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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死后毛泽东对周恩来的防范


毛在林彪事件后不久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时，在谈话中言不由衷地承认他在林彪的问题上犯的错误。毛泽东深知他本人发动的文革运动得罪了一大批党内军中的老干部，他知道当年为了扶植林彪当接班人，在政治上伤了不少人，特别是军中的老帅们。为此，毛绞尽脑汁来洗刷他和林彪之间的关系。还在林彪刚刚出逃后形势最紧张时候，毛把所有紧急应变的事情一概交给了周恩来，而他本人则把心思放在如何为自己解释开脱上。他把林彪的历史老账翻出来，一笔一笔地算，列举了林彪自井冈山以来所犯的十六条错误，在政治局内部进行传达。接下来，毛又在权衡利弊得失后，硬着头皮批准了对他本人大张挞伐、杀伤力极大的《"571工程"纪要》作为批判林彪的罪行材料印发全国。



另一方面，惯于从历史故纸堆中寻觅政治灵感的毛泽东又从历代文人墨客的怀古诗中，为自己当初选择林彪作为接班人寻找说辞，进行开脱。像当时在社会上流传一时的唐朝杜牧的"折戟沉沙"和白居易的"辨材"、"周公恐惧"等，都是毛刻意挑选出来的。其中像"试玉还须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一类诗句，便是借古人之口来为他找台阶下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政治上刻意作出姿态，安抚那些曾因"大闹怀仁堂"而被打入冷宫的军方老帅们。从一九七一年秋冬开始，他不断在小范围内吹风，为"二月逆流"正名，把文革中几位老帅挨整的账全都算在林彪的头上，提出：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它的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并表示：大闹怀仁堂，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讲就好了。说到这里，惯于做戏的毛还煞有介事地诘问叶剑英：你们那时为啥不来找我嘛?你们写写，我批上几句嘛!



不久，陈毅去世，毛在追悼会举行的前一刻，突然决定抱病前去参加。本来，自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门了，终日卧床不起。这固然是和毛在精神上受到林彪事件的重创有关，同时也是流年不利，祸不单行。据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毛因在庐山会议后得的肺炎久拖不愈，这时已经病得很重，身体十分虚弱，行动困难，走起路来，两腿像是两条木棍子似的在地上挪动。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硬是冒着数九严寒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自然不是寻常之举。不过，如果认为这是毛出于悼念井冈山时期的亡友，或是对当年直言谏诤的党内军中的元老大发"无产阶级震怒"一事内心有所愧疚，那就错了。实际上，毛此举更多的是故作姿态，在政治上收揽人心，安抚在文革中吃了下少苦头的党内老干部。



据知情人说，毛泽东本来并没有决定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但后来听说陈毅死后，三0一医院门口自发地聚集了不少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水的老干部。他们站立在寒风中等候，久久不肯散去，坚持要向陈毅的遗体告别，而且人数越聚越多，这件事后来惊动了高层。毛正是在看到这一点后，才在最后一刻决定参加陈毅追悼会的。



追悼会前，毛泽东在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内军中的一干老人的陪同下接见了陈毅的家人。谈话中，毛友情悲戚，肯定了陈毅的一生，而把陈毅抑郁而死的责任完全推给林彪，称：我们的老帅，他一个也不要，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云云。其实，当年正是毛泽东为了给九大的召开铺平道路，决定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大批"二月逆流"，把陈毅一干人搞得灰溜溜。毛还在选九大代表时，当众表示陈毅"可做右的代表"，给他造成很大的政治压力，心情十分沉重。对于毛这种善于逢场作戏的表演伎俩，当时在场的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有着生动的记述：



张茜进来以后，毛的服务员将毛从沙发上扶起来，迎上去。张螟步趋前。毛拉住张的两只手。张满脸泪痕，向毛问好。毛挤着眼睛，咧开了嘴，说："陈毅是一个好同志啊。"这时周恩来、叶剑英、朱德(朱当时并未在场，李在这里记忆有误-一作者注)等人纷纷赶到了。我听到旁边有人说："毛主席哭了。"大家不禁唏嘘起来，整个休息室充满了抽泣声。但是我没有看到毛流下一滴眼泪，尽管毛又嚎了几声。我常想，毛是极善于表演的，如果他是位演员，他可以成为一位名演员。他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对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控制和影响对方情绪的表情变化。



在林彪事件的重创下，毛泽东大病一场。自认为已经沉疴难起的毛曾向周恩来交权，随后又对此感到后悔，急于安排后事的毛非常担心自己活不过周，为此在大病初愈后就开始用心思，设法给周抹黑，并在周治病的问题上做手脚，有意延误治疗，把周往死路上推。



毛泽东向周恩来交权的举动究竟有多少诚意，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以往毛在考虑他的接班人时从来就没有把周算在内，开始是刘少奇，在刘下面，毛考虑的是林彪和邓小平，一直在他们两人之间搞平衡。



毛、周两人治国的思路不同，毛强调阶级斗争，周注重抓经济，更看重国计民生问题，为此多次挨批，受了不少委屈，一直有志难酬。



周恩来除了在治国理念上与毛泽东不同外，两人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也有分歧。周的经济思想比较务实，在五十年代主张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要适当，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在综合平衡中协调稳步发展。周并不同意毛在经济工作中种种急躁冒进的搞法，曾为追加一九五六年基建预算的问题和毛当面争论过，甚至在情急之下，说出过这样的重话：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对一向对毛总是毕恭毕敬的周是极为少有的。当然，这番话也为他惹了不小的麻烦，毛对此非常生气，虽然当场没有发作，却一直记恨在心。



为此，周恩来在五十年代中、后期曾挨过当时一心想"超英赶美"的毛泽东下少次批，被指离右派"只剩了五十米"，一度政治地位岌岌可危，到了被迫提出辞职的地步。周本人几乎逢会便检讨"反冒进"的问题，后来虽说总算是保住了总理的职位，但他也委实从中领受了教训。



