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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路
小霞的妈妈照说应该是清白的,文革开始了一段后,批判妈妈的大字报顶多只是说妈妈有“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以因为一般打扫教室时,学生们只是用扫帚扫扫,到了妈妈这里,妈妈就要求学生们用抹布把教师的地板擦干净。学生们很烦小霞妈妈这样的要求,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妈妈在日本人占领过的东三省生活时,上日本学校,受日本人教育的结果,日本人擦他们的地板都是用抹布跪在地板上擦的。由此又得知妈妈懂日语,还在当时的南满铁路局工作过,便添油加醋地说妈妈是为日本人效劳的日本特务,这就够上了“历史反革命”的条件了。
又因妈妈喜欢听歌儿,家里原有的一台二极管收音机又坏了,那时半导体收音机刚刚上市,妈妈花了近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还是可以收短波的那种,就被怀疑上了:妈妈是在收听敌台。
总之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啊,加上妈妈“认罪”的态度很不好,想想就觉得委屈:在东三省,像妈妈这样懂日语多了,总不能都说成是“日本特务”吧?而在武汉,懂点儿日语就被划成“历史反革命”是不是太冤枉了!?小霞妈妈没有好好坦白,因为没有东西可坦白,无法“从宽”,就只能对她“抗拒从严”了。这样,小霞妈妈也加入了牛鬼蛇神的行列。妈妈也被抄家,隔离审查,给关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里,每周只能回家一次,家里只剩下小霞一个人了。
小霞的大姐是最后一届的大学生,65年入学时已是当年的九月,到66年六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学了还不到一年的基础课就开始停学闹革命了,大姐参加了大学的文艺宣传队,成天跳舞唱歌,根本没有上专业课了;小霞的二姐是67届高中的老三届,眼看就要考大学了,来了这样一场大革命,夺走了她上大学的机会,她也跟其他红卫兵们一样造反、串联,偶尔回家时看到小霞这时一个人在家,就跟小霞俩过上几天。二姐毕竟比小霞大九岁呢,生活能力比小霞要强得多,除了炒白罗卜丝,还教会了小霞烧茄子、炒西红柿,煮绿豆荷叶粥等。
60年,小霞爸爸从中央调到这所大学时,因为当时只是他一个人先来的,大学分配给了他半间房间,在学院最靠山脚的平房里,还是最后(最东面)的一间。房间只有18平米。后来62年妈妈也跟着调来后,一家五口人住这样一间房,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是不可能的,学院给爸爸在单身宿舍的九号楼里分了一个床铺,跟黄老师在一个房间睡觉。好在小霞的大姐和二姐都上了中学,可以住校了,只是周末才回家,爸爸也只是在周末才去黄老师那儿睡觉的,那时的周末只有一天,星期六是要照常上课、上班的。
这18平米的房间里放着一个大床,即妈妈、爸爸双人床,小霞要挤在他俩之间睡的,一个上下两层的高低床,是为大姐二姐周末睡觉用的,平日堆放着一些乱杂的衣物,一个爸爸的写字台,一个妈妈的穿衣柜,一只藤条椅,一个脸盆架—是爸爸自己做的—两条长、两条短的木杆用两个十字木杆组成的,房间里就没什么空间了。
平房里住着有学院的校医,勤杂人员、食堂工作人员,单身老师,也有几家教师。平房因靠山,三面都被树木包围着,西面隔着一片老是潮湿的空地接着八号楼的土堰。平房入口处是一排槐树,外面有一圈两三米高的冬青树—学名叫女贞子吧—包围着,平房东面有几株高大的榆树,夏天,大多数的平房人都来这些树下吃饭、乘凉。从树叶间隙中常常有被孩子们称为是“吊死鬼”的虫子掉下来,就在头顶上、身旁晃来晃去,弄不好还会掉到饭碗里。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小霞听到过许多有趣的或是惊险吓人的故事,都是别人家里的家家(姥姥)、婆婆(奶奶)们讲的。后山是郁郁葱葱的松林,不光平房的人,学院里有些老师和家属在山上开出些小块的地来,种一些自己喜爱的植物。小霞的爸爸也开了一块小地,种了芝麻,到秋天收芝麻时,爸爸找来大张的报纸,铺在家里地板上,小霞帮着爸爸把晒干的芝麻杆一根一根地倒过来,敲打芝麻杆,就会有许多芝麻掉出来。
从62年到70年,断断续续,小霞在这里也生活了近八年了,跟平房的孩子们也玩得很好,文革前,大家约在一起去上学,孩子们自己组织了起来,轮流背邻居家的一对的了小儿麻痹症腿瘫痪了的双胞胎孩子上学。每天早上孩子们都在一起跑步、体操什么的,下午放学后常常是在那些奶奶婆婆的带领下,去山上拾柴、捡蘑菇,采竹笋,扒松毛,拾松果,也乐在其中的。可后来大革命了,家长们分了派别,孩子们也因自己家长一个接一个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而不在一起玩了。这次搬家,对小霞来说多少有些失落;可一想,走了,起码就不会再被这里的孩子们指鼻子说“你个反革命分子的狗崽子”了,也有些解脱。
