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历史与疆域归属问题补议 徐德源 　　 关于高句丽的历史与疆域归属问题,学者之间至今还存在着不同意见和分歧,诸如归属的标准问题,历史文献资料的选取,高句丽王国不同时期的政治地位及其与历代中原王朝之间的政治关系和战争的性质,对隋唐诸帝的高句丽政策的评价,高句丽疆域与历史的继承等等,在这些问题上,既存在着差别乃至在根本立场一致前提下的分歧,也还有认识不明确和论证不充分之处。笔者在高句丽归属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总体上不敢说还有什么新创见,只想在微观方面提出一些增补性的议论。 一、 箕氏朝鲜历史与疆域的归属是确定高句丽王国历史与疆域归属的远因条件 公元前1世纪后期,高句丽兴起于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这个地方最初的谁属是确定高句丽归属的关键,即若是这里自来归属古代中国,那么高句丽的历史与疆域就自来归属中国;如果这里原来不属于古代中国,那么高句丽就从来不属于中国。而认定玄菟郡地方原来归属的历史前提则是关于卫氏朝鲜和箕氏朝鲜的归属问题。然而,朝鲜半岛部分学者认为,高句丽与“古朝鲜”是一脉相承的朝鲜历史上的重要王朝。①这个所谓的“古朝鲜”是由公元前7世纪出现的“古王朝”和公元前2世纪初取代“古王朝”的“满王朝”构成的。 从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来看,这个所谓的“古朝鲜”是不存在的。朝鲜学者对“古朝鲜”的判定,不仅缺少开国始祖的记载,而且所引用的史料,诸如所谓“古朝鲜”的都城王俭城、“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朝鲜与古燕国之间的关系、燕人卫满与朝鲜的关系等等,也都说的是箕氏朝鲜的史事。所以,所谓的“古朝鲜”实际上指的是“箕氏朝鲜”和“卫氏朝鲜”。为了说明历史上确曾存在过一个所谓的“古朝鲜”,他们甚至从根本上否认中国历史文献中关于箕子东走建立朝鲜侯国这一史实。至于所谓的“满王朝”,说的就是燕人卫满建立的“卫氏朝鲜”。企图通过避讳其汉姓“卫”,只称其为“满”,名之曰“满王朝”,来否定属于中原王朝的“卫氏朝鲜”的存在,这当然更是站不住脚的。 由于高句丽族和高句丽王国的兴起与卫氏朝鲜乃至箕氏朝鲜都有直接的连带关系,而且朝鲜学术界在判定高句丽归属于朝鲜半岛国家时也已经追本溯源到所谓的“古朝鲜”,实际上是箕氏朝鲜和卫氏朝鲜。因此,要有力地判定高句丽的历史与疆域归属问题,就必须弄清楚箕氏朝鲜和卫氏朝鲜的归属的问题。笔者不仅肯定箕氏朝鲜确实存在,而且认定其为中国先秦时期的地方诸侯国,其历史与疆域都归属于古代中国。 根据《尚书大传》、《史记·宋微子世家》、《汉书·地理志》等中国古籍记载,商周之际,商朝贵族箕子与周武王之间有一段政治交往关系,箕子受周封于朝鲜并朝周是其中最主要的情节。根据西周初年的政治举措,可以肯定周武王的确封箕子于朝鲜。周武王克商后,为了稳定社会,建立新统治秩序,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其中在地方行政方面是实行封侯建国的分封体制。史记·周本纪》载有“武王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封殷后为诸侯,属周。周武王崩,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于宋,以续殷后焉。”在周武王的一系列施政措施中涉及箕子的,《史记·宋微子世家》说:“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箕子答武王问而述“洪范”),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其后箕子朝周。”《尚书大传》说:“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武王因其朝而问‘洪范’。” 上述三则史料都记载有周武王实行分封的史事,后二则史料都记载了箕子同周武王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周武王“释箕子之囚”,“访问箕子”和箕子演述“洪范”,“箕子走之朝鲜”,“武王封箕子于朝鲜”以及“箕子朝周”等相同的内容。但是,二者的记载有明显差别。《尚书大传》的次序是释箕子之囚、箕子走之朝鲜、武王以朝鲜封箕子、箕子朝周、武王问“洪范”。《史记·宋微子世家》的次序则是武王访问箕子、箕子演述“洪范”、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朝周。国内外一些学者以两书记载不同作为首要理由,否定箕氏朝鲜的存在,笔者以为未免武断得过分了。