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解体之前，整个东欧的知识分子界弥漫着一种悲情。那是一种在饱受极权主义铁蹄的蹂躏下的呻吟和怒吼。索耳仁尼琴，夏兰斯基，姆林纳，昆德拉，格鲁沙，瓦文萨，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良心和骨气。

这和中国史上的“魏晋风度”有点相似。魏晋时期的文人，深处乱世之中，既无所作为，也无法作为，于是，形成了恣意任情、自由清谈的风尚，喝着毒酒唱歌，带着镣铐起舞。痛，并快乐着。同样表现出中国士大夫藐视权贵的清奇傲骨。

在物质的荒漠里，痛苦的灵魂点缀着片片精神绿洲。

当时人面尽桃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天安门事件以后，这种东欧悲情和魏晋风度也随着极权主义的灭亡而荡然无存。

从铁蹄下解放出来的人们，经过了几十年物质极度匮乏的切肤之痛以后，在西方光怪陆离的商品诱惑面前目瞪口呆。新的当权者带着一种“天下人负我久矣”的末世狂徒心态，贪婪地瓜分掠夺国家资源。在短短不到二十年里，东欧造就了一批垄断国家资源的寡头和黑帮。摆脱了极权政治苦海的人民，又被抛进经济诱惑的火坑。东欧社会被毒化的人性不可能立刻脱胎换骨，被扭曲的社会也不可能马上从畸形变成健全。整个东欧正经历着“后极权噩梦时期”。我们再也看不到《古拉格岛》，《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齐瓦科医生》，听不到肖斯塔科维奇和李赫特。在中国，文人下海，文人当官成了知识分子成功的标志。《绿化树》作者张贤亮，现在的头衔是镇北堡西部影城董事长。《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作者王蒙也曾经官拜文化部长。

在物质的绿洲里，庸俗的灵魂大面积沙漠化。

桃花不知何处去，人面依旧逐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