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夏末秋初 武汉 看望病危的父亲

（1）启程

九月五号，定好的出租车比预定的时间还早来了几分钟。是个女司机，很精干的那种。一路顺利，只是马上就要进机场出发层的停车区域时，堵车堵得没一点商量。因时间还绰绰有余，女司机和我等了近十分钟，看到前面车里人纷纷下车，拖着行李步行去了机场的出发厅，女司机也在看她下一个客户的接车时间，我就付了事先跟她老板说定的车费（115欧-原本是想给她五欧元的小费的，我给了她120欧元，可她还是找了我五欧元），就拖着两个箱子步行去了出发厅。

时间还早，我交了行李，并把昨天就做好的面包夹香肠吃了，还吃了个鸡蛋和桃子，才去安检。

从杜塞多夫到巴黎不用边境检查，一切都很顺利。

到了巴黎的戴高乐机场，天下起了雨。我的心情也很忧郁。

巴黎到武汉的行程也算顺利，虽然登机时间推迟了40分钟，起飞时间也晚了一些，到达武汉的时间还算是正点。

出了机场，出租车倒是很多，几个出租车司机都想拉我，最后还是一个看上去还算是干净的司机接过我的箱子。

从机场到酒店，他要180元，我不太会讲价，只好给他160元包括高速路的15元。他们出租车司机也不容易，大热天的。

到了酒店，酒店的人要我给“张先生”打电话，我一时没想起会是谁，愣了一会儿才想起我二哥也是张家的人，姓张啊。我说我还没有国内的手机。他们就用酒店的电话帮我拨了我二哥的手机号。二哥说他在我父亲的病房，8分钟就能到我住得酒店了。我办了入住手续，酒店的人说他们无法读入我的护照，要用身份证，我说我没有有效的身份证了，母钱我只有护照可以证明我的身份。他们说那就让我二哥来把他的身份证给他们读一下。可也只给我开了一天的房间却还要收500元的押金。

二哥来后，我们把我的行李放到房间，二哥给了我我母亲住处的钥匙，（其实我也带来一把），还有一张 地铁的乘车卡，我俩去就去了父亲的病房。路过医生护士站时，二哥看到父亲的主治医师陈教授正好在，便领着我去先见了陈教授。

陈教授说我父亲的肺癌，结肠癌已经到了晚期，他们不主张化疗，因为父亲的身体已经衰弱得经不起任何折磨了，化疗或是别的什么治疗，只能加速他的死亡。他们只能尽可能地延长一些我父亲的生命，他不能吃东西，因为一吃东西就便血，结肠的功能已经丧失。尽量减少他的病痛。

我说目前的问题是他精神上的障碍，他没有求生欲望了。我希望就是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父亲也是精神舒畅地度过的。

陈教授赞同我的看法，说我父亲现在的精神状况比刚刚入院时好得多了，起码他不去自寻死路了，不论是因为他已经衰弱得没有力气去做了，还是他仍然留恋这个世界。目前他情绪稳定，而且我能及时赶来看他，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生的鼓励。目前，医院只是给父亲输液，输血，以保住父亲的性命，不然父亲根本坚持不到今天。

来到父亲的病房，看到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已经瘦弱得只剩皮包骨头了，心头如压上了一块巨石，痛得喘不过气来！才不到一年的时间，父亲就消瘦得如此厉害。二哥说就是因为他不肯吃东西，还精神恍惚地说一些胡话，他才把我父亲从老家送回武汉来看病的。入院时父亲的体重还有40公斤，现在恐怕连40公斤都没有了。我握着父亲骨瘦嶙峋的手，父亲手掌的柔弱全无往日父亲大手的刚劲。

父亲见到我，眼角流出了泪。他跟我说了很多话，叮嘱二哥给我手机，跟我提到了一些我仅仅知道名字并不怎么认识的人。

我在父亲床边守到午饭时间，父亲的护工要吃午饭了，父亲也要二哥带我去吃午饭，我和二哥才离开了父亲的病房。

走在医院里面的道路上，我跟二哥说，我不怎么饿，让他自己去吃午饭，我回酒店房间睡一会儿觉。有事就电话联系。二哥说医院门口就有几家小饭馆，他中午就在那里吃，有时也就泡个方便面，下午才回华师的住所自己做饭吃。

我刚回到房间，高中同学张晓明就发来微信，说她已经约好了陶兰和汉梅，还有天真今晚一起吃晚饭。

我实在是太困，跟她说我先睡一会儿，晓鸣说让我先睡，醒了再给她发信息。。。

我简单地洗了把脸，擦了擦身子，就倒在酒店那张大床上，觉得这床可真舒服，很快就睡着了。

四点差一刻，手机闹钟把握叫醒。我给晓鸣发了信息，她说陶兰和汉梅已经都在她那里了，随时可以出来。我还没来得及回信，她就又来了信息：还是我们去你酒店接你吧。就在我住的酒店下面的餐厅吃。

我赶紧把自己包装了一下，同学们就来了。从去年11月一别到现在又见到高中时期的好朋友们，真的很高兴，陶兰，晓鸣，汉梅，天真。她们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岁月只是给她们多添了些成熟，矜持，让她们更淑女了。

