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 年夏天，我在武汉华师一附中高中毕业后，因父母身边就剩我这么一个孩子了，可以留城了， -- 没有了当知青的机会，却是在街道办事处当了半年的待业青年， 1975 年年底，满了十八岁，还不到十九岁的我就被武汉市公共事业管理局下属的煤气公司招了工，去煤气公司的灌瓶厂当机修学徒工。

当时煤气还是个新鲜事物，煤气公司也是刚刚成立的，公司的人员都是原公共事业管理局调来或是发派过来的，比如当时灌瓶厂筹建办公室的邓主任就是原电车公司的副经理，他管着我们这批新学徒工。

我们到灌瓶厂的时候，灌瓶厂还是一片荒野，我们干的第一件事是修铁路。

液化气是要用球罐车运来的，这球罐车是在铁轨上跑的。灌瓶厂的厂址，就是为了离铁路线近一些，选设在了武昌东湖和徐家棚之间刚刚修好一条徐东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连公共汽车都还没通，每天上班都是厂里的敞篷卡车沿路接来，那些原公共事业管理局的人，绝大多数家都住在汉口，我家在大东门的华师一附中里，还算是很顺路的。跟我一起当学徒工的双英、亮君，小唐，家分别住在胭脂路和洪山锅炉厂，她们则要乘几站公共汽车到大东门来，才能赶上厂里的班车。

修铁路是件艰苦的工作，除了我们二、三十人的学徒工之外，局里还调来了一批退休老工人来一起修铁路。筑路基用的石头和沙土都是我们肩挑手搬来的，枕木和铁轨也是我们和退休老工人一起抬来，铺到的路基上去的。我随父母下过乡，挑土抬石头的活儿还是干过的，而且，这会儿比在乡下时，个子也长高了，块头也长大了，比起从没下过乡的其他小青年开说，我干活还挺受退休老工人表扬的呢。

在我们修铁路的同时，灌瓶厂的球罐区，开始了建造球罐以及管道，灌瓶车间也在修建中。等铁路修好了，灌瓶车间也可以开始工作了。

那拉球罐车来的火车头，多半是只将球罐车刚刚推上通往灌瓶厂的岔路上就不管了，我们还得将这巨大有沉重的球罐车推到灌瓶车间去。四、五十人推着球罐车缓缓而行的情景，现在的年轻人恐怕是想不出来的。当时有句话说：“牛皮是人吹的，火车时人推的。”

我们这批学徒工，可以算是灌瓶厂的“元老”了，我们是在灌瓶厂第一批注册的工人，那些退休老工人只是临时借来帮只搞基建的，所以是没有师傅可以带我们的，也就无从“学徒了”。

我们这些学徒工，刚进厂时也都不知道这个灌瓶厂到底是个什么厂，会有哪些工种，只是没听说过，觉得新鲜。也没想到一进厂，全是在露天野外干力气活，不免“怨声载道”，学徒学徒，连个师傅都没有，怎么学？

学徒工里有几位“消息灵通人士”打听到：武汉煤气公司找了北京煤气公司，北京的煤气普及得比武汉要早，北京煤气公司也早早就有了。等武汉煤气公司跟北京煤气公司联系好后，武汉煤气公司决定将我们这些技术工种和一、两名熟练工种的徒工松到北京煤气公司的灌瓶厂去进行培训半年。那些有心计的学徒工们就开始绞尽脑汁往技术工种里钻。

修铁路时，因为还不知道有哪些车间，有哪些工种，我们这些学徒工的工种也还没定，只是像部队似的，分成了连排班。因为没有那么多人，连这一级就是厂筹办了。一共三个排，我在一排一班，班上男生少（好像全部学徒工中都是男生少，女生多），只有许耀清和小胡（忘记了他的名字）；女生有三张一唐家加上小付。二班里有王小玲（王玉珍的侄女）、李兵（名字像个男孩子的，可她是个女生），小梁、李意连（男生）等。三排就是那些退休老工人。

排长是谢大姐，其实也比我们大不了多少，但她参过军，跟邓主任一样是个复员军人，很懂事儿。人长得也很漂亮，一头黑发细细软软的，还带自然弯。

一次一个学徒工干活时，不小心用铁铲铲到自己的腿上去了，裤子破了不说，腿上也是很深的一道口子，鲜血流得止不住。谢大姐当时还是厂里的临时保健员，可能是因为当过兵的人都学过战地救护吧，她很镇定地将两大块消毒过的纱布按在那血吱呼拉的伤口上，紧紧包扎好后，就马上找邓主任安排车送这位学徒工去医院。因为我当时就在这位受伤的小年轻旁边，是我把他扶到休息棚里（当时还没有像样的房子，只有用竹排搭起的棚子）的，我看谢大姐这样简单地处置，就问她怎么不给上点儿消毒药水什么的？谢大姐很耐心的跟我解释道：“像这样的伤口，最好是保持它的原样，因为我们这里无法缝合，如果上了消毒药水之类的东西后，到了医院，那里的医生就不好处置了。况且血液本身就是很好的消毒液体。”后来我才知道谢大姐告诉我的这些是救护人员的基本常识。有了这种经历后，我对这个常识记得很牢。

