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在大连期间见了什么人，谈了一些什么话，目前还没有一定的史料给予披露，然而，林彪在毛泽东、刘少奇进行总摊牌之前不仅不在北京，反而远在大连疗养不能不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的讲话之后，曾经在内部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林彪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反革命政变，调兵遣将。”（参见《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谢春涛主编，该书1186页）也就是说，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也做了最坏的一手准备，通过林彪把军队严密的控制起来，以防万一。换言之，毛泽东考虑过可能出现像林彪说的那样的“苦跌打”现象，否则，林彪奢谈政变经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在毛泽东眼里，刘少奇虽然“只要动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打倒你”（毛泽东原话，参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刘源等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但是，刘少奇毕竟是历史上形成的接班人，刘少奇系统在中央多年，可以说是盘根错节，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搞了很多的独立王国出来，特别是邓小平和刘少奇的合作，使得毛泽东一度在北京无人听话。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尽管战略上藐视刘少奇，可是，战术上却不得不重视起见。林彪这张王牌显然是要派到关键的用处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七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场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我坚决支持，军队的干部战士也坚决支持。”（参见《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到九月之间讲话记录稿》15页，以及《风雨福禄居》，徐彬著，第十章）林彪用极其肯定的口吻告诉这些人军队已经在我们手中了，这次林彪回来是吴法宪亲自陪同的。稍后，毛泽东决定把林彪的这个讲话发到全会上去，立刻在全会引起了不小的波动。 从以上林彪的讲话片断，我们应该可以做这样一个设想，那就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前之所以不急于调动林彪回来，主要是林彪负有另外的使命，疗养不过是借口罢了，早在罗瑞卿倒台之前，罗还亲自飞往大连向疗养的林彪汇报军委的工作，林彪本人也曾经在疗养地多次接见过部队的领导人，而这次疗养极有可能是林彪在外边联络部队的声气，作出一些利于毛泽东反击的军事部署，当然，这些部署都是未雨绸缪、防微杜渐性质的，惟其如此，毛泽东才大胆放手在会议上直接对准刘少奇开火，并且写出了檄文一类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八月八日，林彪终于在会议上露面，而当天就通过了久议不绝的数易其稿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终于通过了，这里面点出了刘邓的错误所在，等于宣告了刘邓政治生命开始走向终结，而毛泽东在等到林彪回来之后才最终拍板决定把这个后来直接导致十年浩劫的文件整理并且推出来的背景也是显然和所谓的“军队的干部战士也坚决支持。”有着极大的关系。 毛泽东一向视军队为根本，以后林彪吹捧毛泽东是亲手缔造人民军队，毛泽东还表示过：“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文革起来后，军队的态度和风向是十分重要的，毛泽东把林彪安排在外地的深意也在于此。所以说，不能以林彪没有赶回来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前期会议就确定林彪对反对刘邓并不热心，这是十分武断的。 还有一个论点就是为林彪翻案者的武器，那就是根据官伟勋的《我所知道的叶群》一书中的记载说林彪不想当接班人，毛泽东硬是要林彪做，林彪还把毛泽东的批示撕碎扔进痰盂中，还是叶群拣出来贴好保存的。然而，目前只有官伟勋一个人的书中作出如此的介绍，其他的披露的资料中并没有如此的记述，按照王年一等人的观点，这是孤证，也是不足为取的。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林彪和邓小平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邓小平是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上大力推荐的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对他有过高度评价，邓小平主导书记处不仅是毛泽东信任所致，也是毛泽东利用他分权刘少奇的一个手法。（具体可以参见我的旧作《建国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之兴废》系列）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赏识即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也还是有所流露的，当然，不过分打击邓也有分化刘邓的意图所在，不过，邓小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那种严厉的政治气氛中居然以全票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人成为全会绝无仅有的获得全票资格的常委。所以，在最初按照得票多少排名时，邓小平是排在第四位的。而且，在这次全会上，除了谢富治对邓小平在会议期间做过批判之外，其他人并没有说邓的不对和是非，包括毛泽东在内。根据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之一的王力回忆：“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对我说，如果林彪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小平出来，至少是常委。”（参见《王力反思录》和邓榕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我们知道，七月十六日正是准备召开十一中全会之前的集中批判工作组一事的紧张时刻，毛泽东在这个时候竟然还把当时已经被认为在派遣工作组上犯了错误的邓小平作出如此之高的评价，可谓用心不一般，特别是毛泽东说邓出来“至少是常委”，由此可见，应该是中央副主席一类的职务，而后，当林彪死后，邓的二次复出也正是那个著名的“三副一正”。 还有一点是邓小平自己的回忆，邓小平说：“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让我和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参看《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也就是说，毛泽东在十一中全会上也没有作出打倒邓小平的决定。甚至都没有交待狠批。作为副统帅和亲密战友的林彪当然知道毛泽东的心思。然而，就在十一中全会结束不久，林彪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亲自披挂上阵，严厉的批判邓小平，林彪说：“一条是和四野争功，毛选上有一条是四野的功劳，邓小平硬说是二野的。第二条是红七军临阵脱逃。”（冯治军所著《邓小平与毛泽东》，皇福国际有限公司香港2001年十二月版，第331页）据与会者回忆，邓小平面对林彪的指责，没有丝毫的动容，“他看着天花板抽烟”（引言同上）其人对林彪的蔑视于此可见。 关于邓小平在红七军时的所谓临阵脱逃，实际上毛泽东后来曾经专门让秘书徐业夫在半夜时找到邓小平向他了解红七军时邓去上海汇报工作的事情，毛泽东还通过汪东兴传话给邓，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参见《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而且，根据邓榕后来列举的事实证明，邓小平的临阵脱逃是不存在的，至少在毛泽东眼中是不能和什么叛变等联系到一起的，这也就是邓小平后来被毛泽东说到的“他历史上没有变节行为”的意思。可是，林彪并不放过邓小平，到了1966年十月，邓小平不得不屈从压力，写出了检查。然则在次年的五月，毛泽东还是再次表态要保一下邓。那么，林彪何以这么卖力气甚至是逆毛泽东意图行事呢？道理很简单，邓和林是同代人，年龄相仿（只差了三岁），资历相仿，又都是毛泽东属意的接班人人选，二人之间很是一种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刘少奇，林彪反而没有比之打击邓小平更多的卖力气，甚至还私下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的透”（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这表明，林彪打击邓小平反映出林彪对第二号人物和接班人位置的十分在意。 不过，从林彪极力打击邓的侧面也可以看出，林彪的本意或者说他的欲望基本上是界定在接班人的位置上的。我们这里之所以回顾一下林彪和邓小平的复杂关系也旨在说明一点，林彪惟其对于第二号人物当仁不让才会有后来的反复要求设立国家主席一事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