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说到文山会海的事情，殊不知，一个文件，一个会议都是主导权力和行使权力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共八大之后，书记处 就把这两个重要的表现形式一直抓在手中。 毛泽东曾经比喻政治局为医生，书记处为护士，而邓小平便是不折不扣的护士长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共中央文件的统一、固定的模式就是经过邓小平同志之手亲自修订的，而说到开会，原来 由中央政治局主持召开的会议，在八大之后多数责成书记处办理 ，邓小平在1956年到1959年成为中央一级会议的主要召集人和主持人，一九五九年七月在庐山召开的那次特殊意义的会议，本来也是由小平主持，然而因为邓小平不慎把腿跌断，改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在主持之初就说过：“小平不在，我来主持，是主席 同意的，以前都是总书记点将，现在我来为他分劳。” 中央书记处不同于旧的中央秘书处的另一处，就是书记处直接插手国民经济以及党团领导，新的中央书记处下设二十多个具体办事机构－－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从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开始到候补书记胡乔木截止，书记处成员基本都兼任具体办事机构的负责人，以后李先念、李富春补选为书记处书记，又为他们 具体增设了办公室。这样一来，国务院等于形同虚设，凡事都要请示书记处才能办理，而书记处也不再是简单的上传下达，而是 党务、政府、军事、民政、文化、财务等一系列领域中之于中央的名符其实的“总参谋部”，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之后，书记处几乎取代政治局，成为毛泽东直接指挥之下的统帅机构。 邓小平能够在后来领导中国共产党第二代并且完成中国政治走向开明化、改革化的重要转变，实在是得力于他主持书记处十年所积累的政治班底。毛泽东评价邓小平作风强悍、果断、公道、周到并不为过，小平初到中央，没有带一兵一卒，正是秘书处、书记处的工作让更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认识了邓小平的品格 、能力，并且主动向他靠拢。包括一开始他主动攻击的刘少奇在内，而后像胡乔木、罗瑞卿、杨尚昆等人主动折服于小平的统帅能力之下。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当着康生、彭真、罗瑞卿等人的面公开说：“他们几个（指的是杨尚昆、罗瑞卿、胡乔木）都被 小平给招了安了。”尽管毛泽东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这番话的， 但是，事实确实如此。不仅杨尚昆等毛泽东身边的人，即使是诸如彭真、王稼祥、陆定一这些资历上比小平还要高出很多的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下公开称赞邓小平的政治能力和组织手段。陆定一在一九六零年时对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的参加者说：“小平同志抓文艺也是很有一套的，他脑子灵活，主意多，还能紧跟时代，我们这些人都比不了。”以刘少奇手下数一数二的大将著称 ，以抓经济擅长的薄一波也说过：“小平铁面无私，经济工作上 言简意赅、句句到位，不说外行话。” 我们都知道五十年代开始，中国一直受到来自外国的所谓的“贫油论”的压力，中国原油基本依靠进口，为了解决这个大问题， 毛泽东请邓小平亲自挂帅，邓小平当时负责中国经济的主要瓶颈 －－钢铁和石油，小平同志果然不负毛泽东的期望，他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连续到玉门、成都等地考察石油的情况，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随行者后来回忆邓小平这次考察用了艰苦卓绝四个字来形容。当时的石油部部长是上将李聚奎，李是邓小平在八路军一二九师的老部下，然而因为作风保守、成绩平平，小平主持石油领域工作后，第一个罢免了的部长级别的官员就是李聚奎，调令下达的那天，小平亲自找李聚奎谈话，小平说：“石油问题不解决，党中央睡不好，毛主席也睡不好，全国人民也睡不好，将来恐怕子孙万代也睡不好，我们总是躺在外国人身上，我们还叫什么共产党人。”就这么几句话，简单干脆，李聚奎将军给小平说：“请总书记放心，李聚奎一切行动听指挥。”我党 建国初期之所以能够从敌人的层层围困和封锁中杀出一条血路靠的就是这样高风亮节、顾全大局的将帅。随后，邓小平点将余秋里，并且明确的指出：“东部的基础比西部好，不能总是钉在西部拔不出来脚，天然油是中国以后的关键，虽然也要搞人造油。”适时，中国人造油比例比天然油大的多，国务院很多领导都倾向于搞人造油，邓小平力排众议，打出天然油的牌，连毛泽东听说了都道还是小平魄力大，这个指示就是中国新石油工业史上著名的“居仁堂指示”。余秋里和石油部新任的领导班子殚精竭虑、不遗余力的努力，终于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于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同镇打出了代号“松基三号”的天然油井，而后遭遇建国十周年大庆，报请中央批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同镇后改名为大庆，成为中国石油工业城的著名代表。