尽管周恩来行事如此小心谨慎，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大意，到头来还是在劫难逃，遭到毛泽东越来越大的猜忌。本来，以毛喜欢独揽大权的个性而言，是绝不会轻易让权的，特别是在眼下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急于挽回文革败局之际。因此，毛这次在病中向周恩来交权，如果不是因为确实感到大限已到，阎王爷在向他招手的话，那么便是在有意虚晃一枪，在试探周的态度的同时，在政治上玩弄以退为进的把戏。



事实上，正是在这段缠绵病榻的日子里，毛泽东为自己陷入的困境找到了解救之道，那就是决计利用尼克松访华的机会，在外交上打一个大胜仗来掩盖文革的破产。这正是毛本人后来回心转意同意接受治疗的原因所在。



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的病情大为好转，身体逐渐康复。这当然是和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心病还须心药医"的缘故--因为通过尼克松访华，一举改变了中国以往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不利地位，使毛盘算已久的"联美整苏"的构想如愿以偿。



然而，毛泽东刚刚在政治上渡过难关，随即就对他在病中向周恩来交权一事感到后悔。虽说周本人马上就推掉了，但此举毕竟在实际上承认了周作为自己接班人的地位。而且与林彪不同的是，周本人握有实权，掌控着党，政、军日常工作的运转。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周在政治上存有异心，将会比林彪更加难以对付。



平心而论，毛泽东很清楚周恩来的为人，但经过林彪事件的重创后，原本就生性猜忌的毛变本加厉，处处疑神疑鬼，总是担心别人怀有二心。这种心情，随着毛发现周在林彪事件后党内外的威望大增而他自己一落千丈时，愈发强烈起来，成为毛的一大块心病。毛必须找出一个两全的办法：既要设法抹掉曾向周交权这件事，又要尽量做的不露痕迹，以免让人认为他翻覆无常，出尔反尔。为此，毛泽东在大病初愈后就开始用心思，寻找机会，设法了结这块心病。



这年五、六月间，中央召开了有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毛泽东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做文章，在党内高层中当众抹掉曾向周恩来交权这件事。为此，他以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教训"为名，点名让周在大会上现身说法，自揭历史上曾几次犯过路线错误的老底。



本来，会议的原定议程并没有这个内容，况且周恩来本人又是粉碎林彪未遂政变的有功之臣，即便不能论功行赏，也实在不必再重算历史老账，让他当众难堪。但是，毛泽东为了达到在政治上给周脸上抹黑的目的，以堵死他在自己生前身后接班的可能，却执意要这样做，全然不顾周的脸面。



周恩来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毛泽东突然让他在党内高层会议上重翻几十年前陈年老账的用心，是在"古为今用"。实际上，深知伴毛如伴虎的周在林彪事件后，就已经预感到今后他们毛的关系会变得更加微妙难处，因而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屦薄冰的心情。他很清楚，毛泽东从来没有在政治上真正信任过他，想整他也不是一朝一夕了。虽然几十年下来总算大体上相安无事，但那是因为他长期以来只是党内第三号人物的缘故，从来没有在政治上对毛构成过真正的威胁。



然而，林彪事件后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周恩来在无形之中成为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取代了以往刘少奇、林彪的地位。对于眼下政治上的险境，周本人非常清楚。他太了解毛的为人了，刘、林二人分别曾是毛泽东长期以来政治上坚定的盟友，最后尚且遭致杀身之祸，更何况曾在历史上几次反过毛的他了。



周恩来知道毛的猜忌日深，正在用心思来对付他，如果不趁"风"起于青萍之末之际，尽早打消毛的这个念头，事情就会越闹越大，到头来势必把整个国家拖入另一场政治动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一向把"相忍为党"、"顾全大局"作为信条的周氏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一发言，重点放在个人历史上所把严重路线错误的自我批判上，随后并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这件事。



毛泽东的意图就是让周恩来当众自揭历史老底，并不大在乎具体写的如何。在得到毛的同意后，周连续用了三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题为《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长篇发言，在回顾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重点放在检讨自己在王明左、右倾两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上，用大陆官方的说法是他"对自己作了严厉的、毫不留情的剖析，甚至是过份的检讨"。



当然，周恩来非常清楚光是检讨历史老账是过不了关的，还必须说出毛泽东真正想听的话来，那就是他不配作为毛的接班人。为此，周专门在发言末尾当众申明："我觉得由我来谈谈前六次路线斗争，更着重说说对我自己犯过的路线错误的个人认识，确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表示："你们了解我的历史上的错误后，就会破除迷信……你们有权力要求我改好，如果还改不好而错误犯的又大，你们有权力要求中央讨论，轻则警告，重则撤职，这是毛主席建立起来的党的正常生活。"



周恩来这种低首下心的姿态，反而弄得毛泽东一时不好再继续往下做文章了。不过在毛看来，这件事已经初步达到了目的，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都知道了周在历史上反对他的老底，是个路线错误的屡犯。而且周本人眼下也已经得了癌症，不打自倒，因此不必在政治上再大动干戈了，只须在他治病的问题上做点文章就可以了。



在年初大病一场以后，急于安排后事的毛泽东非常担心自己活不过周恩来，而一向在政治上态度暧昧的周如果在他身后带头翻文革案的话，以周在党内外的声望和手段，一呼百应，失去了庇护的党内文革派根本不是对手。这就是毛随后在周治病问题上的态度，让人感到其中暗藏玄机的缘故。



