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一下背景，其实俺也是刚知道“谋乱”这个词没多久。它源自大坐家网友的一篇文。其中有这么一段：

【ZT】谋乱，在普通汉语中，作为动词使用，意思是“准备造反”“筹划造反”。过去是大逆死罪，不是大辟，就是凌迟，最仁慈的也是枪毙；现在它仍然绝对是个敏感词，头脑清醒的人轻易不敢说出口。但是在陕北方言中，“谋乱”是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与普通汉语不同，陕北人说出这两个字，没有准备造反的意思，而是用作一种心境的形容词，形容烦躁不安、焦虑着急、心慌意乱，和热锅上的蚂蚁同义。如：
婆姨娃娃都病了，没钱看，心里谋乱。【/ZT】

60年前的“谋乱”故事

60年前，我们那里土改已经搞好了，农民自己种自家的地。地主该杀的杀了，该打倒的打倒了。共产党政府倒也不怎么管底下的事情。只有有招兵的任务时，村长才到各家去劝年轻小伙子参军去，说到鸭绿江那里保家卫国很光荣。

这年，招兵任务又来了。村长又是各家去动员。不过动员归动员，比起国民党来，共产党有一点好，那就是不逼你去。参军必须自愿，这是上面的政策。

村长何本荣是个老实人，能当上村长纯属偶然。1947年，何本荣和几个小伙子到镇上去送官米，遇到在镇里小学教书的本族叔叔何立谋。何正谋将他们几个带到自己学校里。这几个人在那里就着学校的开水吃自己带的干粮。说话之中自然就说起刚刚送到镇公所那几担白花花的大米，所以心中就流露出“谋乱”来。谁知道何立谋正是当地的地下党支部书记，见了这几个好苗子哪里能放过，立刻想发展他们入党。那几个知道共产党搞不好是要杀头的，死命地推辞。只有何本荣因拨不开面子，答应让何立谋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没过几个月，教书先生何立谋就走了，何本荣也没把党不党的事情放在心上。

两年后，解放军打过来了。一天，镇里的一个干部带了一位解放军战士来到何本荣家，对何本荣的地下工作进行了表杨，并立刻任命他当了村长。由于何本荣人缘好，大家都支持他。所以工作做得不错。

可是，1952年的招兵搞得他很头疼。1951年好不容易把几个穷光棍送到了部队。今年哪里还能找到人？剩下的穷光棍赵光利和孙树江去年就劝过，两人的答复只有两个字：“不愿！”

何本荣想不出办法，心里很“谋乱”。一谋乱就想起了老相好黄寡妇来。当了村长后，慑于党的纪律，何本荣和黄寡妇就断了。断是断了，但何本荣并不是不想她，尤其是心里“谋乱”的时候。

这天天刚黑，何本荣就溜进了黄寡妇家。黄寡妇没好脸：“呦，何大村长呀，你这么大身份到我这里不憋屈你？”

何本荣心里也觉得对不住她，说了很多好话，道歉的话和甜蜜的话。直到黄寡妇念起了前情。两人长别胜新婚，立刻那啥烈火干柴了。

烈火把干柴烧完之后，两人就说些互相关心的话。自然，招兵招不到人的事情黄寡妇就知道了。她笑着对村长说：“看在你心里还有我的份上，我帮你一次吧。”

几天后，赵光利和孙树江两人都自愿到何本荣那里报了名，自然都穿上了军装。

几年后，赵光利和孙树江后来都转业在城里当了工人。孙树江还当了保卫科长。他们每次回乡都对村长很感激，对黄寡妇也不错，都记着带些东西给她。

十几年后，孙树江犯了作风错误，由工厂调回老家，在镇政府当了个办事员。文革时，造反派没放过他，这家伙没熬住，招了很多事情。其中就有当初参军时的事情。

他说，黄寡妇把赵光利和孙树江两人叫到家里喝酒，给他们说些男儿志在四方的话。并说：你们平时不是老盯着我打我主意吗，我为什么不答应你们，就是你们太没志气了。穷没事，要有志气。你们要是敢去参军，我什么都答应你们。

