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波这一周，应该还算是有所收获的。这次虽没有见到这个宁波公司的老板蔡先生，但他的副手江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昨天晚上他给我和吉拉克送行的晚餐上，聊了许多，他和吉拉克都承认他俩是一类的人。俩人说得很投机，俩人都是很能喝酒的主。晚饭后，我们四人又到饭店的酒吧座到酒吧关门。吉拉克和利希特俩，又喝了一瓶威士忌，他俩几乎是每天一瓶，我和霍乐顶多一瓶啤酒。
利希特和霍乐是在接我去机场的车上才认识的，利希特说他见到我好几次带客户参观公司，可我从没注意到他；霍乐，我在这之前，只是听说过他的名字。吉拉克这次给我的感觉是，他比上次成熟多了，也知道如何与中国人打交道了，虽然他经常提到陆叟先生。
第一天的晚上，由于到了宁波机场已经很晚了，在接我们去饭店的路上袁小姐就打来电话说这晚让我们自己好好休息，公司就不来人到我们的饭店了。在吉拉克的建议下，我们四人登记诸如后就在楼下大厅碰头，我还没听到他这个建议，我安顿好自己的东西后，给霍乐打了个电话，--在帮他们登记住入时我只记住了霍乐的房间号，因为他的房间号跟我的一样，只是比我低一层楼---霍乐才告诉我的。等我下到楼下，没见到他们，过了一会儿，才见霍乐下楼来，我俩等了好半天也不见他俩的影子，我才想起，酒鬼似的吉拉克肯定是去了酒吧，霍乐去了酒吧一看，果不其然，吉拉克和利希特已经坐在酒吧的沙发里喝上啤酒了，我和霍乐也介入他们。我和霍乐也只是每人只喝了一罐白威啤酒，可他俩至少每人已经喝了两罐了。由于一整天的旅途颠簸，大家都累了，我就建议去饭厅吃晚饭，吉拉克在路上也提到了好几次。其实一路上我们都没少吃，我是不怎么饿的，我带着他们点三个凉菜，四个热菜，其中包括一大盆水煮肉，很辣。他们还真的能吃辣的、这些菜也没剩下多少。我没怎么吃，只是招呼他们吃了，还给他们要了一瓶“小糊涂仙”。
first diner:
酒吧的帐是吉拉克结的，晚餐的帐就是我来结了。吉拉克有些不好意思，我说没什么，老板请客了，谢谢老板吧。饭桌上我们的气氛很和谐，吉拉克提议说咱们就都称名字吧，跟我说他叫康尼，这名字我早就知道了，只是没跟他“du”称。这会儿听他这么说，我也就附和着说，那咱们就“du”称吧，跟他说我叫霞，其实这个康尼老是分不清楚我的名和姓，总是称我霞，这回我就让他称个够了。接着跟利希特和霍乐分别说了我的名字，他俩也告诉了我他们的名字，利希特叫托森，霍乐叫克劳斯。
晚饭后，大家还不想各自回房间，我就建议出去散散步。康尼马上响应，在前台换了人民币，一行四人出了饭店。是在说上次来，并没有好好逛街，这次康尼带着我们到了街上，还很热闹，康尼竟还带着我们拐进了一条小贩泛滥小街道里去了。路本身就窄，摆上小摊贩，几乎就没什么余地了。
我穿的是那双耦合色的凉鞋，没穿袜子，一个脚趾头磨得生痛，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在路边的小摊子上买了一双拖鞋，脱下了那双凉鞋，换上了拖鞋，但脚趾头还是疼---回到饭店房间才发现是脚趾头上磨出了一个水泡，还破了，难怪这么疼。
透过一家小小超市的玻璃，我看到了那里有汾酒，我就让他们等等我，我一下子买了两瓶，正是那种我几次都想要的简装瓶的，每瓶34元。
回到饭店我实在是太困了，他们仨还要去酒吧，我就告辞了。回到自己的房间，洗了个舒服的热水澡，一头栽到床上就睡着了，可睡得不怎么好，两点多种就醒了，怎么也睡不着了（时差？）。熬到六点半，起来冲了淋浴，就去了早餐厅，没想到吉拉克比我还早，坐在早餐桌前，悠然自得地抽着香烟。---路上，他就找我借了两百元，要买香烟。饭店的早餐对中国人来说，是丰盛的。我足足饱餐了一顿名副其实的中国早餐：四、五种蔬菜，六七种咸菜、小菜，还有六七种热菜，精致的馒头，花卷，肉包子、菜宝子、点心糖包粥、汤，很和我的口味。我盛了满满一盘子，吉拉克说我是在享受着早餐呢，我说当然了，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还不好好利用。
