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的意义

梁晓声

人有一些能力是无法被禁止的，如思考、想象、回忆……

这些能力是人在智商方面高级于动物的前提；能够被限制，但确乎无法被禁止。

就说回忆吧，哪些人有办法禁止另一些人回忆呢？

假使一个人被关入牢房里，甚或正被押往刑场；开始回忆了，那么也就开始了，没谁禁止得了。别人只能看出某人似乎在回忆，但却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肯定这一点。至于某人究竟在回忆什么，更是别人难以证明的。人类已经发明了些破译脑波的仪器，然目前还没有一种仪器，足以科学地肯定某人是否在回忆和正在回忆什么。

禁止一个人的大脑正在进行着的回忆只有一种方法，便是终止其生命，或使其大脑噶然死亡。此种方法理论上成立，却没有过现实中的例子。

人为什么要回忆呢？

因为某些记忆在脑区留下深刻的烙印了。

这样的一个人；一些人，他或他们自己想不回忆都做不到。于是郁闷，苦闷。有时诉说能减轻；有时不能，只有靠写出来，白纸黑字印出来，引起别人们的关注；才能。

“上山下乡”运动渐成历史，距今40年了。几乎每一个当年的知青，头脑中都烙下了或这样或那样，深刻难忘的记忆。

知青大返城也是30年前的事了——为什么三四十年过去了，早已不年轻的知识青年，仍要不断地进行回忆呢？

我是在替不理解的人们发问。

我也曾是知青，我当然是理解的，正如我明白我自己何以写了不少与“知青”二字有关的小说和散文、杂感与断想。

所谓“上山下乡”运动，当年是一场以不可抗力抛掷了一千几百万青年命运的大事件，任何一个人都根本不可能替代一千几百万人说尽他们的感受。绝大多数人永远觉得自己是“沉默的大多数”；而事实其实正是如此。在以往的30年中，“知青”话题受限多多，“沉默的大多数”一直沉默，没有多少机会表达个体感受。某些自以为曾替别人道出了些知青感受的人，比如我吧，又其实只不过一厢情愿，有时还未免自以为是地反映出了点共性的表象而已。

30年来，“沉默的大多数”一直盼望有机会亲笔写出他们的感受给世人看——现在，时代的禁忌少了，他们可以如愿以偿了。

十几年前，曾有知青们策划出版了一本《北大荒知青回忆录》，我还是编委之一。很厚的一本书，也只不过能收入几十名北大荒知青的回忆而已。

“沉默的大多数”，仍是“沉默的大多数”。

而现在这一本书，以一个团的知青为范围。那么，只要愿意将自己的回忆“变为”一篇回忆录性质的文章的，也许夙愿都可实现了。

故我认为，倘言这一本书与别的关于知青的书有什么不同，便是——它是由以往30年中“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部分的回忆内容编辑而成的。

有什么意义？——这是普遍的人们如何看待一本书的一向态度。

叩问意义，当然也就是价值要求。

我觉得，这一本书的价值不在于文学性，而在于史料性。能令读者最大程度地相信的那种史料性。因为编辑在这一本书中的内容，都是真人真事，都是回忆者们头脑中最深刻的记忆。

也许由于我当年曾是他们中的一个吧，读其中的部分文稿时，心头每觉怆然。

朱继红笔下的大力；邹静之笔下的梁明和她的父亲；郑志宏老师笔下的路良才；郑俊富笔下的那些所谓“旧军人”；康勤笔下的妻子；党大建笔下的父亲……烙在回忆者们记忆之中那些以往年代的知青以及亲人的印象，一经呈现于文字，仿佛看老照片，每使我心砰动，眼眶顿湿……

鲁晓风回忆中的事令我掩卷沉思——那名当年为伙伴们盗书的知青，近乎是普罗米修斯了。晓风当年有幸得到了其中一本《辞海》，却至今不知那名知青的姓名。故我觉得，他这篇回忆文章，具有对不知名者的“感恩”色彩。正因为不知其名，“感恩”之心尤见其诚。

具有“感恩”色彩的回忆文章，不至鲁晓风那一篇。郝连娣回忆中的周排长；刘剑峰回忆中的指导员，也都确有值得知青们感激之处。

民间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有时那“滴水”并非滴入口中，而是滴入心间；我们虽然至今还做不到“涌泉相报”，但将我们的感激写出来给世人看，证明好人是有理由被别人记住的，便也是一种回忆的意义了。

……

一月对许多人都是忙忙碌碌、顾此失彼的月份，对我也不例外。

承蒙六团的知青战友们抬举我，命我写序，于是记下以上感想。不成文章，只能算是完成任务罢了。我为“沉默的大多数”夙愿成真而高兴……

2008年1月17日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