周恩来是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规检查时，偶然发现尿样中有几个红血球和形态异常的细胞。周的保健医生不敢掉以轻心，马上又做了第二次检查，请北京各大医院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泌尿肿瘤专家对检查结果进行会诊鉴定，确诊周恩来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因为事关重大，医疗专家们争分夺秒，随即派人听取天津、上海两地专家的意见，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与此同时，专家们又翻阅了国内外大量的参考资料，开会进行讨论，认为周恩来本人目前没有任何症状，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早进行治疗，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而一旦错过时机，发展成晚期膀胱癌，后果是严重的。



根据讨论的意见，医疗专家们随即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详航周恩来的病况，力陈争取及早治疗的好处和疾病发展的不良预后(这定专家们的委婉说法。实际上，膀胱癌一旦错失早期治疗，结果只有等死--作者注)，并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等待中央批准。因为按照党内保健制度的规定，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治病方案，必须经由毛泽东批准后才能实施。然而，毛泽东的表态却令人感到十分蹊跷，他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周恩来保健的医疗专家们传达了四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医疗专家们深知时机对于治疗膀胱癌是致命的，因此对中央作出这样的决定十分不理解，要直接写信向毛泽东陈情，却遭到了显然是深知内情的汪东兴的吓阻。汪代表中央出面找他们谈话，让他们先"稳住"，强调中央这样的决定是"保总理的"，说：你们要听上帝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面的问题，可过一段时候再行。



这样一来，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便拖延下来，失去了早期发现后及时治疗的先机，等到后来一切都已经晚了。这让医疗组的专家们后悔莫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周恩来是个非常精细敏感的人，尽管医生们奉命对他的尿样检查的结果避而不谈，却无法瞒过他本人。频繁的查尿，自然让周意识到来者不善。既然医生们不愿意谈这个问题，他也不去为难他们，而是自己动手去查尿细胞学一类的医书，了解有关医学常识。医生们也知道这一点，只不过双方都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罢了。



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后，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的周恩来在各项工作中明显加大了批判极左思潮的力度，以期在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取得更大的进展。他先是有意识地捅了教育领域这个文革重灾区的"马蜂窝"。这年七月间，周根据美籍华裔学者杨振宁的建议，当面交代陪同会见的北京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要排除教育、科研领域中"左"的干扰，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把北大的理科办好，并用少有的语气表示："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接着，周恩来又在八月初利用接见回国述职大使的机会，在纵论国际国内形势的同时，有意识地把"要批透极左思潮"作为整个报号的主题，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强调指出：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火的，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如果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要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



毛泽东虽然深居简出，却对外界的各种动向了如指掌，政治嗅觉十分敏锐。他很快就觉察出周恩来号召批判极左思潮所包藏的用心--企图不动声色地扭转国内政局的方向，对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改弦易辙，这是深陷文革情结而不能自拔的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为此，毛泽东在看到周恩来在外交部批极左的讲话后，曾把他这种内心的隐忧向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位文革派大将谈过，表示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认为这样搞，将会批到邪路上去。毛之所以在林彪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周恩来批极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主要是因为当时迫于形势而不得不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作出某种限度的松动。现在，毛自觉已经渡过难关而决心在政治上刹车了。



当然，毛泽东是个惯于玩弄权术，喜欢在幕后充当"导演"的老手。在反击周恩来所主导的批判极左思潮这件事情上，他最初并不想亲自出马，而是把打头阵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嫡系一-以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



自命为是"主席一条狗"的江青早就对整周跃跃欲试，只等一声令下了。其中原因既有双方政见的不和-一周恩来批左的举动确实戳到了江青这伙文革暴发户的疼处，让他们感到很尴尬：而且也有利害关系上的冲突，在拱倒林彪之后，自以为立了大功的江青见周反而坐收渔翁之利，内心忿忿不平。特别是见周奉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妨碍她问鼎最高权力的绊脚石，因而必欲扳倒而后快。



现在既然毛泽东已经有了这个意思，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岂有不大干之理?于是，围绕批左还是反右的问题，在党内高层中很快便形成了两军对垒的局面。



双方的攻防较量最初是围绕一九七二年国庆社论而展开的。这年九月间，周恩来为了从全局上推动批判极左思潮，布置"两报一刊"国庆社论起草小组要加进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起草社论的执笔人吴冷西根据这一精神，在社论中加入了"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一句话。尽管其中的提法写得很谨慎，批左和批右兼顾，而且还把批右放在前面，但是，张春桥、姚文元由于毛泽东已经向他们交了底，自恃握有尚方宝剑，根本不理睬这是周恩来的意见。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两次勾去了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不仅如此，张、姚二人在此之前还根据毛的意图，向人民日报社吹风打招呼，强调批左不要过头，公开和周恩来唱对台戏。



张春桥、姚文元在国庆社论问题上异平寻常的强硬态度，令周恩来感到来者不善，知道背后肯定大有名堂。为了避免把事情闹僵，经验老到的周氏随即采取了主动退避的做法，在最后审定国庆社论稿时，不再坚持一定写上"批判极左思潮"一类字句，而是把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改头换面写入社论，诸如"继续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等等。



但是，在毛泽东幕后指使下，在政治上批左还是反右的交锋已经势所难免，周恩来即使再擅长妥协应付之道，也还是无法息事宁人，阻止江青一干人奉旨展开的反扑。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七二年秋冬之交，双方之间的交锋愈演愈烈。先是《光明日报》在十月初发表了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当面交代而写的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已经得到毛交底的张春桥明知这是代表了周的意见，却布置手下的人调查该文的"出笼背景"，并一把道破天机，称："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有多大多硬，就是要批!"上海《文汇报》随即展开了对周文的围攻。



接着，《人民日报》在十月中旬刊登了一整版专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这是该报理论部王若水等人根据周恩来前一段几次有关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而组织黑龙江省写作组等撰写的。文章一出来，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江青等人对此大为光火，原因在于这几篇批左的文章词锋犀利，切中要害，而且更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的后院着了火-一《人民日报》这块舆论阵地竟然被周恩来挖了墙角，公开和他们唱起反调来。



