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关于蒙戴尔( Paul  MANDEL )先生，总想写点什么，怎耐懒于动笔，最近见到小蒙戴尔( Jean -Louis MANDEL )先生，谈起他家父生前的一些事，我想该动动笔了，不为什么，只为了那永远的记忆.

       回首走过的路，我庆幸自己天生有老人缘，在国内如此，到法国后也深得几位可敬可爱的老前辈错爱，使我顺利渡过异国他乡开头几年最艰难的时光. 如果我相信人生道路上贵人的指点和帮助是命中注定的话，那么我觉得老蒙戴尔先生就是我在法国这块异土上对我最有影响力的贵人. 他是我在法国的第三位老板，我在他手下只做了十个月的工作， 但他对我的影响，却使我终身收益.

        认识老蒙戴尔先生是我来法国的第二个年头，那年我刚从巴黎转到我们这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在我到来之前，同个科有一位上一医来的同仁在这做了一年刚刚离开，我在记忆库里搜寻她的名字，可惜想不起来，最后明白其实我一直不知她的名字，只知道她是原来IGBMC陈XX博士的太太，毫无疑问，陈太太是一位很出色的临床医生，全科上下从主任到住院医，麻醉医对她的医术和聪明才智非常赞赏，这方便了我这个后来者的工作，但也给我很大的压力，许多事情主任放手让我做，结果是没白天黑夜的忙；由于我的愚蠢，来法国之前居然连法语都没先学一下，以为自己会讲几句英语，全世界的人就得跟我讲英语, 到法国后才知道一点也不好玩 ; 加上我贪梦的急于求成的心态，无瑕到语言学校学习，便一下注册了两个医学院第三轮和第四轮的专科证书，虽然后来放弃了巴黎五大医学院的第三轮课程，只保留第四轮的课程，可是又加上好奇心，报考卫生部的临床医生资格考试，不得不到医学院旁听一些我完全陌生的有关医学管理， 法律，伦理道德法规以及人文科学的课程，搞得我分身乏术，疲惫不堪，那时我的生活真的乱透了，几月后只好向我的老板Champy 教授摊牌：如果我想拿到专科证书，又不想在临床医生考试中考得太难看，我只能先放弃临床工作，找一份可以控制时间的实验室工作做做. Champy 教授很理解我的困难，正好他认识的一位退休教授的生化实验室有一份技术员的工资，他便介绍我去找这位教授，就是我要讲的老蒙戴尔先生.

       记得去见蒙戴尔是三月的一个早上，大学区附近还有不少积雪，天阴沉沉的，我的心情并不是很开朗，虽然是Champy 教授介绍去见他，但我除了大学时学过的那点点可怜的实验技术，这么多年过去了，生化技术发展那么快，怎么能去胜任一个需要实际操作技术的实验室技术员的工作呢? 我怀着不安的心情敲开了老蒙戴尔先生办公室.

        因为事先约好，开门的是先生本人，眼前站立的老人矮小的身材和我想象的相差甚远，那种随和的态度简直无法将他和如雷贯耳的蒙戴尔的声望联系起来.

        蒙戴尔先生没让我坐下下，说了一声您好，接着便问：文凭和简历都带来了 ? 我把文凭和简历递给他，他瞄了一眼说：好，我有个技术员的位子，但是给技术员的，你是医生，我帮你弄个post-doc.项目，暂时由一个和我有关系的基金会付你钱，什么时候来上班 ?

       我说和Champy教授交代好，您如果答应我到您这工作，医院哪边的工作我安排一下，过几礼拜可来您这上班. 还有一点，您也看到我的CV，我是搞临床工作的，没实验室工作经验，如果可以的话，是否可先安排我跟一下有经验的师傅学学 ? 我很直率的向蒙戴尔先生说出我的弱点: post-doc.项目就免了吧，我还是做那个半工的技术员工作为好，因为我还有一大堆课程要跟，实在无法分身博士后的工作.

        阿，您是医生吧，做得了医生还怕做不了别的工作！没事！过两个月您就会感到潇洒自如啦！

       我的天 ! 几个礼拜后我才明白这就是蒙戴尔性格，总是把站在他面前的晚辈的自信心抬到最高的局限.