接着，利希特和霍乐也来了。头一天，我一时还改不过嘴来叫他们的名字，有时也还叫他们的姓。
八点半，公司接我们的车稍晚了一点儿，接我们去了公司。
company gate:
不是上次的铸造厂了，是全新机器加工厂了。上次还是空空荡荡的厂房，这次已经安装了许多大型大件工件加工机器，车间里也是机车轰鸣，很火热。
袁小姐接待了我们。她提到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运来的那批刀具，那批刀具，现在还在杭州的海关扣着呢，还没过海关呢，过海关的手续中还缺少一些手续，。。吉拉克说我们是要求供货商过海关，送到宁波厂里来的。我说那就赶快去找供货商呀！由于时差，只能等到下午才能跟公司的采购联系上。
上午，跟袁小姐谈了几个我们的订单，在机加工厂看了全场的设备和生产情况，下午袁小姐让她的部下莉莉带我们去看了铸造厂，还跟我们说，晚上让我们六点钟在饭店大厅与她相会。
从机加工工厂去铸造厂的路上，吉拉克和利希特要去买烟，结果司机将车开到与我们饭店很近的一家烟酒店，两人各买了一条万宝路，才90元人民币一条，两人都高兴；趁他俩买烟的时间，霍乐去他饭店的房间去来相机，他一上午都没能照相。
旧地重访，我更觉得现在的机加工工厂气势大多了。
袁小姐说有件铸件浇口处有缺陷，让我们去铸造厂参观时顺便看看，看我们是否能接受。我们参观了铸造厂后，就去看了这件铸件。是P300的下部机身，在两处，估计是去浇口时敲打得过多了，正好在机床座儿的边缘处缺了两块。吉拉克说要将缺陷处用堆焊补好就行了，算是我们放行。他们质管部的梁先生又叫住我们，说是还有一件铸件也有尺寸问题，让我们去看看。我们来到上次杨森检验铸件的地方，看到了我们一个磨头的铸件。有一个沉口深度没浇注够尺寸。吉拉克和霍乐商量了一下，觉得此铸件还是有救的，我们就让他们将他们的尺寸检验记录给我们一份复印件，梁先生答应说，第二天就送到机加工那边去。
从铸造厂出来就已经近五点了，司机将我们送回了饭店，我匆匆洗了个澡就下楼去了，可我还是最后一个，袁小姐说菜基本已经点好了。让我再问问他们还有什么特殊希望，我一看他们点的菜里，也有我昨天点的水煮鱼。袁小姐还有好几位她部里的几位先生也在场，袁小姐的顶头上司龚先生也来了。
康尼、克劳斯、托森也在点菜厅里转悠着，可就是找不到我周一晚上给他们点的那个青椒牛柳了，我也没找到。忘记是托森还是克劳斯了，跟我说他们没想到今晚的饭局，说是康尼也不知道，我说我中午不是说了吗。这些人听话不认真！
晚饭是饭店餐厅的碧云间吃的。这回发现了克劳斯喝红酒，托森和康尼是啤酒，跟他们销售部里的几位先生（我看是小青年）喝的热火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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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北京的飞机晚点了，上面这些是在宁波机场等飞机时写的。
我回北京的飞机本应是18点55分起飞的，现在已经23点37分了，还没有起飞时间，好在我是头等舱机票，可VIP休息室里，这会儿也来了不少人，几架去北京的飞机都没起飞。这么长时间的晚点，我还是头一次碰上。
这家公司的主要干部都是台湾人，袁小姐的顶头上司龚先生看来也是。他给我们的印象是斯文，古板，虽然坐在上座，却不怎么管桌上的气氛，只是让部下们跟我们聊，而他自己，一个连一个的接电话，跟我们说话很少。只因为我坐在他身边，跟他交换了名片后，他只是私下地跟我聊了几句，不疼不痒的。