为此，江青一干人轮番上阵，气势汹汹地对人民日报社大兴问罪之师。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一口咬定这几篇文章是"大毒草"，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的抬头"。江青更是指桑骂槐，借批该报社之机，点出背后有人"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随后，人民日报社被责令在内部开展"反右倾回潮"运动。



江青一干人搞的这些动作自然瞒不过周恩来，对此，尽管他心里很窝火，深感扭转文革困局步履艰难，但由于投鼠忌器的缘故，不便和他们公开冲突，而是一忍再忍，捺着性子与之周旋。以至于在这期问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本来一向注意个人涵养的周氏竟然为了自己的鸡蛋炒饭没有放盐这样的区区小事，当众发脾气，对他的保健医生张佐良拍了桌子。事后，周恩来特别为此向张道了歉，说："昨天晚上，我在大会堂冲你发脾气，不要介意。你懂吗?我是迁怒啊!"



尽管如此，倚仗背后有毛泽东撑腰的江青一干人还是不依不饶，继续在批左的问题上向周恩来发难。这年十一月底，周批示同意了中联合和外交部关于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江青等人抓住该报告中提出要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大加责难。



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的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中央领导层内部在批林的侧重点上存在不同看法，而且明白点出：周恩来主张要"批透极左思潮"，而张春桥、姚文元则强调"不要批'左'批过了头"，以及在批极左的问题上，上海《文汇报》己经不止一次地把矛头对着《人民日报》了，"情况似乎有点像批《海瑞罢官》的时期"。



应该说，王若水写这封信的本意是想为周恩来批极左思潮的主张摇旗呐喊，同时对张春桥、姚文元二人责令在人民日报内部大反"右倾回潮"表示不满，希望毛泽东给予支持。但此举却适得只反，在政治上帮了倒忙。一直在幕后观战的毛这时已经看出姜还是老的辣，张、姚等人贯彻他的意图虽然很卖力，却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对手，而且批左的主张在党内大有市场。如果他本人不亲自出马的话，是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的，而拖延下去的话，只会为周所趁，利用这种不明朗的形势浑水摸鱼，做更多的手脚。



为此，毛泽东诀计利用王若水的来信展开回击，彻底封杀党内批极左的声音。他随即把江青找来，进行交代布置，让她传话给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二人，提议"解决一下"王若水信中所提的问题。



毛泽东在这里故意卖了一个关子一-并不明确表态支持哪一种意见，借以观察周恩来的态度。但是，善于在政治上观风的周早已从毛亲自介入这件事的本身和方式上意识到山雨欲来，毛准备收紧批左的空间。很显然，批左与文革本身有不少抵牾之处，即便是再小心翼翼地在两者之间走钢丝，也还是会难免触到毛的心病。



眼见在事关文革命运的大是大非上，党内文革派发动的几次反击都被周恩来的太极软功所化解，作为后台老板的毛泽东心里着急上火，不愿让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决心施展他的权威，在政治上刹住这股借批极左而否定文革的风。十二月十七日，在政治局开会后的第二天，毛便把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找来，名为"谈话"，实际上是让两种意见对簿公堂。



但是，由于周恩来早已不再吭声，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也不敢在毛泽东的面前造次，因此这次谈话实际上成了毛一人唱的独脚戏。根据张、姚二人整理的谈话记录，毛在这次谈话中围绕国内形势和批林的问题谈了他的看法，开门见山地点出"批极左，还是反右"的问题，明确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并断言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大概是连毛泽东自己都觉得文革运动搞到这种地步，已经很难为它再作"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一类的辩护，所以只是出了个"天下大势是一团漆黑，还是略有光明?"的题目，而把为文革涂脂抹粉的文章交给下面的秀才们去伤脑筋了。



毛泽东整篇谈话的矛头，很明显是冲着周恩来提出的"要批透极左思潮"而来的，不过还是给周本人留了点面子，并没有直接点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已经对周高抬贵手，不再找他算账了，实际上，毛在这次谈话中已经暗露杀机，在海阔天空的漫谈中，放出"读一点外文，免得受骗"这样的话来。这句似乎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所隐藏的真实含义很快便显露出来。仅仅半年之后，周恩来便厄运临头，而事情恰恰是从毛向周所主管的外交工作开刀而起的。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毛泽东的表态在政治上一锤定音，给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撐了腰，同时把周恩来置于相当被动尴尬的境地。更让他忐忑不安的是，毛不明下白地甩出来那句"读一点外文，免得受骗"的话。久经党内斗争风浪的周当然明白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毛在借题发作，藏头露尾地警告他。话虽不多，分量却很重，和毛批林彪、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欺骗大多数中央委员时的说法一模一样。



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起召集人民日报社的领导成员谈话，传达毛泽东关于批林彪"极右"实质的谈话精神，谈话中，周与文革派一干人大张挞伐的态度有所不同，出来承担了责任，承认他本人八月间在外交系统的讲话"有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工作同志"；同时也为自己作了辩解，说："极左思潮要批透，我是讲外交，还有一些工作上的问题，不是讲林彪整个的路线。"当然，周恩来还是有意保护了上告御状的王若水，当着江青等人的面，一方面问他："你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气没有?有一点吧?稍有一点也不好。"另一方面又说："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你就要在自己岗位上改，改了就好。"



周恩来的这番用心，王若水当时便体会出来，看出他是在说违心之言，许多话显然不是他的本意，而且观察出周氏在表面上神色不动的同时，尽量掩饰他与江青一干人的分歧。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让人感觉出其中的微妙区别。王若水在日后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了当时这样的一幕：



会议结束时，照例一一握手。我把周恩来的手紧紧握住，努力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一些表示，可是周恩来的脸变得没有任何表情，我能够理解，在这种场合，周恩来是绝不会、也不可能流露他的真实情感的。但是，向来表情丰富的他的脸变成这样没有表情，也传达出某种信息。



