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的少年是在文革岁月中度过的。

        大哥从小身体健壮，体育成绩突出。缺点是脾气暴躁，喜怒不定。弟妹们都很怕他，不过在外面他是我们的保护神，让我们少受了不少欺负。至于他自己在外面吃过多少亏，受过多少苦，无从得知。反正他给我们讲的全都是他那些全胜而归的故事。

        有一年夏天，我那一年不到十岁，他持枪出去打猎，回来时脸色苍白，神色紧张，进门便倒头睡觉。裤腿上沾满了泥点子。等醒来后，他给我们讲了事情的经过：他正在射击一只湖面上的野鸭，忽然听到身后有异常动静，回头一看，见一只野狼正向他扑来。情急之下，他一闪身，一刺刀扎在狼的屁股上。狼一声嗥叫，落荒而逃。尽管他胆子大，仍吃惊不小。

        初中毕业后，他下乡插队，被分到了一个农业队，吃住条件都十分艰苦，一年到头也挣不到钱。

        七七年他参加高考，考的是体育专业，可能是认为文化课没希望，就放弃了专业考试，其实那时人们的文化水平都不高，努努力，多考几次是很有希望的。很可惜，他信心不足，没有再试。

        七九年，旗一中聘请他当体育教员。稍后开始落实政策，在文革中挨整的母亲费了不少力气得到一个工作指标，给了大哥。从此他的工作问题就解决了。之后是结婚。

        结婚后的几年可能是他最快乐的日子。他和大嫂到北京去了一趟，照了西服婚纱照，在当时很时髦。两人青春年少，年轻漂亮，充满朝气。

        大哥婚前不喝酒，这一点比我强得多。但自从他大女儿出生后有一年，他开始酒后折腾打闹。从此渐渐频繁，与大嫂的关系出现紧张。

        九四年，我结婚三年后回家，他们已经离婚了。家里人都劝他振作起来，坚持上班，再找一个对象成个家好好过日子。但他情绪很低沉，话也少，只是表示不愿再结婚。封闭自己和不愿与人交流是对精神有害的，但我们当时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实这时他就已经经常靠酒精来麻醉自己了。

        九七年春节回去时他脸庞浮肿，头发花白，精神恍惚。我们又急又气，只觉得束手无策。一天夜里他家不知怎么失了火，他从屋里爬了出来，被烟呛得差点窒息，爬出来后又几乎冻死。我把他背到医院，打针输液，折腾一夜，方才恢复。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此后我心里便隐隐产生不详的预感，总不踏实。

        九七年六月七号，我接到二哥的电话，得到了大哥的死讯。

        大哥走了。我们都忙乱于各自的工作生活，没能够及时挽回他。我们没有对他的心理疾患予以足够的重视。我知道，也许物质上的帮助可以延缓他的生命，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但就是物质上的关心我们也没有做好。我们每个人都对他的死负有一定的责任，没有尽力理解和开导他，在他最艰难的时候给予他足够的关爱。不管他在一生中是否对我们尽到了责任，但我们不能用等价交换的原则来对待他。

        九五年大哥来过我家，我正巧出差。妻子陪他聊到深夜。他一边喝着酒一边讲述自己的过去。最后还写下了“生不同时死同穴，发不同青心同热”的句子，以明心志，也作为对我们的希望。

        我们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失去了他，在孩子们都快长大成人，生活中升起新希望时失去了他。当他只能在我们的记忆里出现的时候，我们才发觉他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不管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对生活和生命的意义有过怎样的理解，不管他如何幼稚和偏执，他是一个人，一个曾经与我们一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活生生的生命。这个生命与我们血肉相连，他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我们把他安葬在城北的山坡上，这里一年四季都能被阳光照耀。在他的坟前，我们对他说了许多话，让他安睡在地下。

        山坡上有一群羊。一只羊不顾羊倌的喝拦，径直走向我们，直到几米远的地方才被赶了回去。

　　大哥属羊，一九五五年生，走时四十二岁。

        当我们正要下山时，一只金黄色的飞虫扑到大姐怀里，旋即向东飞去。我们认定那就是大哥，他盖着印有金色制钱图案的锦被。那飞虫是他的灵魂在飞翔，在温暖阳光下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他要去的地方－－那里是他儿时嬉戏的湖水，是他留下无数足迹的草原。他要回到那个充满喜悦和憧憬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