不过，当造反派去询问何本荣，黄寡妇和赵光利的时候，得到的都是否定的回答。赵光利还发火了：“他妈的，你们怎么能听信腐化堕落分子孙树江的胡言乱语呢？居然欺负到老子工人阶级头上了。”

后来此事就不了了之了。造反派都去考虑怎么夺权了，谁有时间管这个小事。

孙树江后来保持了公职。何本荣文革后也没当村长了。两人老年的时候都在镇上住，关系还不差。赵光利在城里也不错，但很少回来。有限的几次回乡，也不愿意和孙树江见面。黄寡妇80年代初离开了老家，到几十公里外的女儿家养老去了。据说在那里生活得很好。

50年前的“谋乱”故事

50多年前（也许多一两年），我们那里搞什么大食堂。反正每家锅都没了，都送给国家炼钢铁去了。大家都到生产队食堂里吃饭。

刚开始不错，后来粮食就不够了，每天分给大家的饭越来越不够吃。然后就有痛苦的事情出现。40多岁的老马本来是条硬汉子。有一次老马早上到食堂打稀粥，走在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结果碗碎了，稀粥也全撒了。望着地上的稀粥，老马居然老泪纵横，嚎啕大哭。多少年后，还有人拿这事笑话他。

一直靠打鱼为生的小毛爷爷当时也被告知不能打鱼了，因为共产主义干什么要组织来分配。让饥饿折腾的小毛爷爷晚上无法入眠，心里有了“谋乱”，自己偷偷出去在外面搞了好几斤黄鳝。没有锅，就用自家烧开水的陶质水壶来煮黄鳝。吃了几天就被人发现了。干部开会批判他，虽然最后没打成什么坏分子，但常常被队里叫去干义务工，比如大清早给食堂挑水什么的。

管理生产队食堂的是妇女队长黄香满。黄香满的丈夫原来是军人，退伍后转业到离家好几十公里的一个矿山工作。黄香满没有孩子，另外还有初小文化，认识几个字，在一帮文盲的女人中鹤立鸡群，自然上级干部就觉得她是个可培养的人才。当妇女队长本没什么权力，但等黄香满管起大食堂以后，权力就大了。至少可以决定给谁多给点饭，少给点菜。粮食越缺乏，大家就越巴结她。

人就是这样，等权力的光环套在你身上以后，你就开始膨胀了。据说，后来黄香满跟老人说话都把他们当小孩子一样训。只有当上级领导来的时候，黄香满才能恢复到正常。

有个上面派下来干部，叫张召发。此人已经娶妻生子，但还是喜欢对别的女人感兴趣。按照平常的逻辑，即使张召发会甜言蜜语，黄香满也不会看上他，因为她自己的丈夫很不错。但让权力架起来的她有些逻辑模糊了。估计她想，我一个妇女小队长就这么厉害，这个乡里派来的脱产干部应该更厉害，自己应该像一般村民对自己一样尊敬他。结果，没一段时间，张召发就和黄香满勾搭上了。

勾搭是勾搭，但不能在黄香满家里办事，因为她公公婆婆小叔子在我们那里都很厉害。张召发临时住在一个老百姓家里（那时还没有什么大队部什么的），也不是办事的好地方。当时搞大跃进，时常把大家很早就叫起来干活，而干部只是去看一眼就回去了。这样黎明这段时间就是这对露水夫妻亲热的好时光。地点一般就是大食堂，因为黄香满负责早上煮稀粥。

有一天，小毛爷爷起得太早，将食堂的水缸挑满水后，天还没亮透。本来想回家的，后来一想算了吧，就在食堂大灶的柴禾里睡一会吧，这里靠着大灶，还挺暖和的。刚睡没多久，队长就喊出工了。可这天小毛爷爷实在太累了，不想去，暖暖的柴火堆睡的也很安逸，舍不得走。他将食堂大门（对开的门）从里面用锁反锁上，然后钻进大灶柴禾的最里面继续睡回头觉。

