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漩涡中的钱家父子

■林耀国



钱复（左）2005年回母校——上海市五四中学探访。

人物简介

钱思亮 （1908—1984），中国化学家。原籍浙江杭县（今杭州市）。生于河南淅川。193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后赴美留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从事有机化学的教学和研究。1949年去台湾，1951年任台湾大学校长；1964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0年任院长。

钱复 （1935— ），1956 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政治系。1962 获美国耶鲁大学国际关系哲学博士学位。与连战、陈履安和沈君山并称为台湾“四大公子”。历任台湾省“行政院”“新闻局”局长、“驻美代表”、 “外交部长”、 “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大会”“议长”、“监察院长”等职。

钱思亮：大器早成

钱思亮的父亲钱鸿业，在抗战期间曾代理上海特区法院院长, 1940年被日谍杀害，只留下一个独子钱思亮。

钱思亮小时候生性沉默，但聪敏好学，老师们都视为天才，父母却极少给他夸奖，怕他骄傲。

1927年9月，钱思亮19岁，奉父母之命与张婉度女士结婚。同时，钱又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

同年9月，钱思亮同吴大猷等人一起赴美留学，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化学系。 拿到博士学位后，钱思亮于1934年8月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讲授普通化学，同时在清华大学和辅仁大学兼课，三儿子钱复也于次年出生。

钱思亮是一个认真、严格、负责的老师，他学识广博，讲课也很有艺术，所以深受学生的爱戴。对他所执教过的学生，即使在事隔多年之后，钱思亮仍能准确地说出学生的姓名和学习成绩，这样的细节，常常让学生们感动得流泪。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被迫南迁，钱思亮随同前往，任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工学院化工系教授。次年春，该校又迁往云南昆明，钱思亮受聘为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西南联大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而钱思亮也被联大师生公认为以教学质量著称的七教授之一。

尴尬的台大校长

抗战胜利、北大复校之后，钱思亮回到北大任教，并兼任化学系主1949年1月，钱思亮应台大校长傅斯年的邀请，携全家五口赴台，任化学系教授兼教务长，并曾一度代理理学院院长一职。 这个家族被自愿地连根拔起，从大陆迁徙到了台湾。

应该说，钱思亮晚年最重要的经历，就是担任台大校长。在主流的叙事中，他被视为台大自由民主精神的保护神，“在最严厉的年代，他以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包容敦厚，抵挡校外政治风雨，带领台大师生，走过最大限度的校园自由，长19年。”

当然，在另外一些当事人的回忆里，钱思亮的形象就未必如此崇高了。李敖曾经恨恨地写道：

碧潭之游后，殷海光跟我建立了新的友谊，这时他在台大已被剥夺了讲学讲演的自由，而我早就没有了这种自由。1964年台大学生陈宏正等邀我到法学院演讲，我去的时候，学校派校警将演讲场所的门锁起来，校长钱思亮控制言论自由有如是者！1965年法学院请李声庭演讲“民主与自由”，讲完后听众鼓掌要殷海光和李敖插播几句话，我们应声而出，极受欢迎，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后来胡秋原写信给钱思亮提25个问题，要殷海光答复，如不答复，就视同“不学无术，误人子弟”，应该停止教书。钱思亮怕了，居然朝这一方向迫害殷海光。

如此多元的记忆，其实正反映出钱思亮角色之尴尬。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的台湾，难以容忍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自由主义堡垒存在。当局对台大充满了心理上的戒慎恐惧，一直试图进行控制。钱思亮处于夹缝之中，一方面需要以最大耐心与当权者周旋，一方面又要以最大包容，为自由主义的精英在校园中找到安身之所，这注定了是一个“两头不讨好”的差事，只有小心翼翼地装糊涂，受得了各种委屈，才能保持那微妙的平衡。

钱复说，“我父亲给我最大的一个留下来的资产，就是四个字：洁身自好。”其实，“洁身自好”大可以换成另外四个字：“如履薄冰”。

钱复：从“小灾星”到大才子

钱思亮一辈子最大的功绩，除了为台大和“中央研究院”所做的贡献外，或许就是他培养出了三个了不起的儿子。长子钱纯学经济，曾担任“财政部长”，乃是台湾经济起飞过程中的重要角色。次子钱煦学医，其研究领域与血流、血压对脉管的影响有关，专业上成就卓越，享有很高的声望，1976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94年又受命创建ucsd的生物工程系，后该系升格为研究院，学术水准位居全美前列。

当然，知名度最高的还是幼子钱复，他历任“驻美代表”、“外交部长”、 “监察院长”等要职，成为近30年来台湾政治生活中的关键人物，在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钱复刚出生的时候，其实很不讨家里喜欢。因为之前已经有了两个哥哥，钱母一直盼望生个女儿，所以生下钱复不免失望。而在他出生前后，家里的祖母和外祖母先后去世，钱母也因生产的后遗症住院，所以一家人都对这个“小灾星”另眼相看。他童年时代正值国家危难，跟着家人辗转奔波，吃尽苦头。不过，这个家族遗传的聪明智慧，在钱复身上一览无余。幼年时的他就掌握了多种方言，也因用宁波话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翁文灏交谈，而得到翁的喜爱。

钱复自小就读于名校。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上海时就读的初中“大同二附院”，后来改名为五四中学。这所创建于1912年的学校文化底蕴深厚，包括现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原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国际设计大师贝聿铭、漫画家华君武以及18位两院院士都是其校友。钱其琛任外交部长时，钱复也在对岸任“外长”，师兄弟二人“交手”之余，或许心头别有一番滋味吧。