上面说的这“三张”是：我、双英和亮君，“一唐”是唐意美。因为我们四人很要好，厂里的人管我们叫“四人帮”。我们四人好得不光是上班的六天时间 ( 那时候星期六也是要上班的 ) ，星期天我们也约着一起去东湖，去汉阳古琴台，去长江边玩。双英是个双胞胎，但跟她同胎的那个女孩子生下来就没气儿了，她妈妈就特地给她取了这个名字。双英长得算是漂亮的了，不仅面容，人的性格也像是林黛玉似的，弱不经风，可还内心老想争强，说话时而优柔伤感，时而尖酸刻薄，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她心高。亮君是个无忧无虑的开心宝贝，圆圆的脸蛋上总是笑盈盈的，大大的一双眼睛里，闪烁着无尽的求知欲。意美是个有心劲的姑娘，文雅内向，平时不多话，但一旦讨论起家务等细活儿来，她能说的有条有理的，我们都说，她是大姑娘毕业，可以进入孝顺媳妇行列的了。果不其然，她是我们四人中最早结婚的。

弯子绕得太远了，还是往回绕吧：

铁路修好了之后才开始分工种。

我和双英，加上小付和小许分配到机修车间，亮君，小唐，王小玲（王玉珍的侄女），李兵和李意连分配到了仪表间，小朱，小胡分配到了锅炉房， -- 将来是当水暖工的，这些算是技术工种；而李洪，赵祥等十多人，分配到了灌瓶车间，当灌瓶工，那是熟练工种。

修了半年铁路的我们，在 1976 年六月被送到了北京西郊灌瓶厂。我们一行十二人。住在北京崇文门旅馆。当时那就算是栋高楼了。只是我们不明白：灌瓶厂在西北郊，而我们却要住在位于北京城东南方的崇文门旅馆。

转了这么一个大圈子，才开始上正题：

我和双英，加上小付和小许当然是到北京灌瓶厂的机修车间学徒了。我们的师傅是那三位小年轻：刘洪柯，满万宁和刘国志，我估计 他们也是刚刚出徒，还没当过师傅的 。

他们仨年龄相仿，刘洪柯好像是个高干家庭的孩子，老是穿着绿军装样式的衣服，剃着小平头，一副吊儿郎当的神气 --- 那个年代，高干子女都是这个德性！满万宁的家庭出身我们不太清楚，好像是臭知识分子家庭的，他身上有一种与我有些臭味相投的酸劲，可我觉得他的比我的要严重得多，他老是一副对别人爱搭不理的态度，对什么事儿都爱嗤之以鼻，让我说就是鼻孔朝天，好像他什么都知道，别人什么都不懂，就他聪明似的；刘国志是老老实实的工人家庭出身，人很实在，但也有时会耍耍小聪明，弄个什么小算计的。

那个年代，还没“帅哥”这个词儿，按现在的标准，我想他们仨都能算上是“帅哥”了，三个人都是那种身材魁梧、健壮有劲儿的那种，走路，干活都是一阵风似的，麻利，爽快，三人都是一口的儿音很重的北京话。吴洪柯是个长圆脸，皮肤黑一些，眉毛很浓，眼睛很亮，鼻子很直，嘴唇轮廓清晰；相比之下小满师傅就有些“小白脸”的嫌疑了，皮肤白皙细腻，脸上的那些器官也都布置得柔且有条理，软软的头发很舒服地蓬松着，笑起来，两只让人有些捉摸不透的眼睛会弯成两道细弯儿，嘴角上还是会带着“玩世不恭”神态 — 很像我们这里的一位网友“雪球儿”的头像的那位 — 也是这个头像让我想起了小满师傅的；而刘国志则是一副老大粗的样子，眼睛大得让人感到他老是是在愣头愣脑地瞪着你，但他说话很风趣，老北京人的那些逗人的笑料，他抽不冷子地就甩出几句来，我还能听懂，因为我妈的娘家就是北京，自从去了武汉，每到暑假，我妈就带着我回北京避暑，我跟我的几个表姐在一起玩时，北京的土话也学了不少， 可跟我同学徒的“湖北佬”们就不大能听懂了。

学徒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