我怎么记不清楚了，那天江先生是否也在呢？是不是江先生跟这位龚先生是一个级别的，而这晚是龚先生部里的请客，所以他不喧宾夺主？可第二天，江先生说他那天晚饭后独自回家喝酒到晚上十点多才睡，。。。是的，周二的晚餐也有江先生，晚餐散后，他还说他不用车送，他家就在附近，步行用不了八分钟。
周二晚饭后我们几个又去了酒吧，康尼和托森也真能喝，要了一杯又一杯的威士忌，一瓶黑方（Black Leble）我就给他们建议，还不如干脆就买一瓶下来，比这样零喝不仅价格便宜，也可以“随心所欲”。他们接受了我的建议，又要了一瓶，还在酒瓶上写上了托森的名字。
康尼说周三让托森和克劳斯在车间里干活儿，他带上我去买街里东西（吃的、喝的），筹备德国队和土耳其队的半决赛观看。康尼早早就跟我说过，要看这半决赛的实况，半夜里三点差一刻才开始比赛呢，他们熬夜也要看的！我答应了，还真的当真了，跟他说可以去我买酒的那家超市筹备这些东西。
我熬不过他们，茶水冲了三、四遍之后，我才告晚安的。因为克劳斯听我说我房间里有保险箱，我抱怨我房间的保险箱坏了，不好使，他听到了也想要一个，他要在这里住两周呢，也该有个保险箱，可这保险箱只是个有密码锁的小柜子，可以搬来搬去的，还没有自己的箱子保险呢。克劳斯说他把自己的重要东西都放在箱子里，上锁后，我看要比这保险箱保险。可是他还是想要一个。我跟饭店前台的值班人说了，他们还不信克劳斯房间里没有保险箱，我问克劳斯，是不是他弯不下腰去，找不到箱子？克拉斯的个头我看是不矮于1.9米的。我把克劳斯叫上，饭店服务员跟他一起去了他的房间。
周三，我们还是追问着我们的刀具，因为康尼从在本部冯克那儿得到的消息是周三我们的刀具可以到达，冯克还给了我们供货商在中国的代理的地址。可是这儿的袁小姐告诉我们刀具还是没音信。我给刀具供货商在中国（北京）的办事处打了电话，接电话的人都挺客气，说我们这订单是从欧洲本部来的，等到欧洲本部那边上班后，他们问清了情况，一定给我们回音。到了下午果然一位说中国语的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从康尼手机上显示的电话号码来看，是从瑞典打来的。 他道歉后，说他们会尽快与他们在中国的代理联系，尽快将刀具送到我们这里来。
康尼在临来之前曾经通知过我们另外一个刀具供货商，三多维克。三多维克的刀具适用范围较普通，对粗加工来说应该是可以对付的。只是我们的工件要求，如果是用我们指定的刀具，可以做得即合乎要求又能节省加工时间。康尼说，咱们最好还是两条腿走路，我就跟三多维克的人---一位销售员（名字忘记了）--联系上了，并叫他将他们的产品目录（中文版本）带来，他倒是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当天下午就来了。在康尼的要求下，他还带来了他们的一套刀具，让我们试用。
由于有了得力的刀具，我们都想跟班干出个头绪来，就问了江先生他们的工作时间安排，江先生说周三的下午就安排了我们的一件工件的加工。我们一直看着（托森也帮着）这儿的操作工人装夹工件，设定加工程序。可就光装夹工件就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将先生看我们这劲头，就问我们这天准备工作到几点，我们跟江先生说，最晚到夜里两点，因为夜里两点45分，德国足球队开始跟土耳其队比赛，争夺进入决赛的权利，我们是一定要看的。江先生也很来劲，晚上五点半，带我们去了附近的一家很华丽的饭店，用了一餐“工作晚餐”--是每人一份套餐的那种，就接着又去车间，直到工件装夹完毕开始切削。晚上近八点，工件进入正常切削作业程序，我们看了机器上设定的加工程序，估计这一个班干下来就差不多了，便跟江先生说，这工件可以这样干下去了，也就是说我们不用在机器旁守着了。江先生亲自开车送我们回了饭店，因为他家就住在我们住的饭店附近。