严谨的态度应当是不仅看到两书记载的差别,尤其应该重视两书记载的共同之处,即在箕子与武王之间的关系上都包括武王会见箕子、箕子演述“洪范”、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朝周等四件事。再对照武王“封殷后为诸侯,属周”和武王死后封微子于宋的事实,可以肯定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是历史事实,否定论是没有充分根据的。至于《史记·宋微子世家》所载箕子演述“洪范”是在受封前,《尚书大传》所说是在受封之后,这个差别并不难理顺。在殷纣王的四个重臣微子、箕子、比干和商容中,比干已死,所以周武王只能以“封比干墓”予以表彰;商容已被废不能用事,也只能“表商容之闾”②予以褒扬;通过表彰、褒扬这两个重要人物以缓和前朝人士对新朝的对立情绪。微子和箕子都被周武王释放,微子被周武王“复其位如故”③。而箕子是名扬一时的商朝“三贤”之一的重要人物,又很有政治见识,对于周武王巩固新政权是个用得着的人物。可是,按照《尚书大传》的记载,武王“释箕子之囚”后,却没有再对其做任何表示,白白让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周武王竟然不知道箕子离去,及至“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这在情理上似乎说不通。周武王既然对与箕子具有同等地位的比干和商容都立即予以表彰、褒扬,既然已经将微子释放,恢复了政治地位,那么将箕子从遭囚禁中释放出来,就应当在使用安排上有所考虑,怎么反而会冷漠箕子,以至造成使箕子不辞而别离去的后果呢?近乎情理的还应当是《史记·宋微子世家》所云,释箕子之囚后,武王访问箕子,听取箕子对安邦治国的政见,箕子答武王问而演述“洪范”。《尚书·洪范篇》讲得十分明确,周武王克商,在处理完诸般事务后,班师返回镐京时“以箕子归,作‘洪范’”,即带领箕子一起回到镐京,箕子作了“洪范”,然后封箕子为朝鲜侯。所以历史的事实应该是箕子对周武王演述“洪范”在前,受封于朝鲜在后。《尚书大传》说的“箕子受周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和《史记·宋微子世家》所载武王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其后箕子朝周”,也并不是根本性的差别,毕竟都说到了箕子朝周的事实,其所以从“不臣”到“朝周”,从司马迁评论箕子对待西周新王朝的态度和情感上可以解释清楚。从司马迁的记述来看,箕子对西周新王朝并无敌视态度。鉴于殷纣王的无道,他显然希望新朝的统治应该有道,所以当周武王问到“殷何以亡”时,箕子侃侃而谈,讲述了长篇的安邦治国大道理“洪范”,这是给周武王的施策出主意,可以说箕子对新朝统治者的态度是友善的。但箕子毕竟是前朝遗臣,又是纣王的亲戚,正统的政治立场和家族观念使他一时转变不过来,不愿意立即臣事新朝而出走,即使受封也“不臣”,即一时未按照封侯建国的宗法关系“来朝”。后来观念有了转变,于是改变了“不臣”的态度,回来“朝周”,履行了接受封号的正式程序,终于承认了自己是西周王朝的诸侯。 关于箕子在文王十三祀即武王在位第六年春天离开镐京走之朝鲜并在同一年回来朝周的理解并不一定能成立。箕子朝周不一定是在《尚书大传》说的文王之十三祀,即周武王在位的第六年,还是司马迁说的比较准确,是“其后箕子朝周”,即不是在周武王在世时,而是其后,若是在周武王在世时,司马迁就不会说是其后了。箕子受周封和朝周既然并不在同一年,就不必担心箕子去来的时间不够,而是有足够的时间往来于朝鲜半岛和中原之间。箕子朝周后,大约没再回自己的封国朝鲜,他过殷墟时非常伤感,可能不久死去,并埋葬在殷墟附近地方,这就是今河南商丘的箕子墓。箕子虽然回到了中原,但他的后代却始终留在朝鲜,世代统治这个侯国。总之,关于周武王与箕子之间关系的顺序,笔者的判断是:武王释箕子之囚,以箕子归,访问箕子,箕子演述“洪范”,箕子受封于朝鲜,先是“不臣”,其后朝周,总而言之是向西周王朝正式履行了诸侯对天子之间的宗法关系程序,承认自己是属于西周王朝的诸侯。这一判断既驳斥了箕氏朝鲜否定论,也证明了箕氏朝鲜不是朝鲜古代王朝,而是属于中国西周时期的诸侯国,因而其历史与疆域均归属于古代中国。 战国时期,东周王室衰微,北方的诸侯国燕国想“自尊为王”,箕子之后朝鲜侯与燕争雄“亦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④。这件事与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打出“尊王”旗号争很相似。由此可见,从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直到公元前4世纪,他的后代朝鲜侯即使自称王,仍然继续尊奉东周王室,以其诸侯自居。 