听到有人开门，小毛爷爷没理。听见有人说话，小毛爷爷还没理。但慢慢发现自己身上的柴禾重量越来越重，上面还有人呼哧呼哧地喘气。这时，小毛爷爷明白上面人在干什么了。等到他明白上面那两人是张召发和黄香满的时候，他更不敢出声了。

忽然，柴禾堆里有个很硬的树枝戳到了小毛爷爷的小腿。小毛爷爷再熬疼，这时也受不了了。他叫了一声：“别压了，我腿都快断了。”

。。。。。

听说后来张召发想了办法让小毛爷爷没把事情说出去。从那以后，每次吃饭，小毛爷爷的碗里总比别人多。

本来这事没人发觉，可黄香满的肚子不争气了。那段时间丈夫没回来，肚子如何大起来怎么也解释不了。后来，她有点承受不了了，要张召发想办法。

那时候医院里似乎还没有什么计划生育的服务项目。张召发也没办法。这家伙经不住黄香满的纠缠，想打报告让上面将他调走。等黄香满知道这个消息后，她不干了，直接找到大队长把事情说了。

张召发自然不承认。然后黄香满就想到了小毛爷爷。在一次大会上，小毛爷爷勇敢地上了台，将柴火堆的事情对大伙说了。

张召发被开除了公职，回老家当农民了。黄香满的丈夫和她离了婚，黄香满离开了我们那里回自己娘家生下了那个孩子。后来，黄香满又嫁了人，那个孩子没跟她去，由姥爷姥姥养着。

黄香满的前夫后来又结了婚，但好几年也没生下孩子。虽然离了婚，但黄香满的前夫对黄香满的父母亲（也就是前丈人丈母娘）不错，常用有限的工资接济他们。后来，矿山有政策，可以把妻子孩子带到矿山去。他除了将自己妻子接过去外，还将那个孩子报成自己的孩子接过去了。

那个孩子后来高中毕业后留在矿山当了工人。

40年前的“谋乱”故事

说到谋乱，再讲一个故事，这个是40年前的事情了。

本家有个叔叔，65年参军，70年转业，被分在离老家不远的一个国有农场。大家知道，农场干活也就是种田，只不过拿的是工资。那个农场以前是个沼泽洼地。后来，将周围用围堤圈起来，中间就变成良田了。由于刚开始的时候地基很软，拖拉机一上去就陷下去，这样一来，农场虽然有很多机械，都用不上。

叔叔在部队是开车的，到农场开的是拖拉机。但是一到农忙时候，也必须和一般员工下田耕作。不过他还是有几次将拖拉机开回老家来，周围的人都很羡慕他。

还是在部队的时候，家里就给叔叔定了亲，是邻近村的姑娘，叫孙桃红，很漂亮，也很能干。当时每年村里在春节或农闲的时候，都要排练一些黄梅戏，孙桃红都是主角，李铁梅呀，阿庆嫂呀都是她演。

叔叔开拖拉机的飒爽英姿被另一位姑娘注意上了。那姑娘叫夏云霞,家也在附近，哥哥是他们村（当时叫大队）的大队长。一次偶然的机会，叔叔和夏云霞的哥哥在酒桌上碰见了。两人酒量都不错，喝到最后，两人居然醉醺醺地成了朋友。，并约定过几天到大队长家吃饭。

喝酒的时候，夏云霞清雅的气质让叔叔“谋乱”了。对象孙桃红去过农场，回来后常当着叔叔面说那里其实也就是种田，和农民一样，这让叔叔觉得很不给面子。另外，孙桃红平时大大咧咧，叔叔心里有些烦。这次见到夏云霞，性格的反差让叔叔对她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