而后按照小平的 东部开发精神，中国石油工业迎来了大会战、大进军、大转折的年代，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日，人民日报记者袁木、范荣康（电影演员梁天的父亲）写了著名的报道《大庆精神大庆人》，打响了中国工业学大庆的第一枪。小平一生几次到大庆参观、考察， 为新中国的石油工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继大庆之后，小平又同时抓了武钢、攀枝花钢铁公司上马的大问题，对于攀枝花，毛泽东曾经忧心忡忡的说：“攀枝花搞不起来 ，我是死不瞑目，你们不去那里，我是骑着毛驴也要去，那里不通车我就骑马去，那里缺钱就用我的稿费去建。”邓小平三下攀枝花、两走武钢，为新中国的钢铁建设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通过石油会战和钢铁会战之后，中央领导集体对于邓小平的经济主导能力都是刮目相看，周恩来、刘少奇多次表态说小平抓经济很有成就。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说：“我们党经济战线上又出了一个大军师，那就是小平，以前我们有总理、陈云、一波、先念 ，现在又多了小平。算得上五虎大将了。”而在具体负责经济的 过程中，邓小平和薄一波、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人都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邓小平虽然不是军委主要成员，然而他作为书记处一把手，通过 黄克诚、谭政、罗瑞卿等人加紧了同军队的联系，特别是在抵制林彪六十年代初发起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政治风波里，邓小平坚决的站到了真理的一边，和林彪做了顽强的斗争，也是从这时候起，罗瑞卿等军队主要领导开始向邓小平靠拢，就在罗瑞卿被陷害之前还在和小平打牌聊天呢。 主抓党务、意识形态工作的同时，邓小平和彭真、陆定一、胡乔木、安子文等人关系开始密切起来，彭真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远要比小平的资历深得多，可是，他对邓小平的行事作风比较佩服，他说：“小平主管党务、组织工作，是十个指头的问题 ，不是说没有错误，而是基本没有错误。”而代表中央和地方对话，邓小平和李井泉、王任重、陶铸、陈丕显等封疆大吏也成了 无话不谈的亲密战友，李井泉是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也是大跃进的倡导人之一，唯独对小平的指示一直不敢马虎，他总结小平的领导艺术就是一句话：“小平不说假话，不说蠢话，不说空话 。”陶铸公开表示党内如果允许拜师的话，他拜毛泽东不够格，就要拜小平为师。王任重在湖北一直把自己看作是毛主席优秀的学生，称毛泽东为“兄长”，可是他说，小平来了说的话就相当于主席说的话，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小平说的话基本思想和主席的都差不多。 我党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曾经说到这样一句话：“个人崇拜，我不仅要搞毛泽东的，也要搞邓小平的 。”可以说，通过三年多的工作、到了一九六零年，邓小平在党内已经和刘少奇并驾齐驱了，成为政治巨头之一。具有中国特色的邓小平政治班底也就此形成。 毛泽东之所以一开始选择邓小平作为秘书处和后来书记处负责人的首选人物，这是和当时党内的政治斗争分不开的。进城之后， 毛泽东曾经就一线二线的问题做过试探，他不很满意书记处的其他成员，除了路线、方针上的分歧以外，还有就是刘少奇开始主张改变党内的一元化领导，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 在这点上周恩来和刘少奇是不谋而合的，这又是自从延安整风以来，刘少奇首次和周恩来就重大问题达成一致的地方，因而，毛泽东有鉴于此，才利用高饶打击刘、周，而邓小平在高饶事件中秉承毛泽东的意思和陈云表态时，邓本人的大公无私以及比较坦诚的评价刘少奇又赢得了与会者的赞许，这让毛泽东更加觉得选择小平来作为自己在中央一线的“管家”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对于邓小平的另一侧面，毛泽东显然比较放心，他自己亲口说过：“小平是不抓权的，没有野心。”比较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而言，小平自然是小字辈和后来者，对毛泽东的统治地位只有巩固的份儿，而不会形成挑战与威胁。 果然，在一九五五年讨论农村合作社问题上，刘少奇支持邓子恢 的“唯物主义”观点，不同意冒进，毛泽东指责邓子恢：“脑子 陈旧、思想保守，需要用大炮来轰一轰。”而邓子恢丝毫不退让 ，他举了浙江的例子说：“我看农村的事情宁可保守一点也不能唯心。”毛泽东在书记处（常委会）、政治局发动对邓子恢的批判应者寥寥，特别是刘少奇对邓子恢的支持，让毛泽东倍感不快 ，于是，毛泽东决定绕开政治局和书记处，请邓小平的秘书处召集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狠批邓子恢，矛头直指刘少奇，而作为会议的主持人，邓小平自然是不遗余力的对毛泽东表达了支持的态度，首战告捷，毛泽东对小平异常欣赏，这也是毛泽东决定尽快改组权力机构赋予邓小平更多的事权的开端。 