前辈学者金毓黻先生在三四十年代所著《东北通史》上卷一书,以翔实可信的历史文献资料,作出了箕氏朝鲜的历史与疆域属于中国史的论证说:“吾谓,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以开拓东北之疆域,一如太公之封于齐,召公之封于燕,盖当时之一蕃国也。试就《魏略》之文考之,称箕子之后曰朝鲜侯,则其先世必膺五等爵之侯封,如鲁君之称鲁侯,齐君之称齐侯也。燕亦侯爵,战国时僭称王,而朝鲜亦自称王,则朝鲜之与中国北方之燕,地丑德齐又可知,是时中国诸侯之称霸者,必尊周室以自重,而朝鲜亦欲兴兵击燕,以尊周室,则其所处之地位,正与中国之诸侯等。近人不查,多视箕氏朝鲜为东夷之一,与后来之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等,此实大误。箕氏朝鲜为汉族所建之藩国,实占汉族开拓东北史上重要之地位,不得以其国都远在鸭绿江东,而存歧视之见也。”这实际上是对此前日本学术界将箕氏朝鲜纳入朝鲜历史的反驳。 有人说,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中间有七百多年,箕氏朝鲜的历史情况连一点记载也没有,仅仅“尊周室”一点不足以说箕氏朝鲜属于古代中国,要说箕氏朝鲜是中国的,总得有历史上的连贯记载才行。无独有偶。《史记·燕召公世家》从召公受封于燕到第九代是燕惠侯。燕惠侯治世恰在西周“共和行政”时候,燕惠侯二十四年正是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从召公受封到此时足有三百多年,同样是一点历史记载也没有,连这中间的几代燕侯的称号和名字都没有,《史记·燕召公世家》“索隐”说:“自惠侯以下皆无名,亦不言属”。历史文献对古燕国的记载同样是很不连贯的,可是治中国古史者却没有谁因此而否定过古燕国的存在,更没有因此而否定过古燕国是西周分封的地方诸侯国,没有否定过古燕国的历史与疆域归属古代中国。既然如此,也就不能因为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七百多年间没有任何有关箕氏朝鲜历史的记载而否定箕氏朝鲜的存在,否定箕氏朝鲜是古代中国历史上的地方诸侯国。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箕氏朝鲜否定论者否定来否定去,并不在于《尚书大传》和《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上的差别,他们否定的恰恰不是差别,而是两篇历史文献记载的共同之处,即箕子受周封建立朝鲜侯国这一要害性的历史事实。因为承认了这一事实,就得承认箕氏朝鲜是西周分封制体制下的古代中国的地方诸侯国,从而不仅不得不承认箕氏朝鲜的历史与疆域都属于古代中国,而且也必定得承认继承箕氏朝鲜统治权力的卫氏朝鲜的历史与疆域也归属于古代中国,进而也就必须承认兴起于设置在卫氏朝鲜旧域上的玄菟郡的高句丽族及其王国的历史与疆域也归属于古代中国。否定论者竭力否定箕子受周封建立朝鲜侯国这一历史事实的用心就在这里。 二、 卫氏朝鲜历史与疆域的归属是确定高句丽王国历史与疆域归属的直接前提 笔者认为,卫氏朝鲜是西汉前期的地方诸侯国,其历史与疆域归属于汉代中国。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最后阶段是消除雄据北方的诸侯国,但灭燕、灭齐大约可以认为不是统一过程的终结,秦始皇似乎还有要解决远在朝鲜半岛上割据的箕氏朝鲜的意图,秦始皇东巡和在今山海关以北建立规模庞大的行宫就是力证。但由于秦始皇实行暴政,激化了阶级矛盾,使秦朝在农民战争中迅速覆亡,因而未来得及消除箕氏朝鲜这个前朝遗留的地方割据势力,或许可以说秦始皇并未能彻底完成中国的政治统一。汉高祖刘邦在楚汉战争和建立西汉王朝之初分封了一些功臣,在关东建立了几个王国,即所谓汉初“异性诸侯王”。这些王国严重威胁着中央政权,并相继造反,遂被逐步铲除。其中燕王卢绾于公元前195年造反逃奔匈奴,他手下一个叫卫满的汉族人亡命到箕氏朝鲜。秦汉之际,由于中原战乱,燕、齐、赵民避地朝鲜可达数万口,卫满遂得借以积蓄政治实力,于公元前94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箕氏朝鲜王箕准,自立为朝鲜王,这就是“卫氏朝鲜”。卫满是汉族人,他作为汉初一个诸侯王国的政治代表取代古代中国一个旧式诸侯国的政权,并继承了其原属中国的疆域,又增加了大批汉族居民,而且已经由“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⑤,即已经臣服于西汉王朝,所以卫氏朝鲜显然是属于汉初中国的一个地方诸侯王国,其所辖疆域当然属于汉代中国。朝鲜学术界为了否认这个历史事实,竟毫无根据地说卫满是“古朝鲜”人,硬要去掉即隐讳其汉姓,把卫氏朝鲜篡改为由古朝鲜人自己建立的所谓的“古朝鲜”“满王朝”,将其纳入本国历史,从而把它的疆域纳入自己的古代版图。