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之杀韩信向为天下所诟病，但是，拨开历史的迷雾重新审视 这段往事时，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已经走进了一个历史的悖论之中。 韩信虽然经过刘邦头号管家萧何的推荐成为刘邦军事上的第一助手，可是，刘邦始终对韩信存有戒心。这点特别是在韩信自立为齐王时更加明显，刘邦骂道：“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要不是机智者如张良、陈平及时的制止了刘邦的潜台词，汉王可能还要继续发泄他的不满呢。 韩信的功满天下，无人出其右者，自从拜将以来“首建大策，起汉中，定三秦，”，“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引兵下井陉，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乡以报”适时，韩信顾左则楚，顾右则汉。刘邦、项羽两个人的命斗捏在韩信的手掌之中，所以，蒯彻才竭力说动韩信三分天下，而且，也无需假设，只要韩信愿意，立刻可以成为现实。这也正是刘邦极度猜忌韩信的地方，虽则韩信没有听从蒯彻之言，但“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的事实却始终是刘邦的重大心病。 可以说，韩信非死于建功，而死于要功；非死于当代，而死于历史。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刘邦看来，韩信本不过是一个“官 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的小卒，仅仅凭借萧何的一面之词，刘邦用之为大将，其时，韩信于刘邦既无微细之亲，也无尺寸之功。刘邦冒着被故旧责难等诸多政治风险提拔韩信，以刘邦的眼光，可谓对得起韩信了。没有刘邦的越级使用，韩信怎么会“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而名高天下”呢？然而，几次在刘邦陷于歧路时，韩信的表现并不是异常的积极，从自立齐王到固陵邀击，几乎是在刘邦一再妥协的情况下才不得不给刘邦面子。韩信虽封齐王，可是和刘邦的君臣之分已经内定，这也是韩信尽管可以三分天下遂蒯彻之计但终不能济事的主因，一人 三叛，何以自存？ 韩信做的最明显的就是固陵一事，不仅是韩信，彭越取祸也在于此，当时，楚汉之争进入决胜阶段，刘邦请韩信、彭越出兵，而二人不至，原因是实惠太少，刘邦采用张良的办法，“取睢阳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于是，韩信、彭越都如约而来。刘邦虽定大事，心实恨之，司马光说：“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这是实话。所以，一旦结束战事，立刻迁徙韩信至楚。夺其兵柄，此时韩信尚未觉察，而最臭的事则是在徙封淮阴侯之后，韩信已经手无寸铁还在刘邦面前自矜其能，说什么“陛下不过能将十万”，“臣多多而益善耳”之类的昏话，樊哙以刘邦至亲跪迎韩信，而韩信居然说：“生乃与哙等为伍。”这种话传到刘邦、吕后的耳朵里想来是什么结果连傻子都知道了。 陈豨谋乱之前曾经在韩信的府邸中盘桓，史书上说韩信对陈豨说 ：“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这件事虽然多见于包括太史公和司马温公所著的信史之中，但是，却未必可信，其实就太史公本人也不相信，他在评论中指出：“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 夷灭宗族，不亦宜乎！”这是曲笔，实际等于说韩信不满有则，而谋反则无，也之所以司马温公才有“观其距蒯彻之说，迎高祖于陈，岂有反心哉！”的回应。可见，史家从来就不相信韩信的 所谓谋反说。而从刘邦得知韩信之死的表情“且喜且怜之”和听任蒯彻请葬也就说明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尽管韩信没有坐实谋反的罪名，虽然刘邦忘恩负义，虽然吕后心狠手辣，虽然萧何出卖朋友，可韩信自身并不是没有取死之道。 正如司马温公所言：“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韩信过于留恋自己过去的历史过于看重自己所建立的殊勋过于轻视残酷的现实，以君子的态度要求已经取得胜利的刘邦实在是难为刘邦了，难怪温公说“及天下已定，则信复何恃哉！”而刘邦以卢绾、审食其那样的奴才水准苛求韩信也同样是难为韩信，君臣或都不自觉的走进了历史的怪圈，而后此类悲剧循环上演，终古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