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中國宗教，必是儒釋道；而一說三教，便想到四書五經、三藏五乘、三洞四輔的浩如煙海，博大精深。但落在坊間巷里，傳統的宗教，卻是「善書」的宗教，功格勵行，寶卷淑世，超凡證聖，盡都經此由博返約。碩儒錢穆講過，中國文化的特質，可以「一天人，合內外」六字盡之，亦可謂中國人之宗教信仰。此言由三教奧義領會，或玄妙難透，若轉從民間宗教了解，將更覺切事近理。牟宗三先生曾有道，中華文化，「五倫、靈明、皇帝」，儒釋道三教，會同于此一框架之內。這話看似簡單，實在精賅。要講文化，即民族的集團實踐，乃見凡得留傳下去的人文教化，必以教定宗，為因宗施教，不能少得了宗教。今之文化人雖談文化，卻多不管宗教，又怎可能瞭然明白呢？此「一天人，合內外」的儒釋道宗教信仰，寄寓于「五倫、靈明、皇帝」，成吾中華之文化，這才該是探入民族底蘊的一條可靠線索。

三教的天人、心佛、性命，本皆當透入二端之究竟，而為上、下縱貫關係。做人，踐仁以知天；明心，見性以成佛；養性，全生以立命。三教內探人、心、性，企慕「備于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人天、心佛、性命，都要待徹下徹上，達至天地萬物創化成毀有無幻變的本源。然而這修為，難一蹴而及便優入聖域，非可不慎防還有退墮的可能。只是當要窮極的上下縱貫，漸漸方便習作一內外橫攝的關係，由庸常、平凡、親切的體認中取證，終化民成俗，而為文化的普遍情態。庸言庸行，不是沒有大道理，但隨便拿大道理應付，臨事思想昏昏庸庸，行為庸庸碌碌，而當無事不是庸闇散漫的無為，便是庸人自擾的忽然有所作為，乃成民生之常態。人人都會小聰明，凡事差不多，得過且過，小處環境衛生民間驗方多如此，宗教之大事皆又如此。這往好處說，應是通俗了；但從上下關係的天人之際、心佛之間、性命之別都給扭轉到內外關係看，卻是隨同流俗，明清還有庸俗甚至薄俗的危機！

文化一般是依靠語文、民俗、社會、教團四方面的維繫。語文決定思維模式；民俗深化價值取向；社會承接並實化了思想與價值；宗教則導引思想向上，維護價值于不墜。然在我國，四者之中教團特別鬆散，基本單元非宗派，只是寺觀的修道團隊，難以綜合教義、教儀、教會為一體，可作宗教地超越，獨立于政治的權力建制與個人的血緣家庭之外，而作中介集團，緩衝地帶。中國的傳統文化設計，社會乃以家庭、宗族、鄉學為基礎，分擔了教團本應發揮的若干文化功能。民間常掛嘴邊的，是當下隱約還感到的一點天地良心的「靈明」，及身邊那些家族本位的「五倫」，最後是遠方天朝裡再由血緣關係擴大引申出來的「皇帝」。老百姓憑這三點認同，就大致構成了我們的文化，也即全民的信仰，一種實踐中的生活方式了。

有謂我們傳統不大在乎獨立的宗教性集團，立足現世人文，強調五倫、靈明、皇帝的思想，以代替彼岸超越的天道，乃民族文明早熟，宗教意識淡薄之證。這類論調，不外是合理化國人連宗教也馬虎而已！把儒釋道塞進五倫、靈明、皇帝此一框架，是三教的委屈，將倫常道德政治視同宗教，更是宗教的扭曲。結果明清以來我們的民俗宗教，不但丟失宗教應具的理性，反剩一堆迷信，口頭樂天知命，無欲則剛，心頭妻財子祿，世樂其尚。所謂文明的早熟，如乏循序漸進使宗教從容透顯理性而落實于人生，過快發育趨熟，不外少年老成，未老先衰，成了早衰。這宗教意識淡薄，並非甚麼精神進步的標誌，可能只不過是心靈庸闇的癥候。皇帝信仰，奉天承运的天子，為天下一家的大家長。這種準宗教的政治意識，家天下而混同國與家的國家觀念，終左右了文化生態。漢朝結合禮、族、戶，形成尊祖、敬宗、收族的基層小農社會。士人雖本出草根為石民之首，然散漫非為階級。歷代裁抑工商資本，同也不成集團。中層基層一體平鋪，士農工商名義貴為天民，實際乖乖做個順民外政治無所事事。明清科舉，制藝愚民，重靈明的道德，尊五倫的倫理，都給講成對權威的維護，再配合各種專政的國家機器，公眾領域中更難形成任何超血緣地緣的次生團體，可平衡上層的專斷，抵制領袖的獨裁。傳統儒釋道雖都作深刻的宗教省思、覺悟、練養，但仍難集聚為民間富實質的教團力量，其間當存在文化生態的政治一面原因，這不能單給說成是民族性生來即宗教意識淡薄的結果。因為政權對所有公民力量的過敏，包括宗教的教團，也得不到其他很多社會較容易享有的正常發展土壤氣候。教團發揮社會功能，為基層、高層下情上達的中介，作政府、人民矛盾的緩衝，對于我們從來就缺少經驗，也無從有機會認識其正面意義了。