这显然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际,是篡改历史。 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于高句骊侯驺。严尤奏言:‘貉人犯法,不从驺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安慰之。今猥彼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馀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馀、秽貉复起,此大忧也。’莽不慰安,秽貉遂反,诏尤击之。尤诱高句骊侯驺至而斩焉,传首长安。莽大悦,下书曰:‘……其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布告天下,令咸知焉。’”随后《三国志·魏书·东夷高句丽传》曰:“王莽初,发高句丽兵以伐胡,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为盗寇。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县归咎于句丽侯驺。严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于驺,且宜安慰。今猥彼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听,诏尤击之。尤诱期句丽侯驺至,而斩之,传送其首诣长安。莽大悦,布告天下,更名高句丽为下句丽。当此时为侯国。”再后《后汉书·东夷句丽传》曰:“王莽初,发句骊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为寇盗。辽西大尹田谭追击,战死。莽令其将严尤击之, 诱句丽侯驺入塞,斩之,传首长安。莽大说,更名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于是貊人寇边愈甚。”后二者的记载显然基本上是转录自《汉书·王莽传》。更晚的是朝鲜《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琉璃明王纪》,纪曰:“(琉璃明王)三十一年(公元2年),汉王莽发我兵以伐胡。吾人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盗寇。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于我。严尤奏言:‘貊人犯法,宜令州郡且安慰之。今猥彼以大罪,恐其遂叛,扶馀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克,扶馀、秽貊复起,此大忧也。’王莽不听,诏尤击之。尤诱我将延丕斩之,传首京师。莽大悦,更名吾王为下句丽侯,布告天下,令咸知焉。”《三国史记》的记载显然是综合抄录自上引三部中国史籍,其中的“貊人犯法”和“更名吾王为下句丽侯,布告天下,令咸知焉”在确定高句丽归属问题上至关重要。它说明,到12世纪时候,高丽史家金富轼在官修史书《三国史记》中还明确承认,公元1世纪时候的高句丽受当时中国新莽中央政府的司法管辖,是隶属于新莽中央政府的地方侯国,而且是由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明令布告天下,让全国都知道的事情。 四、 东汉时期高句丽从隶属于县级政权升格为隶属于郡级政权管辖 高句丽作为中国封建主义时代的地方王国,实质上是一个具有少数民族政权形式的地方封建割据势力。而中国历史上的地方封建割据势力的基本发展趋势是时时窥测政局变化,在形势于己有利时就乘机扩大疆域,扩充与增强实力,乃至相机夺取中央政权,君临全国;在形势于己不利时,就对中央政权取和解与表面归顺服从的策略,以期保持自己的长期存在。然而,所有意欲如此的地方封建割据势力,最终都难免被新兴的统一势力征服、消灭,几乎概莫能外,于是中国这个多民族统一中央集权国家就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巩固。通观高句丽王国存在的七百年历史,大体上就是沿着这一趋势演进的。高句丽王国既不满足于隶属县级政权比较低下的地方王国政治地位,又力图扩大其疆域,于是其第二代王琉璃明王就乘新莽政权政局动荡之机,于公元14年(新莽天凤元年,高句丽琉璃明王三十三年),“进兵袭取汉高句丽县(县属玄菟郡)”⑦,遂使高句丽县再也不能对高句丽族及其王国行使行政管辖权了。及至东汉时期,面对占据高句丽县而开始扩张的高句丽王国,主管高句丽王国的地方政府玄菟郡和辽东郡就不得不使用武力加以遏制。