成为蒋家红人

钱复的青年时代是一帆风顺的，出身名门、才华过人、外表出众，几乎被所有的光环笼罩。而他从台大高才生到耶鲁博士，从当选台湾省第一届“十大杰出青年”到担任蒋介石的英文翻译，其间似乎没有任何悬念。

钱复从蒋经国主持所谓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初始，积极参与该组织的各项活动，并且得到了蒋经国的赏识，而蒋经国成立“救国团”的目的，就是为自己日后掌权准备人才。今日仍在台湾政坛上活跃的马英九、宋楚瑜，当年都曾在蒋经国身边做过侍从翻译———需要特别补充的是，钱复与马和宋都有极深的渊源。他在台大兼课时的最器重的学生就是马英九。马英九后来到哈佛留学，也得到了他的许多关照，钱对马的影响是巨大的；宋楚瑜的发迹与钱也有莫大干系，那时候蒋经国需要找一个英文秘书，钱复马上就推荐了宋，而且专门到美国找到宋，把他送进了“总统府”。

“救国团”还给予了钱复额外的美好际遇：他在活动中结识了一位叫做田玲玲的漂亮女生，并与之结为夫妻。

在蒋经国刻意栽培下，钱复的仕途相当顺利，从“新闻局长”扶摇直上，并于1982年被任命为台湾“北美事务协调会驻美代表”。在华府活动了6年时间，他竭尽所能，在华府建立了深厚绵密的关系。

劝蒋“解严”

在蒋经国时代，钱复最了不起的大手笔，就是劝说蒋“解严”。这件事情改变了台湾的历史命运。

1986年3月，钱复从美国返台后曾到中山楼与蒋经国长谈。当时“江南命案”等事件大大影响到台湾的“国际形象”，钱复在美国直接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也看到，结束“戒严时期”已是大势所趋，尽管这个话题在当时还是政治上的禁忌，但仍决定冒险向蒋进谏。结果，“这一段话，我说了约半小时，蒋‘总统’很慈祥地听，没有打断我，等我结束以后他回答说：‘我晓得你在这个问题上受了许多委屈，我要告诉你，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不能做，做了会动摇“国本”的。’”

看起来，蒋经国虽然口头上没有松动，但内心受到的触动是极大的，因为钱复是他最亲信的人之一，而且钱复代表的是美国人的意见，他不可能不认真考虑。四天后，他又召见钱复。再过了四个多月，有秘书到华府看钱复，说台湾正在积极处理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最先解决的可能是戒严问题。此后钱复接到蒋孝勇从台北打来的长途电话：“父亲要我告诉你，他想了很久，认为还是你的意见对。”

三周后，蒋经国会晤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夫人，他直截了当地表示：“将很快终结此项紧急命令（戒严）”。钱复的提议终获采纳。紧接着，台湾开放报禁、党禁。

被李登辉排挤出权力中心

钱复在蒋经国时代，处于相当特殊的位置，尽管他远在美国，但他的言行举止，都代表着台湾政坛的风向；他的意见，也总能“上达天听”，影响蒋经国的决策。

不过，钱复本人也深深地认识到，“形势比人强”，无论他如何长袖善舞，也逃不过“外交”失败的命运。他目睹了蒋家政权的代表被逐出联合国，他费尽了心血，却还是被讥为“断交部长”。

在另外一个层面上，钱复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的清高，和台湾政坛的风气格格不入，免不了被人认为是恃才傲物；他处事谨慎，却并不圆滑，尤其在大是大非的原则上，他决不愿意为了权位折腰。所以蒋经国去世之后，他虽仍然保持了尊荣的地位，而且一度得到李登辉的重用，但最终与李交恶，逐渐被排挤出权力中心。

李登辉继任“总统”之初是非常重视钱复的，钱复不仅有美国的背景，而且在岛内没有权力基础，不会对李构成威胁。于是1990年，钱复当上了“外交部长”，但随着李登辉的“台独”面目逐渐暴露，两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1995年，李登辉执意访美，钱复极力阻止，认为会破坏两岸关系，结果大大得罪了李登辉。当年12月，钱复又在“外交部”年终记者会上称：“外交政策”只是当局政策的一个环节，而大陆政策关系到台湾未来走向，其位阶应高于“外交政策”。这番话让正在极力搞所谓“务实外交”的李登辉无法忍受，很快把钱复发配到“国民大会”当“议长”。

在鱼龙混杂的所谓“国民大会”里，彬彬有礼的钱复备受煎熬，自叹过着“禽兽不如的日子”。“国大会议”结束后，他又被提名为“监察院长”。按规定，“监察院”官员须超然于各党派之外。于是，钱复脱离国民党，在这个毫无实权的冷衙门里，昔日意气风发的“外交才子”终于一天一天地老去了。

70岁的钱复，目睹台湾的种种政治乱象以及“台独”势力的猖獗，表面上冲淡平和，不得罪任何一派政治势力。但他的一言一行，都让人窥视到他内心的波澜难平。

钱复曾经直言不讳地告诉陈水扁，“我死了化成灰，也是泛蓝，人老了，要朋友，这些朋友每一个人吐一口口水在地上，就会把我淹死，我不能得罪他们。”

仔细回味这句话，显然，这决不是一句简单的告白，也不仅仅是在表明政治的立场。一个人说到“老”，说到“死”，总是要表达某种决绝的心态。公子老矣，贵族已是历史的绝响，钱复家族的百年荣光，或许真的就要在这个被故意混淆了历史的海岛上归于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