新的中央书记处成立之后，邓小平对毛泽东的配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亦步亦趋，在五七年、五八年、五九年三年的大的政治行动中，邓小平始终是毛泽东的“急先锋”，反右、反击教条主义 、反冒进、推动大跃进等运动中，邓小平始终走在前列，是毛泽东得力的助手。然而，邓小平不是一个驯服的高级管家，而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政治家，毛泽东在五十年代中后期的过左的运动的蓬勃推动，在最开始的时候，邓小平不仅积极响应，而且出谋划策，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反对毛泽东的冒进思想，小平和他们都做过一定的斗争，南宁会议之后，周恩来因为抗上直言被 停留于外长的工作范围之内，挂名总理，事权统一归于书记处， 以周恩来的地位居然要事事请示彭真，除了外交部以外，周恩来 基本都不能作主。邓小平是毛泽东亲手培养的高级领导人，在他的身上无时无刻不体现毛泽东的思想、精神和风格，出于战争年代的巨大考验，使他坚信毛泽东应该是正确的，这也就是邓小平 一开始紧跟的主因所在。 张爱萍曾经回忆道：“我们这一代人对毛主席的感情是很深的， 对于他的主张基本都是盲从的，为什么啊？从历史上看，很多次 毛主席都是少数派，我们都认为一定是毛主席错了，结果事实证明还是毛主席对了，从井冈山开始就是，后来就成了习惯了，凡是毛主席说的话办的事都是正确的，都是不能怀疑的。”张的这番话其实同样作用于邓小平，然而，通过大跃进政策的失败和国民经济走向几乎崩溃的边缘时，邓小平开始反思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宋任穷等人去医院看望邓小平 ，向他传达庐山讲话要点，邓小平竟然对宋任穷他们说：“彭总这个人战争年代还是有功的，这点不能抹杀。”邓小平没有像以往那样对毛泽东的看法表示无条件的赞同，反而唱起了反调（毛泽东在庐山基本否定了彭的一生）。次年，乒乓球选手荣国团获得世界冠军，报纸、电台大肆宣传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邓小平在书记处会议上则说：“打赢了就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那么打输了了呢？难道要说是毛泽东思想的失败？” 一九五八年在武昌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再次表示他不再出任国家主席请政治局常委们讨论一下国家主席的人选，当时几位常委都不说话，事情是明摆着的，毛泽东之下就是刘少奇，国家主席显然是应该刘少奇来做的，然而，毛泽东并不点刘少奇的名 ，周恩来刚刚受到批判也不便说话，朱德、陈云、林彪也不肯表态，于是，邓小平一马当先的说：“都不提，我提！”至今保留在中央的文献和会议记录中的就是这五个果断的字眼，都不提显示了当时微妙的格局，而一句我提表明了小平的鲜明的政治性格 ，毛泽东所说的“公道”一点再次得到了验证。大跃进失败后， 由于共同的责任把刘邓二人紧紧的绑在了一起，二人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一手抓恢复稳定，一手反击毛泽东、林彪等人的“个人崇拜”，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文革之前的调整、巩固、稳定、提高的悲壮的政治话剧。 刘邓的联手在六十年代一起在一线对中国的国民经济进行了高度的复苏，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开始，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做法开始进行了侧面的抵制，他在给共青团中央的讲话中指出：“总之，我们现在是不能说路线错了就是了，不过我们有些说不起话了，现在是党团关系紧张、党群关系紧张，方方面面的都很紧张，物质供应跟不上去了，老百姓自然要说怪话要骂娘，你还能不让人家骂？人家心里有气就要骂出来。”邓小平还指出：“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差不多还要一段时期才能恢复。”一九六一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首先揭了盖子，指出这不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了，也不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问题，很可能是 倒三七开，错误七分，成绩三分，没有什么天灾，只有人祸。邓小平接着刘少奇的发言，严厉的指责了大跃进给经济造成的灾难 ，整个会议上，毛泽东开始轻描淡写的说了几句自我批评的话， 陈云不讲话，周恩来、朱德很少讲。林彪别有用心的吹捧毛泽东 ，只有刘邓敢于把真相直接披露给与会者，根据邓力群等人的回忆，当时会场群情激昂，气氛很热烈，大家纷纷插话，毛泽东后来一语不发，一直在不停的吸烟。会议的第三天，会场中居然出现打倒毛泽东的反标，而作为最高当局的毛泽东破例没有让追查 ，七千人大会最后一天，毛泽东终于表态，他说：“我是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官当的大了，不作调查研究了，总之，错误在我，不论直接的，间接的，再说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