到了饭店，我问康尼，还要不要我跟他一起去超市为夜里的球赛买东西？他说不用了，他们就在饭店的酒吧里要了不少的啤酒。看到托森端着整整一大托盘，往楼上走，酒吧的小姐，还担心地跟在后面，我告诉小姐说，那托盘他们明天会还会给酒吧的。我接着告诉托森和克劳斯是哪个电视频道现场转播球赛，就跟他们道了晚安。
回到房间，放水洗澡，竟然在澡盆中打起盹儿了。等我正式上床睡觉时，已经过了午夜，澡盆中的一小小觉，让我躺在莫大的床上却睡不着了。打开电视看了会儿，被一个电视连续剧吸引上了，一直看到凌晨近三点，我把电视台换到了央视五台，德国队和土耳其队的比赛刚刚开始。我对足球并不怎么感兴趣，没看几个来回就又转回去看那个电视连续剧。我正看得上劲儿，听到窗外传来一阵阵的呼喊声，仔细一听，原来是我那几位同事，在呼喊，准是德国队进了球了！我将电视台调到央视五台，果然是！我就又看了几个回合，可惜到了最后，比赛的画面无法转播，说是因为维也纳那儿下大雨，断电了，这些解释都是中文，估计他们几个听不懂，干着急呢！不过最后还是显示了德国队胜了土耳其队的消息！近凌晨五点才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
周四是康尼这次停留的最后一天，还有好些事情没有完结。早饭时，我跟康尼过了一遍今天一定要完成的事项，克劳斯才姗姗来迟，而托森指导我们都吃完了早饭才来，他就匆匆喝了杯咖啡就到了该上班的时间了。
去工厂的上，他们果然问我为什么足球赛的实况转播老是中断，那几个评论员都叨唠了些什么，怎么最后关键的几分钟没有比赛的画面了。我一一给他们解释了。看来他们还是不甘心，克劳斯说他已经给家里打了电话，说是他家所在的镇子上，整个晚上都在庆贺德国队的胜利！这场比赛对德国队来说是很关键的一场，而且德国队教练被罚，不能在球场旁边指挥比赛，只能远远坐在指定的位子上观看比赛。
到了工厂，我和康尼就盯着袁小姐不放，但我们总部那边始终没将我们要与宁波公司签订的协议的英文本传过来，那么如果康尼要交差的话，就只能在中文版的协议书上签字了。袁小姐当然高兴，马上就让龚先生签好字，还盖了章。康尼这项任务算是完成了，也没怎么多费口舌，但在加工费问题上，康尼自己也说，如果没有合适的刀具，没法说明加工的合理性，只能暂时作罢，这项任务是没法交差了。
我跟江先生提出：趁我们的技术人员在这里时，最好尽量安排我们工件的生产，我们可以在加工过程中，按我们多年来积累的加工经验，给他们提出合理化建议，让他们少走弯路。这也是我们的技术人员来这里的目的。江先生当然理解，也很配合，果然在加工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不少的问题，毕竟是新的工件，需要熟悉才能将加工程序编的合理，克劳斯和托森都出了不少主意，毕竟我们的技术员也要熟悉他们的加工机器啊。
有一次，因为快速给进程序没编好，结果刀盘撞倒了工件上，康尼和克劳斯和托森马上给出了补救的方法，看来在我们这里也是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所以他们也都很有经验了。
为了让他们能更好理解我们的加工要求，在我的建议下，克劳斯给我们所需在他们加工的工件都做出了三维视图，还标明了各处的加工要领，我想这应该是万无一失了。
克劳斯在赶制工件的三维视图。
克劳斯在巨大的工件里。
我们的工件在加工中
周四的晚餐是江先生在我们饭店的餐厅请客的。如本文的开始已经提到，康尼和江先生谈得很投机，后来我们四个又在酒吧里给康尼送行时，克劳斯佩服又体谅我地说，今晚我说了不少，不然气氛怎么能有这么融洽！实在说，我也有些惭愧：我也只能陪他们这一周了，下周是我早已与女儿定好了的假期。我给他们介绍了一位家在上海的德文翻译，克劳斯和托森还要在这里呆下去，指导宁波厂的加工。
康尼的飞机是周五一大早的。估计我们明天早上见不到他了，晚上在酒吧里就相互到了别。临别前，康尼特地又买了一瓶黑方威士忌给托森留下。