不仅如此，王若水还领悟出了整个事情背后的名堂，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捅了漏子，连累了周恩来。多年之后，他在回首这件往事时，这样写道："我在信中批极左思潮，是表示我同意周总理的指示，毛泽东直接批评的是我，间接批评的是谁呢?""我想，区区我这样的干部，值得这样人动干戈吗?他们明里是批我，暗里是批谁呢?这时，我已经预见到周恩来的前途多舛了。"



就这样，一心要在政治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凭借他的威权，轻而易举地挫败了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试图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国内的形势随之逆转。按照毛所定下的调子，一九七三年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元旦社论，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此后，批左成了政治上的禁忌，而反右则在报刊宣传中连篇累牍，不绝于耳。林彪事件后，政治上刚刚出现一点转机的局面，又重新回到一片肃杀之中。



这以后，周恩来虽说没有完全放弃他的努力，继续在某些方面对文革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但已经在政治上被捆绑住了手脚，很难再有大的作为了，况且随后他本人也自身难保，被毛泽东认为在政治上有异心，在外交上功高盖主而加以整治，经历了其晚年政治生涯中最难过的一段日子。



中美和解与"周恩来外交"风波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接近中午时分，中美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正在到来。在北京机场的停机坪上，已经年逾古稀的中国总理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站在瑟瑟的寒风中，等待着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到访。



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尼克松乘坐的美国总统专机"76年精神号"缓缓地降落在机场的停机坪上。为了凸显中美两国政府首脑第一次握手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美国方面刻意安排尼克松的随行人员先下飞机，并委派一名身材高大的保安人员把住舱门。



率先走出机舱的尼克松似乎有点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他三步并作班，还没等完全走下舷梯，就老远地伸出手，握住了周恩来那只带着伤残、永远只能端起来的右手。这样，两只分别从太平洋两岸伸出来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周恩来则把这次历史性的握手，对尼克松作了这样寓意深长的描述："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一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



然而，就在周恩来彬彬有礼地同尼克松谈笑风生时，他的内心却并不轻松，十分清楚在同美国这样一个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时在政治上所潜藏的风险。尽管这是毛泽东本人作出的决策，但毛的反复无常、翻脸无情也是他曾多次领教过的。尽管他在与美国打交道时十分小心翼翼，但到头来还是遭到毛泽东的猜忌和整治。



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主义"。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充满了火药味，对周的批判上纲很高，被戴上"投降"、"卖国"，"甘当儿皇帝"等大帽子。江青甚至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周想"迫不及待地取代主席"，大有在政治上置他于死地的味道。一时间，周恩来的处境岌岌可危，中国政坛上倒周的势头暗潮汹涌，山雨欲来。



让我们还是从被人们视为周恩来外交生涯的杰作--导致中美和解的"乒乓外交"谈起吧。



"联美整苏"构想的形成



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握手言和，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靠反帝起家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完全是被苏联逼上梁山的，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下，萌生了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念头。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美、苏三国之间战略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正好应验了这一说法。



二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美国和前苏联两个超强对峙的冷战格局。中国的政局乃至外交政策的演变，一直受到这一格局的斗刻影响。在国共内战中大获全胜的共产党在执掌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后，随即宣布了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这与其说是毛泽东对苏联情有独钟，不如说是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一种必然的选择。



然而即使在这时，中美两国关系也并未完全走入死胡同，双方仍留有若干可以转圆的余地。真正导致彻底关闭中美关系和解之门的是朝鲜战争。中美双方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互相残杀，创深痛巨，彼此之间结下了一时难以化解的仇结。



实际上，中美双方都是被这场由北朝鲜金日成挑起并且在背后得到斯大林支持的战争拉下水的，结果两败俱伤。美国固然"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给世人留下了"纸老虎"的形象。中国则更是这场战争的输家，虽然自称是"自愿"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实际上却是毛泽东为了打消斯大林对他所谓"扯皮白萝卜"的疑虑，即表面上的共产主义而实际上的民族主义，以便取得加盟社会主义阵营的许可证，以至在国内立足未稳的情况下，扮演了一个替老大哥和小兄弟火中取栗的可悲角色。中国在作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以后，不仅劳而无功，所获甚微，而且由于美国第七舰队在朝鲜战争爆发后随即开进台湾海峡，从而坐失了一举收复台湾的机会，铸成历史大错，影响至今。



相形之下，苏联则是朝鲜战争最大的赢家。它在把中国拖下水后，自己却一直避免直接卷入，躲在幕后坐山观虎斗，收渔翁之利。通过朝鲜战争，苏联一石数鸟：既利用北朝鲜打了一场代理人的战争，在东方牵制了美国而减轻了苏联在欧洲的压力；同时又阻止了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和解，让双方在战场上彻底撕破了脸。而且还趁机大发中国的军火财，把大量二战时期的剩余军火卖给中国，还要加上利息，大大地赚了一笔。



一九六九年三月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为中美两国重新走向和解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珍宝岛事件的发生或许有某些偶然因素，至今仍然无法弄清究竟是谁先开的第一枪，却是中苏关系经过五十年代短暂的蜜月之后急遽恶化，并且愈演愈烈的结果。



中苏关系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来开始持续恶化，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发展到国家关系的全面紧张，彼此之间激烈对骂，边境纠纷不断。两国之间的边境由原来的"有兵无防"或"有兵少防"发展到双方大兵压境，剑拔弩张，终于大打出手，彻底闹翻。



珍宝岛事件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变得十分险恶，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南北夹击，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特别是苏联在中苏边境大量增派部队，陈兵百万，虎视耽耽，对中国构成巨大的威胁。这种腹背受敌的处境，让中国领导层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对此，毛泽东曾向人表示："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也得横过身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战斗：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话虽这样说，其实毛心里也很清楚，中国像这样"横著身子"在两条战线作战，绝非长久之计，非被拖垮下可。



