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懺悔錄》是盧梭的認罪錄，不僅诚實記下自己過去大半生的罪過，更詳錄其悔恨之意，痛感社會敗壞，沾污純良的心靈，蠶蝕掉美好的生命。當回到祖國日內瓦，經歷一次靈性更新後，他再行適應了改革宗的嚴謹教會生活，並以加爾文所設計的日內瓦，作為政教合一的神權共和國模範，觀念趨保守，甚至反對設市劇院，認為將敗壞當地單純的民風。他主張返樸歸真，不贊成競奇逐巧的科學與藝術，因此受知識界排擠；他抨擊政治操縱科學、藝術，弄權谋私，復受權貴打壓。這些都可以理解，但為甚麼他晚年虔诚奉教，並以言行維護宗教，最終反而遭教會厭棄呢？

要明白箇中原因，便需了解一點神學。前文我們談過，《懺悔錄》的背後，實是套「原罪﹣認罪﹣贖罪」的教理，盧梭本人應明其道，但他不要說教，而是願意懺悔其實，袒裼裸裎一己的靈魂，看到本身原是罪人，澈底認罪，贖罪復和，與神與人同修于好。他非欲講神學，只純由經歷寫下感受，但無不是具體而明的親證，可作神學道理的註腳。但當時教會的著眼點卻在表面字句，看緊言論的神學是否正統。盧梭說童心純良，然為社會污染，加爾文派便要追問，那你承不承認人本有原罪？人類已「徹底墮落」？他們見他的書常說人之初自由快樂善良，但從有社會和私產開始，人變得爭權奪利。而教會強調人類之原罪，隨始祖亞當的過犯而來，住在人裡面，你盧梭怎麼不講？盧梭不是神學家，不提原罪未等于不承認原罪。人類生來曾敗壞過，使世人身不由己，傾向犯罪，這些盧梭可有否定呢？人性中有惡，同時人性中也有善，只是天真的良善，經不起環境考驗，故他坦認自己終於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唯加爾文派仍未放心，你即使承認有原罪，何以仍言人性有善？你是否暗自主張人類並非徹底墮落？需知道這原罪的教義，雖為公教、新教的共同信仰，可是天主教只言人性受重創，並不贊同更正教隨意使用「徹底墮落」說明「原罪」的境況，這描黑人性的表述，在新教中改革宗尤為執著。公、新二教依聖經同承認「原罪」original sin，看人人由始祖遺傳與生俱來，本有犯罪傾向的罪性。正教及所有東方教會，只說「祖傳罪」ancestral sin，以人受始祖犯罪影響帶罪而生，自也犯罪，但毋須負祖宗犯罪之責，「原罪」一詞易招誤解，以為人人都生而要為祖宗的過犯擔罪。我們生來都會犯罪，本性中有惡，人類在此乃一存有論的整體，樹根腐爛，枝葉皆病，若要醫治，仰賴救贖。這病在東方教會稱祖傳罪，西方教會則言原罪，實指人有罪性，概屬人性的問題。人類性惡，與罪結合，不能自拔，故需要救恩，此為東、西方基督教的共同教義。這不等于基督教必否定性善，看人性只惡無善。上帝造人，按自己的形象和樣式完成後，隨說這「甚好」，不是一般的好，故人之初性本無不善。但自人類墮落，祖傳本罪令人性整體偏惡，人普遍陷入敗壞狀態，無法唯靠自己的能力解脫。然這也並不即認為，人都毫無良心，忘義背理，沒有討人喜歡之處，事事必定唯利是圖，時時要與創造主作對。故公教雖說原罪，卻慎言「徹底墮落」，理由在此。盧梭受過公教影響，與傳統新教看法自有別。

新教一般接受「徹底墮落」的道理，解釋卻會不同。加爾文在「徹底墮落」一說上主張最力，講法也最絕對，不留餘地。他的思想是從馬丁路德因信稱義而來：人類無法自義，完全墮落，唯靠救贖恩典。然加氏另補充說，人自亞當以來全盤敗壞，上帝無條件揀選人得救，基督贖罪之功預定給他們，凡恩典臨到人無以抗拒，一旦蒙恩之人必永保不喪失。他要講人得救贖，全非因自己本事，唯出于天恩的預選，彰顯上主的大能與主權，一般公新教概無異議，但是否要把人說成墮落至極，一無是處？就算改革宗裡也不能盡同意。最著名的是亞米紐斯Arminius，他是加爾文的忠心追從者，讀聖經之後便奉加爾文的聖經註釋為圭臬，他也講人徹底墮落敗壞，但保留自己的看法。上帝的主權大能救贖恩典預定揀選，他一概堅持，然他同時又認定，當上帝面對人無助的處境，願意萬人得救，不願一人沉淪。祂的主權至上，預定在基督裡普世之人都可以承受救恩，祂也大能全備，預知預備人要蒙恩，但是即使如此，祂無法決定誰蒙恩，因人有上帝所賜的自由意志接不接受。個人無法靠自己的功德自救，然可憑上帝的邀請自決，拿出信心回應，既本乎充沛恩典也在于意志信心，支配自己的命运，並相信祂的看顧保守必持續，以意志去予配合，直到見主的那日。加爾文的「徹底墮落」說得太盡，在上帝老早預定的鴻恩之前，人除接受，似再無甚麼可做，亞氏說他的附註，僅為免造成令人呆若木石的恩典神學。不過極端的加爾文派對之口誅筆伐，亞氏及支持者再是申述，反給戴上「抗辯派」的標籤，後為荷蘭政治勢力介入，藉詞護教打壓政敵，波及信徒遭逼害，放逐下監以至被殺。人家神學教授及有信眾團體支持，下場尚且如此，個半世紀之後日內瓦盧梭單槍匹馬一介書生，他的際遇相對已不算太差了。亞米紐斯派的信仰，結果在荷蘭之外生根，新教衛斯理宗、門諾會、浸信會、救世軍、五旬節會等等無不留下他的教訓，今日流行的基要派福音派的救恩論，也主要是靠近亞氏一系。他們推崇的佈道家如芬尼Finney，雖為長老會牧師但不執著加爾文主義，放棄「徹底墮落」的講法，照樣到處傳教，廣受歡迎，盧梭如晚生百年，也就不會那般落泊了。