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大武神王纪》载,“(大武神王)十一年(公元28年、建武四年)七月,汉辽东太守将兵来伐。王入尉那严,闭城固守数旬。汉兵引退。”这是东汉郡级地方政府首次对高句丽王国使用武力。公元32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高句丽曾一度攻取乐浪郡。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大武神王纪》载,大武神王用王子好童之计,遣兵进攻乐浪郡,乐浪郡长官崔理不备,败降于高句丽。此为高句丽王国首次进攻乐浪郡。同年十二月,高句丽遣使朝贡。《后汉书·东夷句丽传》载:“建武八年,高句丽遣使朝贡,光武复其王号。”这是高句丽主动对东汉中央政府和解与服从的表示。光武帝也同样表示了和解之意,取消了新莽时候以高句丽王国为侯国的贬黜,恢复其王国的称号。(一说为此时“始见称王”)这是高句丽王国归属于中国东汉中央政府管辖的铁一般的历史证据。公元37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高句丽大武神王再次袭击并占据了乐浪郡。公元44年(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年)九月,汉光武帝遣兵渡海,击退占据乐浪郡的高句丽势力,恢复了乐浪郡的郡县建置,其管辖地区为萨水(通说为今朝鲜清川江)以南,一时遏制了高句丽的南下。此后,高句丽就不断进攻玄菟和辽东。东汉政府则出动两郡乃至幽州的兵力予以打击遏制。高句丽王国进攻辽东,历史文献留下的最初记载是《后汉书·句骊传》,传谓:“(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春,(高句丽)复入辽东,寇略六县。太守耿夔击破之,斩其渠帅。”晚后的朝鲜《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太祖大王纪》抄录《后汉书·句骊传》之记载谓:“太祖大王五十三年105年)正月王遣将入汉辽东,夺掠六县。太守耿夔出兵拒之。王军大败。九月,耿夔击破貊人。”这次高句丽与东汉地方州郡之间军事冲突的结果是高句丽于109和111年两次遣使到东汉政府主动调整关系,最重要的结果是公元111年(东汉安帝永初五年)高句丽太祖大王“遣使如汉,贡献方物,求属玄菟。 即在高句丽县已不存在的情况下,高句丽王国主动请求东汉中央政府将其归属玄菟郡管辖,从此,高句丽就由受东汉县级政权管辖升格为由郡级政权管辖的地方王国。 但是,高句丽归属玄菟郡不久,又公然挑起战事。118年(东汉安帝元初五年,高句丽太祖王六十六年)二月,高句丽联合秽、貊袭击汉玄菟郡,攻华丽城。面对高句丽与秽、貊的联合,汉政府也不得不将出动军队的地方行政机构升级,121年(东汉安帝建光元年,高句丽太祖王六十九年),幽州刺使冯焕会同玄菟太守姚光、辽东太守蔡讽等率军进攻高句丽。此次战是幽州及其属下的辽东郡、玄菟郡联合扶馀为一方,高句丽与马韩、秽貊、鲜卑联合为一方的国国内的民族战争,规模较以前扩大。东汉政府从广阳、渔阳、右北平、涿郡等地调骑兵救,夫馀王子尉仇台领兵二万支援,与汉兵并力拒战,大败高句丽军。其后,高句丽又复犯辽,寇新安、居乡,又攻西安平,于道上杀带方令,掠得乐浪太守妻子。这件事对于判定高句丽国的归属十分重要,故将中外几部历史文献的记载均予征引,并加以评论。此事的第一手记载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东夷高句丽传》称:“宫死,子伯固立。顺、桓之间犯辽东,寇新安、居乡,又攻西安平,于道上杀带方令,略得乐浪太守妻子。灵帝建宁二年,玄太守耿临讨之,斩首虏数百级,伯固降,属辽东。熹平中,伯固乞属玄菟。”其后是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句骊传》,传曰:“是岁,宫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发兵击之,议者皆以为可许。尚书陈忠曰:‘宫前桀黠,光不能讨,死而击之,非义也。宜遣问,因责让前罪,赦不加诛,取其后善。’安帝从之。明年,遂成还汉生口,诣玄菟降。(中略)成死,子伯固立,(中略)质、桓之间复犯辽东西安平,杀带方令,掠得乐浪太守妻子。建宁二,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数百级。伯固降服,乞属玄菟”。 《三国史记》卷第十五“高句丽本纪”第三“太祖大王”载:九十四年(公元146年,东汉质帝本初元年)“秋八月,王遣将袭汉辽东西安平,杀带方令,掠得乐浪太守妻子。”卷第十六“高句丽本纪”第四“新大王纪”载:“四年,汉玄菟太守耿临来侵,杀我军数百人,王自降,乞属玄菟。”