夏云霞初中毕业，由于她哥哥的原因，在大队当广播员。平日不下地干活，养的白白净净的。叔叔当时小伙子长得很不错，高大健壮。所以大队长当时虽然觉得他们俩眉来眼去的有些离谱，但心里也觉得挺配的。喝酒喝到最后的时候，大队长说：“我们大队也准备买拖拉机了，到时候你来帮忙培训一个驾驶员。”

没有不透封的墙。有人将叔叔的事情告诉了孙桃红。孙桃红的哥哥弟弟当时很生气，要找叔叔算账。但孙桃红很冷静，说：“他要是这样的男人，我还不愿意嫁呢。”

于是，这门亲事就断了。叔叔和夏云霞又办了订婚酒。过了不久，叔叔离开了农场，到夏云霞的大队里开拖拉机了。

孙桃红也很快找到了对象，还是个军人。那人在空军后勤部队搞机修，混了6年也没混个干部，但技术很好，所以每年复原部队都舍不得他走。这个是个老实人，但性格很倔，自己要是有了什么主意，谁也说不动他。

。。。。。。。

几年以后，这两对都结婚了。孙桃红的丈夫最后还是复原回家乡了。通过某种关系，在县拖拉机大修厂里当了个合同工。虽然工资有限，比一般农民强。我叔叔呢，开个拖拉机也很清闲，只不过夏云霞家务活干得不利索，除了洗衣做饭外，其它都是我叔叔的事情。

到了80年代初，改革开放了。大队解除了，拖拉机卖给私人了。叔叔彻底成一般农民了。孙桃红的老公瞄准了机会，在马路边开了个汽车拖拉机大修厂，由于他技术好，开张没多久就发达了。孙桃红田也不种了，在大修厂里帮丈夫。由于她能说会道，生意越搞越大，最后居然在大修厂边上盖上楼房，办起了饭店和旅馆。

叔叔在家里窝了一段时间，心里就开始“谋乱”了。尤其是有人明里暗里拿孙桃红的事情挤兑他，更让他难受了。可是，除了开车，他有没什么技能。想来想去，觉得要出去闯闯。

有人在外面卖袜子赚了钱，叔叔将家里的钱都拿去做本钱，到袜厂批了一包袜子就跟人上路了。几次以后，虽然没赚大钱，但家里经济还是活起来了。

夏云霞的哥哥后来当不上村长了，但他的老关系还在。一个县园艺场的朋友和他联合，将园艺场的果酒业务承包了。其实这种果酒制作很简单，也就是在果汁里加部分白酒就成果酒了。由于价格便宜，这种酒在外地销售得不错，夏云霞的哥哥也赚了一笔。夏云霞也不愿在老家住了，直接跟着哥哥住到酒厂附近的宿舍里。后来，酒厂也搞了个招待所，她哥哥就让他在那里干。

奇怪的是，孙桃红那么老实的老公居然也开始“谋乱”了。开始的时候是和自己旅馆的某个服务员有些纠葛，后来发展到别的地方。最后，居然和夏云霞勾搭上了。

孙桃红二话没说，就和老公离了婚。带着孩子和一笔钱到城里租了个摊铺，搞起了服装生意。我叔叔的离婚过程慢了些，拖了好几年，最后还是离了。夏云霞的哥哥还是有办法，最后让孙桃红的前夫娶了夏云霞。

叔叔有些惨，在人面前觉得没面子。后来他基本不回家了，一年到头就在外面做买卖。当然这种买卖就是小打小敲，糊口还行，大钱是赚不了的。

一次，孙桃红到广州进服装。在武昌火车站等车的时候，正好遇到兜售贺年片的我叔叔。据后来孙桃红说，当时我叔叔像小偷见了警察一样撒腿就跑，贺年片撒了一地。

不到一年，我叔叔就给孙桃红打工了，专门负责从广州进货。后来也是据孙桃红说，我叔叔的眼光非常时髦，他进的服装年轻人忒喜欢，所以孙桃红的生意慢慢厉害了。我这次回去，知道她已经将我们那里一个超市的第二层都租下了。

