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沙粒》三则

合作就是坚持和妥协，一味的坚持那是就不想成事，一味的听认也不是合作，是唯马首是瞻。想成一件事是很难的，很难很难。但你就是要以办成一件事的心去做的话，再难也得抗着，这抗着包括一些人的小动作，很笨的小动作。

风中 沙 粒（三则）

一 只 茶 杯

    我有一只搪瓷茶杯，22年了，一直没用过。上次搬家从箱子深处翻出来，崭新的，杯子上印有“上山下乡光荣”6个红字，旁边一朵大红茶，红花下有绿色的梯田。

    看着杯子，耳边就响起很热闹的锣鼓声，还有红色的布告、草绳、木箱、新发的军绿棉衣、兴奋或悲伤的眼泪、血书、母亲深夜缝褥子时的灯光……

    火车站。父亲从站台的圆柱背后移出来，他顶着“反动权威”的帽子，从牛棚中告假来送我。父亲眼镜片后边的眼睛里没有太多的悲伤，他夹了把小提琴来，说是可以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之余，搞搞娱乐。我接了那琴，没有太多的话想说。我一直盼着离开北京，离开家，离开那个岐视我的楼区。

    父亲在车开之前就走了，他说只请了一会儿假。父亲走了，他可能忍受不了开车前的铃声，我把窗口让给其他同学。开车铃响时，车上车下突然放声大哭起来，我一生中再也没有听到过那么众多的哭声，像一条河流崩溃了。我没哭，我端坐在椅子上，觉得没什么可哭的，我把北大荒想象成能使我畅快呼吸的地方。

    我第一次坐火车，一直兴奋地看着沿途不断变换的风景。同学们彻夜不眠，交谈，打闹。我再想不起来一群16岁左右的大孩子们，一天一夜说了些什么。我们都把这当做一次短暂的旅行了。

    北大荒,这名字真准确。头上是天，脚下是地，站起是个人。在这里一个人的呼吸很微弱，你更多感觉到的是土地、云朵、星空、那是个自然的世界，人只是个附属品。

    1969年10月1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所在地德都县下雪了。这像是来得太快了点，没来得及拿出冬衣，没有炉子也不会生火的三三班的同学们，拥卧在一座未竣工礼堂的寒冷舞台上，在听天安门的国庆庆典。那些熟悉的声音被窗外的雪花隔开，被半导体中不清晰的声音隔远了。20来个大男孩子，被寒冷和怀乡搞得很消沉，没人说话，也不知该说什么。

    我拿出提琴来，想拉个曲子（其实我就会拉三四个简单的歌），我拉了，是俄罗斯民歌《茫茫大草原》。这歌是讲一个马车夫将死的故事，很忧伤，与窗外的雪花构成清冷的情境。我拉了一会儿，放下琴时，发现大部分人都哭了。有人躲避着，用胳膊盖着眼睛；有的人张着泪眼，无声地看着我。我把琴放进琴盒，瞬间，有泪流出来，打在躺倒的琴身上，发出空洞的声音。

    那是我们三三班集体流泪的唯一经历，以后再没有过。眼泪有时比火更有力量，经它冶炼的情感会更接近铁。

一 支 牙 膏 皮

    1971年，我到北大荒已经一年半了，大部分人已回过家（不请假，逃跑）。我因父亲的问题没解决，就忍着不想回去。4月，父亲来信说，他已被放出牛棚，问题正在澄清，希望我能回趟家。去请假，连里不准。我就和一个同学商量好了，准备一起逃跑。

    5月，北大荒的雪刚化。一天早上，我俩踩着泥泞从水库工地跑到了火车站，为了躲避警卫的检查，等火车要开了，我们才分头爬了上去。

    我们没买票，不是没钱，有三十多块钱，想带回北京去花。那时知青回家大多不买票，把两天一夜的旅程，当做锻炼能力的机会（这话听着不真实，不过确实是这样想的）。

    钱要藏好，否则被检票的搜出来，要全部没收。临走时，我把一支牙膏挤掉了一多半，然后，把牙膏尾部撕开，把钱折小后塞进去，再把牙膏皮从后向前卷起。

    平安地到了哈尔滨。

    换车，再走，火车刚到双城堡，我们就被赶了下来。是半夜，下着冷雨。候车室，又脏又冷，没什么人。一个脸上有伤的大胡子总围着我俩转，有点怕。就出了候车室去外边等。外边黑极了，没有一点亮光，过了一会儿，看清楚外边站了一地的牛，差点撞在一头牛的屁股上。冷雨中的牛静静站着，更觉恐怖，就又返身回了候车室。大胡子再过来，告诉我们：“别买票，下趟车来了再混。”我们没听他的，买了张短途票，黎明时上了车。

    那车是到天津的，我们一路躲躲闪闪终于到了。用了一个小时也没有出车站，最后发现个厕所，我们从厕所窗户跳了出去。

    快到北京了，出来两天两夜的我们已很疲倦，很脏，也很兴奋。在天津悠闲地看了半天市容，再想进火车站已没那么容易，站台票不卖，想进进不去。

    我现在已想不起来，是他坚持不花钱回北京，还是我坚持的，总之我们没动牙膏皮里的钱。

    第二天一早，京津公路上就多了两个步行的“青少年”（别笑话这是个傻主意，那年月干的傻事多了）。我们边走边拦车，没有一辆车停下，没有一位司机愿意让我们搭乘。就那么一直走到当天深夜，天下着小雨，我傍晚就走过了杨村。又累又困，像两只影子在路上飘着。最后，他靠在一棵树上说要睡一会儿，我也就在他身边的泥地上半卧半躺地睡着了。