为此，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以往中国反对美苏并重的外交战略，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作法。实际上，早在珍宝岛事件之前，毛就已经开始把目光转向国际舞台，寻找在对苏斗争中各种可能的同盟军，珍宝岛事件以后更加强了这种紧迫感。谙熟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很快便从自己的老祖宗"以夷制夷"的传统中找到灵感，萌生了"联美整苏"的想法，决心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同远隔太平洋的美国缓和关系，利用国际间的合纵连横来对付北方近邻苏联，以减轻中国自身的压力。



一九七0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虽然九大召开在即，然而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背后，却是一个大乱过后留下来的烂摊子，各地仍然派斗不已，生产停滞，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荡然无存。一切都需重新建立。



偏偏在这时，中国又与强邻交战，整个国家面临的形势异常险峻。周恩来深知兵凶战危，中苏两国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扩大战事无异于玩火，会把整个国家拖入刀兵血光之中。因此必须严格控制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的规模。在这一点上，他和毛不谋而合。



苏联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这里有一个插曲：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方面担心边界武装冲突的事态发展失去控制，想与中国方面进行最高层次的对话，由柯西金亲自出面，试图通过中苏之间原有的热线电话，要求同毛泽东直接通话，谁知中方的话务员竟然未经授权，把柯西金大骂一通，说：修正主义份子!你是什么东西，配和我们伟大领袖讲话?随即把电话挂断了。



事后，周恩来严厉批评了这件事，并指示外交部以中国政府备忘录的形式做了补救，表示举行外交谈判的大门并未关闭。不过，一次可能的中苏之间最高层级的对话就这样夭折了。



毛泽东深知他本人是导致中苏交恶的始作俑者，党内亲苏派对此有不少反对意见。虽然经过文革，他们已被整得七零八落，但随时可能在强邻压境的情况下，死灰复燃，里应外合，对他算总账。这种担忧，是促使毛决心打开中美关系僵局更深一层的原因。



周恩来是党内同美国人打交道最多，也是最了解美国及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他与美国人交往甚广，其中既有总统特使、外交官、职业军人等政要，也有作家、医生、记者等平民百姓。尽管周与他们的政见不同，立场各异，但总能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推诚相见，保持良好的私谊。



珍宝岛事件后，主管中国外交工作多年的周恩来凭借其长期以来对国际局势的观察，已经看出原有的世界战略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调整自己外交战略的时机己经成熟。在考虑打开对美关系这一点上，他与毛泽东"远交近攻"的想法不谋而合，不过由于兹事体大，只能由毛本人作出决断。为此，周在九大前后，有意识地从大量有关国际局势最新发展的信息中，筛选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动向、重要评论以及若干可能的政策选择提供给毛参考。这既是周参与大政方针的决策时经常采用的方式，同时也往往能在不动声色之中起到影响毛决策的作用。



差不多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利用毛泽东让他给几位闲居在家中的老帅"找点事情做"的机会，为推动中美和解的外交布局下了一着颇有匠心的棋。九大后，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虽然继续当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是林彪以及毛本人在内，并不想让他们染指军队，决定军队的日常工作由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主持。



在这种情况下，这四位老帅的军委副主席职务形同虚设，根本无事可做，只好另外再给他们找点事做。周恩来在奉命办这件事情时，向毛泽东建议：由四位老帅召开一个国际形势座谈会，由已经靠边站的外交部长陈毅牵头，对当前国际斗争的重大问题发表见解，供中央参考。这个提议随即得到了毛的批准。



在推动中美和解的过程中，周恩来还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来排除中国内部的各种阻力和干扰。在那极左的年代，改善与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关系，姑且不论江青等党内文革派的态度，就是外交部内部也是阻力重重。



周十分清楚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设法为国家寻找新的出路。



在这种情况下，善于见机而作的周恩来开始有意识地把尼克松访华作为摆脱文革困局的一次机会，着手改换国内的政治气氛。他下令各地进行政策教育，降低宣传上反美的调子，清理街头上过左的标语口号，恢复在文革中被破除的老字号店名，等等。这种做法亦被毛所认可，因为当时毛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也急于要在外交上打一个胜仗，来转移国内的视线，掩盖文革的败局。



当然，周恩来很清楚这样做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因此格外小心翼翼，掌握其中的分寸，决不越出毛泽东所允许的限度。周氏这种临深履薄的心情，在西方新闻界因"乒乓外交"和基辛格秘密访华而对他备加称许后表现更甚。他深知这是最容易冒犯毛的地方，为此专门批评了新华社在《参考资料》上登载西方报刊吹捧他的文章，说："吹我的，读了讨厌"，要求今后切实改正。



同时在接待工作中，周恩来处处注意把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到毛泽东的身上。在这次设宴招待基辛格一行的即兴祝酒词中，他特别强调：中美两国关系中断二十二年之后，现在在两国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章，这应该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用这种方式向外界表明：掌握中国外交的是毛而不是他，以免喧宾夺主，惹毛不快，招致猜忌。



尼克松访华以中美签署上海联合公报而告结束。以此为标志，中国成功地突破了文革后乃至建国以后外交上的困局，从开始的"一边倒"和后来的"反帝必反修"的自我孤立中走了出来，为自己创造了更大的国际空间，影响深远，奠定了日后中国融入世界，对外开放的基石。而且改变了二战后国际政治的格局，确立了中、美、苏的三角关系，取代了原有的两极冷战格局，给整个世界以重大冲击，由此揭开了结束冷战时代的序幕。