盧梭純從個人體驗，談見于身上以至人間的善與惡，表達傾慕美善懺悔惡行之意，沒有直接討論神學的原罪，是可以理解的，完全不去管墮落是否徹底，更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不過在這一基礎上，他首先提出人無必然性，人性可塑，這種思想，在當時卻確實石破天驚，其說影響後來的康德、黑格爾。馬克思，至今幾為通識。這種世俗經驗的理解，其實和耶教的原罪或與孔孟的性善，沒有根本的矛盾。因為人不是有原罪就甚麼都沒有了，傳統神學還講原義iustitia originalis，人雖墮落亦有未墮落之一面。創造主永遠賜給人的天賦不因一朝喪盡，多多少少良知理性反映在每一個人心裡，說出他原是上帝兒女。也非一主張性善人就無不善了，如儒家只是從不忍之仁心端倪傾向中，肯定人有向善成德之可能，還要人戒慎恐懼不可須臾離性命之道，才幸有寡尤寡悔之稍得，所以連孔子也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人存善惡兩面，耶教儒家所見略同。只不過宗教上為突顯贖罪之必要，與倫理上欲勉勵踐德之不懈，各須肯定原罪或性善，而為存有之實，使人于自以為是中番然改悔，迷途知返，歸主愛主；或于恓惶驚惑中重建信念，立身處世，知天配天。

正因盧梭的人性觀既具平常態又富現實感，不重複神學或倫理學的形而上存有論，展開的論述貼近民生，開創不一樣的人類學、教育學，和社會學、政治學。他認為人都自然本善，又易迷失從惡，社會為整體利益計，便想如何保護公民及其財產。但最初訂立的社會契約，常變相令有權者得到更多好處。馬克思很欣賞這個觀察，要去消滅私有制，此乃盧梭原初意料不到的結局。盧梭不以重拳摧毀重新再來能是唯一的解決，人天然賦有的既是平等的，而人自己的制度製造不平等，那便需重建落到實處的民約。民約的實現，要靠普遍意志，其公益心難以直接由基督教超然的靈性中引出，天國的法則若來成全當今屬世的德性，只宜間接透過公民宗教，借用少量的神學內容。此議引起加爾文派反感，人性徹底墮落，當賴真正的宗教救贖，怎可以提倡甚麼不三不四的公民宗教？然他何曾說不要真正的宗教呢？他本人就是皈依正信的見證，童年留下的一點天真善願，促使他雖敗壞沉淪，仍要浪子回頭。他認為公民宗教實屬必要，人即或一時未達宗教神聖的標準，也應有個做人的起碼標準，去盡公民義務，環繞這種平庸的信念，他稱公民宗教，以之作為宗教經常之權變。當然公民宗教不能空談，其實現寄望于教育中的自然宗教。內容可取基督教之教理簡化，先拿掉啟示神學的部份，重視人心自然的神聖聲音，不料此議又引起當時巴黎天主教的敬虔派嘩然。巴黎的自由思想泛濫，無神論者高談闊論，你這個不依神啟的教育如果真實行起來，那還得了，簡直是變 天啦！其實公教主流，比諸一般新教更重視啟示神學與自然神學平行實施。如耶穌會在歐美和海外傳教，辦校非常出色，無論是大中小學，興學一概體現這一精神，在教育上，先是一自然宗教多于神啟宗教。盧梭真是生不逢時命运多舛，巴黎遇上一班強調痛悔接受不可抗拒之恩寵的楊森派Jansenism修道士，雖留在公教內，但全講奧古斯丁神學，主張預定得救因信稱義，在法國教會中成為分離勢力，被耶穌會譏為加爾文派。若盧梭當時身處加爾文改革宗中的抗辯派，或跟隨公教的耶穌會，想都不必這般孤立無援。

啟示神學依據聖經和宗教經驗，但自然神學的基礎卻是理性和日常經驗，只從造物及其秩序裡獲得啟發。「造天地以來，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諸天述說上帝的榮耀，穹蒼傳揚祂的手段。要叫他們尋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實祂離我們不遠；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祂。」（見：羅1:20;詩19:1;徒17:27,28）故聖經特殊啟示已許自然啟示以地位，教人尊重生命，敬畏大自然，尋求造物主。自然神學的限度內，雖未足以成就救贖，全面恢復人類與上主的關係，但在無秩的生存狀態中，有助顯示萬有之源，發現當然之義，點燃信心之光。平信徒的盧梭自毋須講神學，主張先循自然教育培養必要的神聖感，俾使高貴的野人能做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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