妈妈被下放的五七干校属于市文教卫系统,下放地点是湖北省监利县白螺区下面的几个公社和大队。妈妈被分配在前进公社前进三队一小队。五七干校用部队的连排班编制,跟妈妈编排在一个连排班的有老尚、小常老师、小余医生、武刚老师和大李,等,年龄有老有少,参差不齐。
监利县是省里主要的产棉区之一,棉花是经济作物,人们的生活水平应该比产粮的好一些。这白螺区因为其地理位置靠长江,是以水稻为主,棉田也有一部分,所以不算富也不算穷。妈妈他们这五七干校还是带薪的,对于这些被斗得快没了魂的牛鬼蛇神们来说,到这里来或许还是一种解脱。
监利县白螺区就在长江边,一连人人带架家具都是走水路乘船赴往。先从武汉乘江轮逆水到岳阳,再换机动船过江到白螺,到了白螺有农民的木船来接这些五七战士们。从白螺到前进公社有三十里旱路,若从水路走,就更长了。
农民的木船载着五七战士们的家具,也载着五七战士,在人工开挖出来的“用水路”上,由农民用竹篙撑水走。
小霞坐在载着自己家家具的木船上,看着农民伯伯用长长的竹篙乘船,觉得很新鲜,她原来知道的只是,船应该是用浆来划的,对“宰相肚里能撑船”一词一直觉得应是“宰相肚里能划船”才对,现在她知道了,船原来也是可以撑的。
“用水路”因为是人工挖掘出来了,所以水路笔直,主干水渠的宽度可达十米、二十米;窄的地方也有四、五米的宽度呢。只是水有深有浅,有的地方浅浅的长了水草,担心吃水太多的船会触底,有的地方水很深,农民伯伯的竹篙全都拄进了水里才触到了河底,船才可以前进一点儿。
在小霞前面的船载的是老尚和武刚老师的家具,他俩因为都是大块头,坐在一条船上会过重,武刚老师就座到了小霞的船上,把小霞座的这条船压得船外的水面都快齐船帮了。小霞妈和小常老师座一条船,跟在小霞和武刚乘的船后面,是小常老师要找妈妈聊天,把妈妈叫过去的。小余医生与大李在最后的一条船上。
老尚老师年龄不下五十的了,原来在市图书馆工作,这个年纪的人有点儿政治问题也算是正常的吧;大李的年龄跟小霞妈差不多,据说原是市教育局负责编制中学教材的,小余医生也有三十多岁了,原在市第二医院当妇产科医生,据说是第二医院妇产科的顶梁柱。小常老师来自市第五中学,跟小霞妈一样是教音乐的,武刚老师来自武钢夜校,是教物理的。小常老师和武刚老师看上去很年轻,跟小霞妈妈在试验师范教的那些学生的年纪相仿,他们会出了什么问题被下放了呢?
反正都已经下放了,不管是因为什么,不管原来多么反动,现在都是光荣的“五七战士了”。
老尚和武刚老师两人很滑稽,爱说些笑话来逗小霞。在江轮上时,这些五七战士们就很活跃了,武刚老师会拉二胡、京胡,他还随身带着把京胡,小常老师有一幅好嗓音,在武刚的京胡伴奏下,唱了好几段样板戏,弄得小霞的嗓子也痒痒开了,小霞也会唱许多样板戏呢。
五月的天气已经很热了,头顶的烈日和水面反射着的日射让小霞热得汗津津的。到了一个休息点,木船靠岸后,小霞窜上了河堤,找到一颗大树下,妈妈递过来装着从江轮上接到白开水的塑料水壶,大口大口地喝了个痛快。
撑船的农民告诉五七战士们说,前面的水路有些湾绕,五七战士们可以走旱地,走直线,会比乘船要快。因为农民说话带监利口音,开始五七战士们没听明白,后来武刚老师听明白了,就给大家解释了一下,说船走水路是要走直角三角形的购和股,而我们可以走旱路的三角形的弦,这样可以减轻撑船农民的负担,我们也可以抄近路,看看这里的庄稼地。
问了问离我们目的地大概还有多远,回答说不远了,大家便同意在庄稼地里“行军”了。大李说小霞还是个小孩子,跟我们大人们一起走怕是会吃亏,还是让小霞乘船为好。小霞不服小,说自己能走路,小霞妈也怕小霞一个人在船上不安全,也附和着小霞,说小霞不会拉大家的后腿的。于是一行人就踏上了田间小路。
没走多远,老尚就掉队了,小霞问妈妈是不是要大家等等老尚,大李和武刚都说不用,老尚一会儿就会赶上来的。果然,过了一会儿老尚就赶了上来。小霞问老尚刚才干什么去了,老尚说:“打了个岔子!”小霞没听明白,妈妈小声跟小霞说:“姑娘家家的,就别问那么清楚了!”
一会儿,武刚也说他去“打个岔”,小霞这才明白他们去解小了。
刚才喝多了水,小霞也感到“内急”了,男的好办,找一块密集一些的棉田,走进去,站在那里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可女孩子们该怎么办?密集的棉田,走得进去可蹲不下来。直到小霞实在是憋不住了,就站在齐她肩高的棉花树从里,任尿水顺着裤管流下。那个狼狈的样子,直到现在小霞想起来就脸红。
小霞穿着尿湿了的裤子,不敢走在一堆人的中间,只好远远地掉在队伍的后面,直到尿湿了裤子干得看不出影子了才悄悄地赶回到了妈妈身边,心里想着:就让大李他们认为她是走不动了掉队了吧,总比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尿了裤子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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