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

　　书法，作为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一种艺术，受世人瞩目。共和国开国领袖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的书法各具风格，并都有相当的造诣。如今，对毛泽东的书法已经有了研究专著，且被公认为草书大家。对其余几们领袖的书法艺术研究，目前尚属空白。故而，对他们的书法进行探索研究，意义深远。为此，笔者不揣寡陋，抱着尝试的态度，今对周恩来的书法作一浅析，旨在书界同仁及群众中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对于周恩来（1898—1976）来说，的的确确是当之无愧的。也许书法家一称在周恩来的赫赫声名与政绩之中实在算不了什么。故也往往被忽略。这就像鲁迅的书法被文所掩一样。而事实是，周恩来那沉着凝重的行书与毛泽东奇逸开张的草书足可堪称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书法艺术中的两枝奇葩！

1952年5月致毛泽东、刘少奇信

　　纵观周恩来的书法，从发展历程看，他经过了学子书法探索时期、中年的书风形成时期、晚年的书法造极时期。从各个时期看，周恩来的书法艺术，具备了如下特点：学子时期（青年）的刚俊挺健、秀外慧中；形成时期（中年）的藏而不露、浑朴凝重；造极时期（晚年）的敛放自如、雄俊伟茂，神完气足。

1946年为烈士题词

　　周恩来（乳名大鸾，字翔宇）少年时代就立志救国，“为中华之崛起”而发愤读书。在那饱经内忧外患、苦难深重的年代，他还是抱着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态度，坚信中华民族必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如1917年他在东渡日本前夕为同学郭思宁题写了“愿相会与中华腾飞世界时”，落款为：“弟翔宇临别预言”。从这题词中可以看出一个19岁的热血青年的鸿鹄之志。整幅字的章法前疏后密、错落有致。尤其是启首的“愿”字，比其余的字大一倍以上，笔者认为，这是独具匠心的。此愿既是周恩来的心愿，也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这幅字用笔娴熟，点画挺拔劲健，结构章法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可“容针”，其形俊秀飘逸。看来，此时周恩来的书法受“二王”、“颜柳”书法的影响颇深。

1913年为同学题词

　　由于年代久远，又历经战乱，这一时期周恩来的墨迹流传甚少，最具代表性的是1919年3月为章鸿诰书其19岁东渡时作的七绝诗一首：“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此作融诗的磅礴与书的雄浑于一体，相得益彰，气岁度非凡。此作品为行书，尤其是裹锋用笔，浓墨重蘸，写来却无拘无束起伏跌宕，浓、淡、枯、润之墨韵跃然纸上，变化生姿。其字型多处趋长，而点画简略有意犹未尽之感，给人以想象空间。此时的周恩来，虽年过弱冠，但其书法的风格已经为中年的“书风形成”作了坚实的铺垫。

1919年3月为张鸿诰题诗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前期，周恩来的书法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这同历代书家多至中晚期的方达到艺术高峰相合。因为真正的书法家是要一定的年岁、阅历和内涵的，这与音乐、文学不同。这段时期留下的墨迹相对较多，有题词、诗文、信札等。领袖的题词首先是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但如果书法效果好，对读者来说，在感到赏心悦目的同时，更会受到极大的鼓舞。这是一般的书家作品所不能及的。如1939年3月，周恩来题写的“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极好地鼓舞了浙江人民的抗日斗志。此幅题字字字顾盼呼应，虽笔断而意连，点画沉着，笔力精绝。这一时期的周恩来书法已经形成自己藏而不露、雄俊伟茂的风格。最具代表性的是1941年1月为皖南事变的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我们在惊叹周恩来文采斐然的同时，更看到了他痛恨国民党“同室操戈”的激愤心情。书为心画，在特定的环境下，书法家的思想感情必将融入于其作品中。如颜真卿的《祭侄稿》，岳飞的《满江红》就体现了他们的悲怆和愤慨。这幅字的用笔是艰涩的，结字是险绝的，章法之破规除习的，以及书者的悲壮之情均在作品中得到了淋漓的体现。

1941年5月致张冲信

　　周恩来的书法以行书、行草居多，偶尔有楷书、草书。如1941年5月致张冲信，即是楷书。字形多呈纵长方形，与他的行书一致。信中之字结构严谨，并且结字以楷法，用笔以行书为之，笔力遒劲，静中有动，动中寓静，有清新爽朗的艺术效果。草书，如1943年10月致艾青信，通篇著字不刻，轻转重按，一气呵成。其势若行云流水，或伸或缩，或正或欹，用笔浓淡枯湿相间，变化自然，章法似乱石铺阶，若飞花散雪，颇得晋草之神韵。另外如1948年5月致毛泽东之信，1949年6月致床庆龄信，以及为建国一周年题词等，其法度均已达炉火纯青之境。这一时期，周恩来的书法多呈不温不火的平和姿态，静态之中不觉隐含禅意。如其所题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用笔练静，结体深含，布置大度，章法明晰清寂，读之使人有肃然缅怀之想。

1943年10月致艾青信

　　周恩来中年时期的已臻佳境的书法，已经为晚年的书风奏了前曲。五十年代以后进一步深化，更入妙境。从他1958年3月书就的行草《录太白诗》，1963年3月为学习雷锋的题词，1965年11月书的《录王杰诗》以及为中国民航、中国税务、中国海关、《共产党员》杂志等题字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周恩来的书法用笔更加老辣、苍劲，入木三分；章法错落有致，不拘一格。并多了一些空灵和飘逸，正如古人所说的“人书俱老”、“出神入化”之境，这可以从于右任、沙孟海诸公晚年的书风中看出端倪。

1945年12月致柳亚子信（中式信封）

　　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不可能日日临池，其书也不可能完美无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周总理是酷爱书法的，并且能“活到老、学到老”。如1973年10月的一天，周总理陪同外宾到洛阳龙门石窟参观。他在宾阳洞口见有《龙门二十品》的拓本，爱不释手，急予购买，终因未带足钱没有买到他十分喜爱的龙门二十品拓本。又如1975年他在医院养病期间，就让秘书借来不少古代书法作品，分批挂在走廊里鉴赏。时常在这些书法作品前伫立良久，流连忘返。他观赏后，便嘱秘书将作品归还原主。决不马虎。又如1951年，他致信马叙伦和王冶秋，批示他们一定要将散失在香港的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购回，并对此作了周密的部署，使这两件被乾隆皇帝称为“千古墨妙，珠璧相联”的稀世珍宝完璧归赵。

1959年4月为（建德）新安江水电站题词

　　由此不难看出，周恩来不但酷爱书法，更可看出他那高雅的情趣与伟大的人格，以及对书法这一传统文化瑰宝的高度重视。

电文

　　在缅怀周恩来的丰功伟绩时，瞻仰他的人品书品，欣赏研究他的书法艺术，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怀念的形式。以期与他的崇高精神和人格一并发扬光大，感召和哺育一代一代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