尽管《三国志》未载明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在高句丽哪个王的时候,两部中国史籍均未载明这一历史事件的确切年代,中外史籍对这一时期高句丽王世系的记载并不一致,但这三部历史文献关于同一历史事件记载的内容基本相同,后二者显然基本上都是抄录《三国志·魏书·东夷高句丽传》的,特别重要的是,《三国史记》的记载显然是抄录自中国两部历史文献的,连其中的伯固“乞属玄菟”都照抄不改。这说明,十二世纪的高丽史家金富轼当时还承认是高句丽新大王伯固主动请求归属于东汉中央政府所设一级大行政区幽州的辖郡玄菟郡管辖的,也就是说当年的金富轼明白承认了新大王伯固时期的高句丽王国归属于东汉时期的中国。 综上所述,尽管东汉时期的高句丽对管辖它的玄菟郡和辽东郡处在和战叛服无常的状态,但却时常是在其得利或者失利的时候,总要采取或是归附玄菟郡,或是归附辽东郡的策略收场,从这种发展趋向来看,显然高句丽绝对不是中国之外的独立王国,而是在政治上升格到受玄菟郡或辽东郡等郡级政权管辖的地方王国,当然仍归属东汉时期的中国。东汉后期中央政权政治腐败,地方上军阀割据混战,东北地区南半部的形势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出现公孙氏世代雄据辽东的局面。公元189年(汉灵帝中平六年),出身玄菟郡郡吏的公孙度在几经升迁之后,被董卓任命为辽东太守。次年,公孙度趁各路军阀讨董卓无暇东顾之机,自立为辽东侯,称平州牧,仍自兼领辽东太守,又增置中辽、辽西二郡,各置太守。公孙氏的势力还向周边扩延,南达山东半岛,设置营州刺史;北面领有玄菟郡,并使扶馀来归;东面控制了汉乐浪郡之地,并将乐浪郡南部地方新置为带方郡,以为乐浪郡之屏障。⑦公孙氏的势力是东汉末期从西面阻挡高句丽王国扩张和威胁幽州的屏障。汉献帝建安(196—219年)中,公孙度之子公孙康出军击高句丽,一度攻破其国。高句丽新大王伯固的长子拔奇因未争得王位而抱怨其弟故国川王,遂与涓奴部首领各率下户三万余口到辽东,归降公孙康。其后,高句丽复击玄菟,玄菟与辽东两郡合击高句丽,大破之。故国川王死后,他的长弟发歧与次弟延优(即后来即位的山上王)争夺王位失利,投奔公孙康,请求出兵援助,但公孙氏的军队被高句丽军打败。高句丽两次请求东汉公孙氏地方政权帮助解决其内争问题,也证明高句丽与东汉地方政权公孙氏割据势力之间的隶属关系。这一时期,辽东郡和玄菟郡尚未被高句丽占据,其地为公孙氏有效控制。 五、 三国时期的高句丽是隶属于曹魏的少数民族政权形式的地方封建割据政权 三国时期,曹魏统一了北方,又经派司马懿于238年(景初二年)讨灭了公孙氏,合并了原来由公孙氏直接管辖的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之地,自然以中原和东北地方统治权力继承者的姿态,要求高句丽承认其宗主权。这个时期在位的高句丽东川王(227—248年)也的确尊从曹魏是唯一的宗主国。有三个突出事例为证,一是236年(曹魏明帝青龙四年)“二月,吴王孙权遣使者胡卫通和,王留其使。七月,斩吴使胡卫,传首于魏”⑨,即高句丽不承认东吴的宗主权,只承认曹魏的宗主权。二是237年(曹魏明帝景初元年)“遣使如魏,贺改年号。”⑩此为高句丽与曹魏之间的正式通好。三是238年(曹魏明帝景初二年)曹魏派司马懿率军讨公孙渊,高句丽东川王位宫遣主簿大加率数千人助军。这说明高句丽依附即隶属于曹魏,但其目的显然是要乘消灭公孙氏势力之机,图谋扩大疆域。四年后,242年(曹魏齐王芳正始三年),“高句丽王位宫寇西安平。”《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东川王纪》抄录中国史籍云:“十六年,王遣将袭破辽东西安平。”于是乃有曹魏派遣大将?丘俭统帅大军大举征讨高句丽之举。244年(曹魏齐王芳正始五年),曹魏派遣“幽州刺史?丘俭将万人出玄菟,讨位宫。位宫将步骑二万人逆军,大战于沸流,位宫败走。俭军追至岘,悬车束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斩首虏万余级,位宫单将妻息远窜。”次年,“俭复讨之,位宫轻将诸加奔沃沮,俭使将军王颀追之,绝沃沮千余里,到肃慎南界,刻石纪功,又到丸都山,铭不耐城而还。” 《三国史记》对?丘俭征讨高句丽之记载较中国史籍详细,但年代较中国史籍差二年。其中载有高句丽有一位颇有见识的臣子得来多次劝谏高句丽东川王不要一再反叛中国,否则本浪公、高句丽王,接受平州牧,封辽东、带方二国王等行政官职和爵号,承认了前燕和后燕对高句丽的行政管辖权,而且上述这些地方均属古代中国有效行政管辖的疆域,则据有这些地方的高句丽王国的疆域并未超出古代中国疆域之外。因此,十六国时期的高句丽在行政管辖和人文地理上都还是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形式的地方封建政权,依旧归属于古代中国。 六、 南北朝时期的高句丽仍从南朝和北朝接受具有行政管辖权的爵号和官职 　　高句丽由于经受魏将?丘俭和前燕慕容?两次征讨的非常沉重的打击,已经开始转而向南在朝鲜半岛上发展,又与后燕调整了民族关系。