。

　　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辽宁省的省委书记黄火青在跟著毛泽东为
「冒进」叫好，积极地干了一年后，脑子似乎也静下来，在六月间的
省委常委会上发牢骚道：「大跃进，大紧张．．．．是要钢铁还是要
人民？是一千吨钢铁重要，还是几亿人民的生活重要？」（注１３：
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中共辽宁省委机关革命造反派联络总部印发的声
讨黄火青的材料。）

　　除了这些高级领导人不同程度地流露了不满情绪外，曾经在大跃
进中热血沸腾过一阵的中、低级干部也纷纷醒悟。「对大炼钢铁和人
民公社化提出怀疑。有的省党校举行大讨论会，绝大部份同志对『三
面红旗』持否定态度。」（注１４：《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三期
。）福建省委宣传部长卢超曾这样说：「公社化后，整个农村和社会
情况，比萧洛霍夫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一部描写苏联三十年代农
村合作化过程的小说——作者注）中所描写的情形更坏。」「农民的
不满，已达到顶点。」「假如牛会说话，牛也要告状。」

　　在这种情形下召开的庐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发起公社化
运动和大跃进的毛泽东显然是一个严峻的时刻。七月二日会议一开始
，也就采取了守势。他一方面要求大家承认「成绩伟大」，一方面又
坦白承认「问题不少」。当然，他也有为自己开脱的逻辑：「有人说
：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卡子？．．．．说
不清就硬著头皮顶著，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可见他
也明白自己八个月前曾为粮食吃不完、需寻找出路而发的议论已成了
笑柄，只得将宝押在时间上面，希望明年粮食一多，地球又可以翻转
过来。至于明年无数农民默默饿死这一惨剧，则是他在庐山时万万料
想不到的。为安抚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他特地将一直受他压制的
、对经济问题相对较为内行的陈云表扬了一番：「过去陈云同志说，
要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
的意见是对的。」

　　对于「成绩伟大」一词，与会的中共高级干部不敢公开否定，而
对于刘少奇「成绩讲够，缺点也讲透」的说法，他们则只对后半句感
兴趣。由于刘本人在七月四日的小组会上说：「说老实话的人，去年
不好混．．．．一九五八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
刻教训」，等于说成绩是零。与会者除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等
少数人外，对「成绩」毫无兴趣，按李锐的回忆，「大家对缺点．．．
津津乐道，泄气思想和泼冷水现象还是严重存在的。工（业）交（通）
系统埋怨情绪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