与此同时，通过这场举世瞩目的外交大事件，周恩来个人的国际声望也达到了其整个外交生涯的巅峰。一时间，整个世界为他的才能、神采和魅力所倾倒。虽然周本人总是不断地利用各种场台，一再提醒外界毛泽东才是中国外交真正的主角，从始至终掌握着中国外交的大政方针，整个西方外交界和新闻界却仍然按照他们的理解，把从文革冬眠状态下重新复苏的中国外交称为"周恩来外交"，继续连篇累牍地对他大加赞扬，而丝毫不知这种作法将会对周本人造成的伤害。



周恩来这种尴尬的处境，只有极少数西方政治家才能体会出来，观察到在上述一片"捧杀"声中，周氏内心的忐忑不安。尼克松便是其中之一。他在访华结束后，谈到对周恩来的印象时说："他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功高盖主

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好评如潮，把中国外交说成走"周恩来外交"时，不禁醋意大发，由此萌生了要整治周的念头。毛的这种想法，随着他发现周在实际工作中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企图扭转文革以来国内政局的方向后而益发强烈起来。周由此大祸临头。

尽管周恩来行事如此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处处把自己隐匿在毛泽东的阴影之中，但到头来还是犯了中国政治上的大忌，因声名震主而在劫难逃。在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在外交上打了大胜仗，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稳住了文革败局的阵脚，在政治上帮了毛的大忙。然而，为此出了大力的周氏非但没有受到奖励，反而因为在海内外声誉鹊起而招致毛的猜忌，大祸临头。

可以说，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由来已久，想整周的念头也不是一朝一夕了，但事到临头都被周氏一一化解。

长期以来，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直是第三号人物，这使得他能够在建国后频繁的党内斗争中相对超脱，避开了与毛发生直接的利害冲突。然而，林彪事件后，周却被历史推上了党内的第二把交椅，虽然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不过这让嗜权如命的毛放心不下，必欲整治而后才能心安。

毛泽东本来就生性猜忌，林彪事件对他心理上的重创，使得毛更是变本加厉，疑心大起。他看到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在内政外交上连连得分，在政治上越来越得人心，而他本人却受林彪事件所累，威望大为跌落，心里很不是滋味。

早已习惯于唯我独尊的毛决不允许任何人的威望超过他本人，哪怕是有这种可能也不行。尼克松访华时，毛非常注意西方舆论界对这件事的反应，不断让王海容、唐闻生等人收集翻译西方主要报刊有关这方面的评论。当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的好评如潮，特别是把中国外交说成是"周恩来外交"时，不禁醋意大发，而且简直是有些忿忿不平了。尽管周本人一再声言毛才是中国外交的主角，然而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的毛，却不能容忍让别人分享乃至夺走外交胜利的光环，由此萌生了要很狠杀一下周恩来威风的念头。毛的这种思法，随着他发现貌似忠顺的周恩来在政治上有异心，在实际工作中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企图扭转文革以来国内政局的方向后益发强烈起来。

更让毛泽东感到事不宜迟的是，十大召开在即，在政治上面临着重新选择接班人的问题。党内外多对毛抬出王洪文这样的"儿童团"来作接班人感到接受不了。相反，主张由周恩来顺理成章接班的呼声却很高。这成了毛的一大块心病。他好不容易才把自已在病重期间向周交权的事抹掉，又怎么可能再把权交给他呢?

为此，毛泽东决定选择在十大召开之前，以"敲山震虎"的方式，狠狠敲打周恩来一下，拿他掌管的外交部开刀。这样，既可打掉周在外交上的威风，又可借机在政治上给他脸上抹黑，为抬出造反派出身的王洪文作为接班人铺平道路。

一九七二年六月，美国和苏联签订了关于防止核战争和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等协定。这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件大事。为此，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求见周恩来，面交尼克松致周氏的信件，并通报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外交部为此起草了周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经周恩来修改后送毛泽东审阅。

一直想找题目做文章的毛泽东阅后，将周恩来所修改之处统统勾去，认为口气太软，腰杆不硬，并传话给外交部，说："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斗争"。这在党内斗争术语中意味着犯了右的错误。在文革那种凡事左三分的年代，这是分量很重的批评。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恰好就在这时，外交师主管对美关系的美大司就美国和苏联达成防止核战争协议后的世界形势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刊登在外交部的内部刊物《新情况》第一五三期上。文章在分析美、苏之间既勾结又争夺的关系时，更多地强调了美、苏两国正在企图勾结起来主宰世界的一面。

其实，这并不代表周恩来对这个问题的全部观点，更准确地说，美、苏之间同床异梦，钩心斗角，在争夺世界霸权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周氏看后认为其中有些分析写得不错，值得一看，便向外交部打了招呼，要他们参考这篇文章。

当时担任"主席联络员"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获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正在处心积虑敲打周恩来的毛这下抓到了继续往下做文章的题目，而且火气很大。平心而论，毛在实施"联美整苏"策略时，并不真正相信美国方面对中美和解的诚意，一直怀疑美国借此打"中国牌" ，"踏在中国的肩脖上向苏联跳"。这次美，苏签订核协议，彼此之间打得火热，令毛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更令毛泽东大为光火的是，这次外交部搞出来的"屁文件"居然跟著西方的舆论跑，渲染什么"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根本不提他关于"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论断。在毛看来，外交部的这种做法，完全是周恩来在暗中与他唱对台戏，企图在外交上搞自己的一套。毛本来就因西方新闻界大加渲染的"周恩来外交"一直耿耿于怀，这样一来，更是火上浇油，非要大大发作一番不可。

于是，毛泽东决心施以重手，彻底打掉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威风。他在接获王海容、唐闻生报告的第二天，严厉地批评了《新情况》简报和外交部的通报，甚至使用了"放屁一通!"之类的粗话，以表达他的强烈不满。毛在大发一通火之后，仍觉得意犹未尽。七月四日，他又亲自召见负责起草十大政治报告的张齐悟和准备作为接班人培养的王洪文，在谈话中继续发挥，又把外交部狠批了一顿，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批周，但矛头所指已经呼之欲出。这里，不妨照录几段：