到南北朝时期,北魏和南朝都笼络高句丽,因此高句丽与中原王朝之间没有再发生战争,对北魏和南朝都保持和平的隶属关系,分别从北魏和南朝接受爵号和具有行政管辖权性质的官职。这就充分证明南北朝时期的高句丽仍然是归属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形式的地方封建政权,即使是427年(高句丽长寿王十五年)移都平壤之后也一如其旧。南北朝时期,高句丽王国的疆域向西扩展到辽河,向北推进到松花江流域,向南伸展到朝鲜半岛汉江以北,据有了原汉、晋时代所设的辽东、玄菟、乐浪等郡辖区和带方郡北部,其疆域所及之地都是原来属于中国并由中原王朝所设郡县实行有效行政管辖的领土。由于高句丽势力日益增强,到南北朝末期便从以前在中原皇朝地方政权县辖和郡辖下的地方王国发展为实际上与中原南北并立王朝相并立的少数民族地方割据王朝,以至实际上已经成为占据辽海地区脱离中原王朝的分立王朝。隋炀帝时黄门侍郎裴矩说帝曰:“高句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别为异域,先帝欲征之久矣。” 真是一语恰中要害。 七、 隋唐两朝对高句丽王国的战争是古代中国中央政府进行的国内统一战争 隋、唐多民族统一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重建,当然不能让高句丽把自从先秦时期以来早已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辽海地区从统一的中国分裂出去,自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破坏中国的统一。所以从隋文帝、隋炀帝到唐太宗、唐高宗多次征服高句丽的战争,前后一贯的目的都是经略辽海地方,降服高句丽,制止其分裂中国领土和破坏中国的统一。关于隋、唐两朝对高句丽的战争,前辈史家陈光崇先生已有专论《略论隋唐之际经略辽海地区的战争》 详述其事,本文不赘,仅作评论。隋文帝之征高句丽,因为时机不到,准备不足,军力不济,指挥不当而失利罢兵。隋炀帝之三征,亦因师劳远袭,馈运不继,刚愎自用瞎指挥而连遭失败。而且隋炀帝的暴政使国内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征伐高句丽的失败,加速了统治的危机而覆亡。唐太宗之征高句丽,虽然力挫其兵锋,然而终因辽左早寒难以久战而终无成功。这几次统一战争,都是在高句丽兵强势盛之时发动的,又无盟国之助力,并非因师之不义而败。及至唐高宗征高句丽时,一因唐朝已进入盛世,国力强盛;二因高句丽泉盖苏文之弑篡恣暴而激化了内部矛盾;三因泉盖苏文死后之诸子争权请求唐朝中央政府介入;四因唐朝与新罗结盟,对高句丽形成南北夹攻之势,终于一战而获最后之成功,达到了几代人经略辽海地区,制止高句丽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目的。唐朝既灭高句丽,遂在汉乐浪郡旧地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下置四十二州、百县,以取代高句丽的地方行政建置,恢复了中国中央政府对包括自先秦以来就归属中国的朝鲜半岛汉江以北地方在内的辽海地区的行政管辖权。 这是中国中央政府在新统一的国土上改变地方行政建置行使行政管辖权的内政,不是对邻国领土实行军事行政统治,这个历史是非必须澄清。 八、 金富轼《三国史记》回避不了高句丽归属于中国的历史原貌 综上所述,高句丽王国毫无疑问长期是古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形式的地方割据王国,它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全部疆域在历史上都是属于中国的领土,这是历史的原貌。将历史上的高句丽视为外国,从而将其历史与疆域完全纳入外国历史,以及将中原皇朝与高句丽之间本属中国国内的民族关系或中央政府与地方王国之间的关系全部说成是古代中国对邻国的侵略,都不符合历史的原貌。或许有人会问,高句丽历史不是写在朝鲜高丽朝金富轼的官修史书《三国史记》里吗?据此将高句丽史纳入朝鲜史有什么不对?前几年在一次国内举行的高句丽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外国学者就曾提出质问:中国一些学者说高句丽属于中国,请问中国有《三国史记》这样的书吗?《三国史记》也是中国的吗?这种质问并不难回答。这里主要是应该严格区分历史的原貌和历史的继承。《三国史记》中写有高句丽是由于历史继承的结果。在金富轼撰写《三国史记》时,以平壤为中心的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旧域,早已被新罗朝所兼并。