        蒙戴尔是医生出身，二战时投入抵抗运动，一直在当地组织抵抗力量和帮助受迫害的犹太人转移，救死扶伤在所不辞；战后和医学院的几位教授和医生创办反饥饿组织，一直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是医学院的医生和教授，同时也是一家拥有二百多张病床的高级私人诊所的六位股东之一，他还100%拥有一间私人临床生化化验所，也是医学院各附属医院中心生化化验室的老板之一(这是法国唯一一个设立在医学院附属医院里的私有临床化验室)，这几个机构加起来的非常可观的个人收入，成了蒙戴尔后来从事基础研究不可低估的经济来源；上世纪六十年代生化技术开始大踏步发展时，蒙戴尔放弃临床，转向生化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一手创办了医学院的组织胚胎和生化技术实验室，也就是后来被他的得意门生Pierre Chambon 演变成全球五大闻名细胞生物学和遗传技术研究所之一的 IGBMC，还有临床生化技术诊断实验室，即现在的医学院属下的基因疾病诊断研究所，和神经生化研究所，成了医学院一位很有名望的大老板，大家都说他集社会慈善活动家，企业家，临床医学家和学者于一身. 我到他那工作时，他已经退休多年，实际上是位编外退休教授，那年他已经八十三岁，那个研究所是他创办的，所长是当时的医学院院长Guy VINCENDON 先生，蒙戴尔挂名誉所长，他带着四位博士生，两个研究小组，科研经费来源于他的个人收入和一些基金会和私人诊所赞助.

       蒙戴尔住在离研究所不到两公里的公寓里，这位一生获奖无数，从共和国骑士勋章到各种各样的学术奖，桃李满天下，个人财源滚滚的Collège de France 教授，却开着一部有二十多年历史的白色标志106，每天七点多就来到研究所，中午在办公室吃个面包或水果酸奶之类的然后继续工作，晚上往往是我们都离开了，他还在工作；在他的生活中，似乎除了工作，就没其他事情要做，他从来不放假，也不出去旅游，退休后根本不用出差，生活就固定在研究所里了.

       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那时我们的研究组，就像一个家庭一样，一位老爷爷带着一帮孙子的感觉 ; 秘书生小孩了，老人家会高兴得亲自挨门挨户通知大家；在他手下毕业出去的博士找到固定工作了，他会高兴得接连好几天见人就说：XXX当上那那的讲师了；记得开始在他那工作的时候，我经常要出去上课，虽然我的那个项目还有个老讲师，可一礼拜见不到一面，基本上是我孤家寡人的在守城，蒙戴尔先生经常来检查实验进展结果，我很怕他找不到人会很紧张，每次出去之前都打个电话告诉他我要去上课，他一听是要去上课，便说您快去，读书是最重要的，以后您不用每次都跟我说，在您办公室留个纸条就行了； 有几次我对考临床医生完全失去信心，跟他说不去考了，每听到我说这些话，他会用很严肃的口气对我说：您这么会有这么愚蠢的想法！没去考就打退堂鼓. 如果我最终会走向临床医生的考场，完全是归功于蒙戴尔先生的鼓励，可惜我通过临床医生考试的时候，是他离开人世三个月后的事.

        那天，在开完每天例行汇报会后蒙戴尔先生对我们说：我要离开一个礼拜，这礼拜如果有什么事情可找所长. 我们万没想到，这是他留给我们最后的话，第二天下午，所长到我的办公室，沉痛地告诉我：蒙戴尔先生去世了….

       我不相信我的耳朵，怎么昨天好好的一个人，说走就走了，虽然我们曾在背地里说八十三岁的老人了，这么拼命地工作，说不定那天推开他办公室的门会发现他趴倒在里面. 可是当他真正离开人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们还是感到意外和心痛.

        那几天研究所里的气氛非常沉重，所里的大部分研究员是他带出来的博士，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东欧和南美来的，毕业后蒙戴尔都帮他们找到CNRS和大学老师的职位，在每个人的心中，他不仅仅是导师，还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慈父.

        蒙戴尔是在一个礼拜二走的，他走得很安详，就在他的私人医院的手术台上，在麻醉药的威力中毫无痛苦地走了，留给我们的是未能跟他说一声再见的遗憾；那个礼拜五我本来应该去拂莱堡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因为蒙戴尔的葬礼，我取消了行程，请邻近研究所一位前往开会的同事帮我们带去一张大海报，上面写着：我们很沉痛地告知各位：我们最尊敬的法兰西 Collège 教授蒙戴尔先生于本星期二在他所热爱的工作岗位上停止了最后的呼吸.

        蒙戴尔先生的追悼会很隆重，他的木棺上覆盖着他所属的二战抵抗组织的旗帜，大部分参加葬礼的人，无论男女老少，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或小小的研究所勤杂人员，都为这位伟大而平凡的老人去世而流泪；根据老先生生前的遗愿，大家不必给他的葬礼献花，所有的葬礼礼仪收入捐献给一个神经生化研究基金会.

        蒙戴尔先生去世后我离开了研究所. 数月后, 考上临床医生资格之后我去见小蒙戴尔先生，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请他在他父亲墓前告知老人家 ; 从小蒙戴尔哪得知他家父身后只剩下二千多法郎的存款，而他走的那个月，他还欠了两位博士生一万法郎左右的助学金，这笔欠款由他的儿子在私人存款里付出！

        多年过去了，每当见到在蒙戴尔手下工作过或当过学生的熟人，我们还自然而然地要讲起他，对每一位认识他的人，蒙戴尔永远是我们人生道路上一位最有影响力的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