"都说此文不错(指《新情况》第一五三期简报-一作者注)。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指外交部--作者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了他们的贼船。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毛泽东这篇谈话，表面上虽是即兴漫谈，海阔天空，通篇重点却是冲着周恩来的。不过故意藏头露尾，指桑骂槐，要害的地方用语很重，露出杀气，已经大大超出了对一般工作中错误的批评，像"贼船"、"搞修正主义"的提法，都足以在政治上致人于死地。

其中有关"贼船"那段话，毛原话是这样说的：不要上乔老爷(指乔冠华-一作者注)、姬老爷(指姬鹏飞一-作者注)的贼船。谈话记录后经毛的修改，删去了"乔老爷、姬老爷"的字样，改为现在这样。关于这一点，王海容、唐闻生后来在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时，特别向与会者作了说明，解释了"上贼船"这句话的来龙去脉，说主席当时用"乔老爷、姬老爷"的说法，指的就是周恩来，因为乔、姬两人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根本没有资格当贼船的老板，能够当得上贼船老板的只有林彪那号人物。

毛泽东在放出"上贼船"这番话来的时候，周恩来本人正在玉泉山接受治疗。一九七二年发现周患有膀胱癌后，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病情发展得很快。一九七三年二月初开始出现了肉眼血尿，整个事情已经无法再瞒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不得不对周本人讲出实情，并批准医疗组的治疗方案。为此，周在三月十日住进玉泉山，接受了第一次榜胱镜检查。

尽管汪东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命令医疗组只准做检查，不准电烧，但是医疗组的专家们在这次检查中还是悄悄地给周恩来做了电灼术，烧掉了他膀胱内的癌症原发病灶。之后，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定期对周进行膀胱镜检查、电灼术和灌药治疗。
七月四日当晚，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七四谈话"的内容。毛措辞严厉的批评，让不知内情的政治局委员们十分紧张，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周恩来当时刚刚做完治疗，见毛对自己主管的外交工作进行这样严厉的批评，不敢有丝毫耽搁，连夜给毛写检讨，并把他此前写给外交部的信和外交部的检讨报告找出来一并报送给毛。

毛泽东似乎还嫌这样做得不够，又授意负责起草十大政治报告的张春桥把他在"七四谈话"中批周的点睛之笔一"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的意思，写入十大报告之中。通过此举，毛泽东不仅给周恩来的脸上刻上了"右倾顽症"的标记，并且在十大政治报告中立此存照，为其后继续做文章留下了伏笔。

果然，批周这场戏并没有结束，更确切地说，才刚刚拉开序幕。四个月后，在毛泽东的一手策划下，已经在劫难逃的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到严厉的批判斗争，经历了其晚年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场劫难。

政治局批周会议

事情的起因还是出在中美关系上。毛泽东抓住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中的"纰漏"，亲自出马，为蓄意已久的批周敲响了开台锣鼓，指周对苏联怕得不得了，擅自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如果苏联人打进来了，他要当儿皇帝!随后下令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的"右倾投降主义"。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中旬，基辛格第六次访华，而且是首次以美国国务卿的身份前来的。按照以往的惯例，周恩来总是先陪同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由毛定下调子，然后再同美方举行正式会谈。这一次多少有些不同。十一月十一日，周先与基辛格举行了第一轮会谈。

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会见了基辛格，谈话的主题是"联美整苏"。作为精明而有眼光的政治观察家，基辛格已经觉察出这次会见时的气氛异常，他在日后写的回忆录中，对毛刻意要让外界了解他才是中国外交真正的主角这种心态作了惟妙惟肖的描述，这为周恩来遭受随之而来的横祸，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注脚。基氏这样写道：

1973年11月12日，星期一，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新奇的是，毛泽东用明确的语言代替了他通常使用的、富有特点的隐喻--虽然他的谈话和我前两次同他会见时一样是简短的、苏格拉底式的。这一次，他不想让周恩来为他转弯抹角的话补充实质性内容；他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他并不满足于指明总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线图也画出来。

周恩来当然更会注意到这一点，知道毛泽东近来对外交工作的敲打，火气是来自嫌他在外交上喧宾夺主，抢了锋头，要向外界显示毛本人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这才是毛接连批评外交部的真正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周在随后同基辛格的会谈中，更加谨言慎行，处处把毛放在前面，同时严格按照毛谈话的口径，表态回答问题，并没有失当之处。

然而，就在这次访问的最后一刻，突然横生枝节。十一月十三日在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提议，希望再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正是这次临时会谈，触发了一场对周恩来酝酿已久的批判斗争，演成中国政坛上的一场轩然大波。

如果说毛泽东在此之前，一直想整周恩来，但苦于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借口而屡屡搞不下去的话，那么这次他确实抓住了周的"辫子"，显得"师出有名"。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十一月十三日晚，当基辛格提出临时动议后，周因事起仓促，来不及请示毛，而作为东道主也不便回绝客人的提议，便连夜与基辛格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的问题又举行了一轮会谈。当时只有中方的翻译唐闻生和美方的温斯顿·洛德在场。会谈结束后，周当场并没有表态，只是表示要请示报告中央，在基辛格早晨登机前再给予答复。

然而，令人感到蹊跷的是，事后证明，周恩来并没有请示毛泽东，便在第二天早晨答复了基辛格，表态说：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这就是后来指周在对美外交中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事先不向毛泽东请示，就擅自接受了美国核保护伞的由来。于是，根据毛的提议，在政治同内部展开了对周的批判斗争。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周恩来做出这种鬼使神差、不合情理的事情来呢?倒是负责照料他日常生活的警卫秘书在《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一书中，道出了其中的隐情-一原来周当时曾打过电话向毛泽东请示，但被告以"上帝正在睡觉"。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