我也是周五的飞机去北京，但是晚上的，还能陪托森和克劳斯一天，聊到告别的话时，托森说，我们是个很好的团队！我说，的确，这几天我们工作得的确很配合！我肯定会想念你们的！克劳斯对我这句话很感动。
周五，早饭后，公司的车接了我们三人去了公司，袁小姐刚刚把我们在会议室里安排好咖啡和饮料水，托森和克劳斯就去了车间。看来克劳斯喜欢车间里的机器轰鸣的声音，其实他做三维图，在会议做还有空调，估计他也是不愿意让托森一个人在车间孤独。克劳斯做好的三维图，我让他存到移动记忆器(UBS)上，我拿到公司的技术部打印出来，托森那儿加工马上就能用上了，并嘱咐袁小姐，其他的我们的工件的三维图也都会一一给他们准备好的，加工时，一定对照好三维图来加工。袁小姐当然很高兴，说我们下订单时每个工件也都能附上这三维图的话，就可让他们技术部的人减少许多工作，而且也有助于理解我们的加工要求。我后来问克劳斯，为什么我们订单中的工件没有全配上三维图。克劳斯说，其实他的这些三维图，也不该给宁波公司的，因为我们本部的技术部没有审核，以后出了毛病、问题，就都该他兜着了。而要让技术部审核这些图纸，手续、时间就都跟不上生产部的需求了。
周五下午近五点了，公司派车送我到机场，克劳斯和托森送我到公司门口，看得出他们依依不舍的神情。我再次跟他们确认了那位上海翻译的事儿，袁小姐也通知好了。由于那位翻译周日的下午才来宁波，周五晚上和周六的、周日的安排，我也跟袁小姐说好了：他俩还来公司，看工人们加工。他们也是工作狂啊！可想想，他俩都是头一次来中国，人生地不熟，除了工作，还能干什么呢？我提醒说，他们也可以找时间去那条OBI一条街去看看---那时我们在上班的路上总能看到的一条街，全是各种各样的小商店，出售还修理各种水暖、家居用品，跟我们这儿的OBI大超市很相似，。。。
到了机场，就看到显示板上标着，我所要乘坐的航班晚点，因为台风的影响。据说，周四，这里的许多航班都取消了。不知，周五一早康尼的飞机是否按时起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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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凌晨近两点，我们才被通知可以登机了。等登机完毕，机舱门关上后，机长跟大家说，我们登机了并不是马上就可以起飞了，因为有些乘客等得不耐烦了，甚至跑出了候机厅，为了得到可以起飞的信息后马上就能起飞，机长才决定让他的乘客登机等待。
机长这席话说完后，就有一位乘客跑到飞机前面，要求下飞机，他说他的烟瘾很大，若起飞时间还没着落，他要求下飞机等待。
机长当然是不同意，跟他说，“你要是下飞机，我就不能保证你是否能跟我们这架飞机一起起飞了。”还好言劝他说，“我也是个抽烟的，也想马上就起飞，回北京。年轻人，能忍耐一下就过去了。”可这位乘客却说，“您的烟瘾可能没我的大，我一天抽要十包，您顶多一天一两包吧。”
我还没见过这样炫耀自己烟瘾的人！忍不住插嘴说：“你若是有这么大的烟瘾，就别选择乘飞机了，应选择可以抽烟的交通工具，比如火车或自己开车。”这小伙子被我噎了一么一句，火气更大，冲着我嚷了起来：“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机长马上对他说，“别跟上了年纪的人顶嘴！”
这还是我头一次听别人说我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我环视了一下四围，头等舱的八个座位只有我一个人！肯定是指我了！我真的就这么老了吗？看来我的有点儿“自知之明”了。
宁波 is a nice pl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