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权和官爵是统治者调节属下办事效率和考验其忠诚程度的最好的标志，也是帝王最好玩弄 的南面之术。 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南北朝时期，皇帝有憾于王谢豪族的势力的蔓延，大量启用地位地下的 寒门庶士，但是，并不是崇以高位，而是提拔到要害的部门或者位置上，比如巢尚之、戴法兴、戴明宝、杨运长等人，官职不过中书通事舍人和散骑员外常侍，但是，权倾内外，公卿 均为之下。然而，这些人虽然一时权重，可因为没有足够的政治基础，只能完全依附皇帝一人，所以，又不会对皇权本身造成致命的伤害，再者这些人多是皇帝的旧属，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可谓一举多得。这个办法在此时期非常盛行，像南梁的朱异最高不过是中护军却是连太子萧纲都要为之折服的。 延至隋唐及两宋因为处于政治比较清明，所以，多半不采用之，而至明成祖时，又被看好， 成为内阁制度的先声。解縉、黄淮、三杨最初都不过是五品左右，却是入参庙议的高级政治秘书，权力十分了得。到了雍正一朝，设立军机处干脆形成了制度。 国民党蒋介石也是比较喜欢这一套的，看看戴笠、徐恩曾就知道了，他们位置不过是局长， 实力却是省主席一类的诸侯都无法比拟的，一个侍从室简直就是小政府。这个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重事权而最轻官爵的时期，一个堂堂的行政院副院长威风不及一个省主席，一个集团军总司令不抵一个陆军整理处处长（陈诚曾任此职）。而相比较而言，我党也是延袭了这个 做法，但是，相对更加趋于正统。举个例子，比如李克农，和戴笠一样都是军情系统的头子 ，而李的不论是军衔还是职务都要比戴笠高出很多，实力也不弱。我党是比较讲究名正言顺 的组织，建党多年，除了出现一个非驴非马的中央文革以外，似乎再无类似的搞法，而中央文革也是毛泽东发了话的等同于书记处看待并且和政治局联席会议，仍然要借重于原衙门的 大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