同学们看我这次是一个人回来的，分别邀请我去她们家里住，一个人住旅馆太寂寞。天真说她家离我父亲的医院近，让我去她家住，下周一再去晓鸣家住。我妈妈的那个家，因二哥住在那里，我就不想去住了。我也就不客气，就这样定了下来。

在我的房间里聊到了晚饭时间，便下楼在楼下的餐厅里等了几分钟就被领到三楼的餐厅里。

这次是陶兰做庄请客，菜很合我的口味，点的都是我爱吃的菜。

这武汉气温还是这么高，白天大街上骄阳似火，就是到了晚上，气温也很高。好在地铁，医院，酒店到处都有空调。

与陶兰，晓鸣，汉梅，天真告别后，我又去了老爸的病房。老爸还没睡。见我来，很想跟我说话，可不知是因为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还是被吸痰器吸坏了嗓子，老爸说话的声音太小了，我要把头侧过去，耳朵靠近他的嘴才能听到他在说什么，大部分的话音很难辨别，老爸见我听不懂他的意思，也很着急。好不容易听懂了他要纸笔，他要写出来。可是给了他纸笔，他连“王”字都写不好了。老爸的手，胳膊，乃至全身都是瘦得皮包骨头了。

心情沉重地走出病房，走在医院的路上。

这家医院可以算是武汉数一数二的好医院了（三甲医院）。只是对父亲来说，住院，已不是为治病，而只是在维持生命，说白了就是等死。

回到酒店，心情很压抑，打开来窗帘，从我住的酒店看去的长江鹦鹉洲大桥

二哥误解了刘东       2016-09-07

早上七点就起来了。去了主楼二楼的餐厅，用了自助早餐，对我来说，很丰盛。

去了老爸的病房，护士姐正在给老爸换静脉注射地针孔，现在正在用的针孔处，静脉血管已经被扎漏了，护士姐说最好给我父亲埋一个输液管，这样就不用扎静脉血管了。但是这是个小手术，要病人家属签字才能做。父亲的护工杨师傅跟我说，这个埋管手术要花三千元，如果老爸拒绝治疗，自己擅自拔管子的话，白花了三千元不说，而且容易引起感染。护士姐甚至把手术说明，和签名的单子给我拿来了。

我说我要与我二哥商量一下。

我给二哥打去电话，二哥说，如果我父亲能在这里住院住下去的话，他当然也同意做这个手术。他说，可是他与民大老干部处的刘东老师通了电话，刘东跟他说，民族大学不会让我父亲在这里多呆的。我说怎么可能啊？我父亲生命危在旦夕，一刻也离不开这里的医疗设备，不在这里住下去，就是要我父亲的命啊！

二哥说，刘东就是这样说的。

我说民大不可能这样没有人性！

二哥说，刘东老师已经给我父亲开好了支票，我最好下午去民大去取一趟，这样就不用他跑腿了。

我说，民大既然给开支票，就是同意让我父亲在这里治疗的啊？

二哥说，他说的是不能长久地在这里。

我说，我父亲都已经这个样子了，还能有几天的生命？还很有什么“长久”可论？

我写了一些带有情绪的话语，用微信写给了刘东。刘东回信说，没有这么一回事啊，学校一直都是支持我父亲的治疗的啊。看来是二哥误解了刘东老师的意思，我向刘东老师道了歉，刘东说，我们下午面谈吧，好好交流一下。

忠民来了，跟我一起去了饭店，退了房，去了邵天真家。天真做好了午餐招待了我俩。

午饭后去了民大，见到了刘东，跟他解释清楚了误会。忠民说，民大对退休老人照顾得真的不错。

与忠民一起乘公交车，她在街道口下车，回她家了，我便再次去了老爸的病房。

跟老爸聊了会儿天，父亲的精神状况还不错，看到天色不早了，还催促着我回去呢。

离开父亲的病房，漫无目标地沿着解放路走。这解放路的街道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车道时单行的了，街道两边的商店几乎都变了。

走着走着，想起今晚要去天真家住了，不是在饭店里了，我还没有毛巾香皂什么的呢，我开始找卖毛巾香皂的地方。

看看时间不早了，怕天真等我吃晚饭，我赶紧给她去了 电话，让他们先吃饭，别等我了。天真关切地说，让我多加小心。

走了一条街没找到买到毛巾，只买了两个菜包子，边走边吃，到了解放路与彭刘扬路相交的地方，我便沿着彭刘阳路往回走，见到一个卖手机，电器用品的店，便信步走了进去，买了冲电器插座，十五元，还买了带话筒的耳机，八十元。没走几步又看到一个很小的杂货店，买了两条毛巾和一块香皂。。。

再往前走，街道变得宽了起来，与我记忆中的彭刘扬路全然不同了。再看看，这里是首义广场啊。

广场竟有音乐喷水：

回邵天真家，用新买的毛巾洗了个澡，就坐在电视机前与她聊天，主要内容当然是班同学的一些趣事，甚至还有绯闻呢。

2016 夏末秋初 武汉 看望病危的父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