    不知多久，有人在摇晃我们。

    “嘿！醒醒，醒醒！你们去哪儿，怎么在雨里睡觉。”

    是个司机，路边停着辆卡车。

    “回北京，走不动了。没钱坐车。”

    “从哪儿来的？”

    “北大荒。”

    “几师的？六九届的吧？”

    “六九届，一师的。”

    “嘿哟！我那小子也在一师，你们怎么走着回家呀？上车！快上车，我拉你们回去。”

    我们湿漉漉地要爬进后边的车厢里去，他说进驾驶室吧，后边太冷。

    碰到好人了。他一路问着北大荒的情况，说一看见我们就想起他儿子来了，他真怕儿子也这么往家跑。

    汽车很快地过了通县，到了大北窑。他把车停下，说不能送我们回家了，掏出一块钱给我们，让我们坐车回家。我们不想接那钱，他说没钱就拿着吧。我们接了，装得像确实没钱的样子，用那钱坐汽车回了家。

    这事一直使我耿耿于怀，我们骗了一个好心人。骗好心人的滋味不好受，后来牙膏皮里的三十块钱，我们始终有一块钱没花，盼着能再碰见他，把钱还给他。

一 个 脸 盆

     不知从什么年代起，塑料开始包围我们了。塑料地板革、塑料墙纸、塑料脸盆、塑料菜板、塑料书包、塑料假牙……也许永远不会出现能吃的塑料饺子或塑料汉堡包。塑料那东西让人觉不出一点历史感。它像个暴发户，使人觉得厌倦而无奈。

    我的生活中已挤进了很多塑料，但脸盆我一直拒绝用塑料的。我用那种最普通的搪瓷盆，稍不留意，它会掉下点瓷来，也会掉下点旧事。

    刚去北大荒那年的初冬，三三班的男生从寒冷的舞台搬出来，挤进一些原本很挤的小宿舍里。说小也不算小，每屋有16人左右，上下铺，不过比起邻近连队80人一个大屋，还是小的。

    宿舍小，早晚洗脸成了问题，每次只能三四个人蹲下洗脸，常有屁股撞脑袋的事发生。宿舍小可有个不小的脸盆架，16只新盆，三三两两地叠放在上面。一次检查内务，当地老李说：“都是小子们，整那么多盆干啥？有一个就够了。”不想他这话以后倒应验了。

    我们连，井房挨着酒房，酒房有一座草舍，草舍是堆料的仓库。那天夜里就是这座草舍着了火。

    救火使我们这些半大小子们感到了责任和正气，大家一人抄个脸盆往外跑。水井的辘轳不停地摇着，一盆一盆地往房上传着水，水接不上了就去雪地里装雪。脸盆上下飞传着，扔上去又扔下来。房上的人勇敢地接近火，泼水、催促、叫喊。水泼湿了衣服，一会儿又结了冰，我们就穿着冰的铠甲来回奔跑传递。那种兴奋、忘我、团结的精神，使人感到了力量。亏了人多脸盆多，火就小了，要灭了。这当头，先上房的一个同学不小心从房顶漏了下去，被烧红的木头烫伤了手。

    火灭了，大家带着一身的烟灰回宿舍，依旧被救火的紧张兴奋着。想起洗脸时才发现脸盆全扔在火场忘了拿回来。盆架上只剩下一个盆，就是因救火被烫伤了手的那个同学的。他因最先跑出去，没想起拿脸盆。

    第二天一早，各宿舍的人都去火场找自己的盆。我平生再没有见那么多破脸盆，一夜的扔、摔、踩，脸盆全都没了模样，或瘪，或漏。据说有个别稍好的，早被女生们捡回去了。我们宿舍的人一个盆也没捡回来。

    在火场上，当地的老李说：“破草房，烧就烧了，烧光了也不值俩盆钱，看这一地的盆，还烫坏了个人。”

    这话听着挺扫兴，可我们都不这么认为。我总觉得昨夜显示了一种精神，脸盆事小，精神事大，没有一个人为失去个脸盆而沮丧。事后，老李因为说怪话而受了批判。

    再后来，那位烫伤的同学，在做讲用时，曾狠斗私字一闪念。说他也有私心，他没有拿自己的脸盆去救火，致使全宿舍只有他一人的脸盆完好无损。这曾使我很久疑惑不解，我不知道他真这么想过，还是为了生动、深刻，为了效果。我知道他的盆是偶然被留下的，因为那天大家拿盆是胡抄，并不是自己拿自己的。

    事后，我对很多事不再单纯地看了，我总觉得有出乎意料的言语来粉碎我的自信。我开始觉得老李的话也并不错，尤其邻近连队有位同学为救一个柴禾垛把脸烧伤之后。

    青春是个大词，不好把握，把握这个词不如把握住每一段时间、每一件事。我确实不能靠这两个字回忆起特殊的东西来，也许要到常说“过去”的年龄，我才能真正理解这段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