当时,新罗兼并了大同江以南的部分高句丽旧域,并分别向高句丽旧域的东北面、西北面拓殖,又继续兼并了鸭绿江、图们江以南(今元山至图们江之间地区在高丽时代尚未列入版图)原属高句丽的辖区。高丽朝修史当然是以本朝疆域所及之地为基准追溯以往,故而把当时已在高丽王朝疆域之内包括平壤在内的高句丽旧域的前代历史纳入其中。这种先例在世界各国历史上普遍存在,这是历史的继承,但不应当据以改变高句丽原本是中国古代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形式的地方封建割据王国历史的原貌。《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虽然将高句丽纳入朝鲜历史,但也还相当多地保存了高句丽归属的历史原貌,诸如卷十三琉璃明王三十一年之“更吾王名为下句骊侯”,卷十四大武神王十五年之“遣使入汉朝贡,光武复其王号”,卷十五太祖大王五十九年之“遣使如汉,贡献方物,求属玄菟”,卷十六新大王四年之“王自降,乞属玄菟”,卷十八故国原王二十五年之“(前燕)以(故国原王)为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封乐浪公、王如故”,卷十八长寿王二十三年之“王遣使入魏朝贡,且请国讳。(中略)(魏主)遣员外散骑侍郎李敖拜王为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同卷五十一年之“(南朝)宋世祖孝武皇帝策王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同卷七十九年之“王薨,(中略)魏孝文(中略)遣谒者仆射李安上策赠车骑大将军、太傅、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谥曰康”,卷十九文咨明王元年之“魏孝文帝遣使拜王为使持节、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同卷文咨明王三年之“(南朝)齐帝策王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乐浪公、高句丽王”等等。这些是直到十二世纪时的高丽史家金富轼都还承认而不能回避的历史原貌,即承认高句丽原来归属于中国。 注释:①　朴时亨:《为了渤海史的研究》,朝鲜《历史科学》杂志1962年第1期。②③　《史记·宋微子世家》。④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引《魏略》。⑤　《史记·朝鲜传》。⑥　参见冯永谦:《北方史地研究》第二编“战国汉唐历史地理研究”四“高句丽城址辑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⑦　《三国史记》卷第十三“高句丽本纪第一”琉璃明王。⑧　参见宁梦辰:《东北地方史》第三章,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⑨　《三国史记》卷第十七高句丽东川王十年。⑩　同上书东川王十一年。 　高句丽向南发展时,略得了带方郡的北半部,南部则被朝鲜半岛国家百济夺取,于是在朝鲜半岛中部的南汉江一带一时形成了中国少数民族地方政权高句丽与朝鲜半岛国家百济之间的边界。 　《资治通鉴·隋纪·炀帝上》。又《隋书·裴矩传》:“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 《益阳师专学报》1995年 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5期·东北历史与文化 ---(徐德源　1927年生,吉林市人,满族。民盟盟员,辽宁省文史馆馆员。1953年东北师大历史系毕业。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硕士生导师,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专攻世界中世纪史、日本和朝鲜古代史、东北边疆史。1985、1986年分获沈阳市优秀教师及教书育人先进个人称号。1992至1995年主持有关边疆史地研究方面的国家级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996年由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和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退休。近年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世界通史》(古代卷东北亚史部分、中世纪卷南亚、东南亚、东北亚部分);译著《机密日清战争》(伊藤博文著);发表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