相對西方，我們歷史表面很少政教關係的緊張，故也沒近代政教分離的議題，我們老早便以政為教，自不會想政教之離或不離。東周至秦漢，我們接受了天命不於常，五德運轉，欲正天下之位承其統者當修德，順天應人，否則一樣會遭變革天命。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惟天降命肇我民，此皆古訓。以民為本，君權在民，天經地義，我們早有慧識，其乃理性原則用于政治的自覺。只是民本不是民主，君權在民不是權力民授的民權，這裡有治道的合理，仍無確立政道的合理。治人者要以民為本，愛民如子，合情如理治人以保證君權，此屬治道的治權合理性，但不等于是政道的政權合理性。只問君權运用統治的合理不問君權建立體統的合理，政道權力的合法取得沒有合理的交代，結果凡有能力革命的自然被認為合于天命，合法性實際是放置于「力」而非真建立于「理」。故謂中國傳統政治「只有治道而無政道」，即指這政權尚未盡理而政道未能客觀化，故政治還有未充分按自己政治原則實現之一面。正由于此政治的人文化尚不澈底，革命仍暗含替天行道的神權意味，故治權雖講民本合理延續，但政權更替總無法作出合理安排。俗言成王敗寇，以力服人不以德，力勝則稱王才是硬道理。王者天子，壟斷圜丘祭天之禮，歲歲重演此政權合法的象徵而為定制。有權者更會自動變成「聖上」，儼然佔據道德高地，作之君亦作之師，能夠決定甚麼是對錯善惡。以政行教，這教既是德教的教，亦是政教的教，政治道德化乃至宗教化，允為中國特色。

我們確有理性的早熟，很快不深于宗教，浅試輕信為已足。但傳統也不諳于科學，粗通科技實用，無心窮理致真知。我們政治一樣未通透，最多走前一步明于治道，但仍存政道迷思，連政教是否當分的基本，也乏自覺反省，倒退又一步兩步。我們的文化經常是這樣進了又退，漸習無原則地折中，成超穩定結構。歷史一度的進步，以不變應萬變，剎那定格作永恒。兩漢獨尊儒術，拿經學包裝讖緯。文教禮法，賦與宗教意味，道術合流，經世致用，自此以往奠定儒教二千年國教地位。這既缺內聖保證的治權，更欠外王制度的政權，竟然要崇德行教。政治的德化教化，難以起正信，無以成真教。所以魏晉亂世，士夫儒表道裡，循老莊接通釋氏，安心立命還看佛、道。六朝證明以政行教不成功，故佛道為教興起救濟，皇權因應改為以政治教。國家從僧侶中挑選僧官，監管教團，南朝稱僧正，中央之下分地方；北朝叫沙門統，內分道人統與僧統，北周更設菩薩僧，為國行道。隋朝立國寺，大興寺駐菩薩僧與僧官，又分隋大統與外國僧主，各領國內外僧眾；道教玄都觀，一樣國家色彩濃厚。唐代僧官制度更完善，中央崇玄署總轄僧道，天下諸州各設一觀一寺，宣揚帝德，為國祈福。宮廷設內道場辦佛事，延請高僧為帝講經；修玄元廟興玄學，置博士開科，定道舉取士。唐朝政權不只管理宗教，還要吸納教理，宣揚教義。宋代除僧官之制外，官府更測試童行，批準得度，少年由出家入佛門到剃髮受戒為沙彌，定要有政府頒發度牒為文憑才算數。後來度僧不必通過背誦經文多少百頁，皇室誕忌之日有特恩，甚至進納銀兩，都可得度，維護教團初衷竟變教團之腐蝕。官方為道教內設修道道階廿六級，外置道官廿六等統管。宋帝更好冊封仙聖，敕賜寺匾；京師建玉清昭應宮，宰相領之；地方各路遍置宮觀，退職大臣封號祠祿加以督理。金、元外族統治，佛道寵辱互見，一時皆隨帝王喜惡疑信，逾越以政統教的制度。然專制的歷史澱積一到明、清，借文治精巧的治術回朝。明清初設善世玄教二院，給僧道度牒，復于京師置僧錄司道錄司分掌天下僧人道士，外府州縣又各有職司監管其事。此外太常寺社稷之祭，神樂天地神祇之祀，不相統屬。不僅體制，獨裁之下大皇帝的道德化宗教化，勢頭變本加厲，民間的良知虔敬備受壓力。稍有不受管束的信仰，即受警誡，民間以善書為教，亦不能例外。民以功過格各貴其心，不依他力，艱難應急，自謀身家，追求世樂，不成問題。但寶卷思想要救渡眾生，秘密宗教結社谋事或欲奉持，官方定作邪書，查禁不遺餘力。到民國學者搜集，餘數僅剩百本。近人再全面追查國內外公私收藏，才知尚幸存千五百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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