孙桃红和我叔叔没有办结婚手续，虽然他们已经生活在一起。孙桃红开玩笑地对我说：“我和你叔没有夫妻的缘分。”

我叔叔压低声音：“嗯，我也就是个打工的命。”

孙桃红不干了，大声说：“我们有协议的，赢利和风险我们对半承担，你签过字！”

我笑了：“你们呀，真和那个什么电影的故事一样。。。”

唉，都是“谋乱”闹出来的事。

30年前的故事（和谋乱关系不大了）

30年前（左右），野狼在大学里。那时候除了肚子老饿以外，其它都不错。野狼饭量大，在大学时期似乎就没一餐吃饱过。一个月几十斤粮票更不不够。每次回家，家里贴补点粮票。由于换全国粮票很麻烦，因此我也不想给父母太多的麻烦。好在每年有寒暑假，可以省点粮票下来。这么说吧，我每月有50斤到60斤粮票，但还是要计划着用。

到了三年级，专业课开了，然后有实习。有两种实习，一种实习是学校配个炊事员，跟着我们到外面做饭。菜自然比学校食堂好，但饭还是要自己用粮票的。吃不饱，你得先给炊事员说好，然后他多做点，多收你一点粮票。比如，我们的测量课实习就在学校不远的一个荒山上，住在一个地质部门的烂尾楼（结构造好了，但没有装修）。门和窗子就是个洞洞，和睡在野外没多大区别。好在那是夏天，我们在里面支起行军床，挂上蚊帐，点上煤油灯，挺有一番味道。

还有一种实习就是参观，到一个工地呆上几天，然后又转到其它工地。由于那里负责的工程师都是我们的校友，我们去了，自然跟着带队的老师被招待了。饭菜比过年还丰盛。当然我们需要象征性地交些粮票和钱，但和吃的东西比起来，明显占了大便宜了。那几个星期我甩开腮帮子猛吃，很是过瘾。

最后一站是到苏北的盐城。参观那里的预应力构件厂。那个厂当时效益很好，厂长招待我们也非常大方。大家知道，苏北是产螃蟹的地方。厂长为了招待带队的老师（也是厂长以前的老师），特地给他们每人准备了一筐子螃蟹（筐子不大，但至少有10斤以上）。原先我们计划是从盐城直接回南京的，可不知什么原因车子安排出了点差错。老师临时决定中间到扬州去参观几个桥梁。由于是个星期天，就没有和当地的校友联系了。

我们住在一个招待所里。参观花了半天时间，下午我们就在招待所里打牌。一些喜欢玩的同学就出去逛扬州城了。

那时没有冰箱，老师们的螃蟹有些保鲜之忧了。有几个已经死了。老师们一琢磨，螃蟹带回家估计也是死螃蟹了，干脆晚上就蒸给学生们吃了。和招待所食堂里人商量，他们同意我们用他们的大锅蒸螃蟹。

螃蟹很多，加上还有几个同学不吃的，所以大家可以敞开肚子吃。看见老师们如此大方（其实也是被大方），学生们自然不好意思了。大家凑钱买了几瓶洋河大曲。也有不喝酒的，他们吃了螃蟹后就走了。剩下几个能喝的，就和两个老师一起开怀畅饮了。剩下来的螃蟹堆在桌子上，我们用带的瓷杯喝酒，全然一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场面。

两位老师喝得有些高了，同学中也有喝得够呛的。最后剩下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将剩下的螃蟹和酒全干下去完事。

当天晚上就有人闹肚子了。从半夜到凌晨，招待所的厕所就没断过人。谢天谢地，老师们都无大碍（估计那肚子比较皮实）。可是带队的老师紧张了，一直考虑着是不是到医院。后来观察，大家除了闹肚子拉稀外，并无别的症状。大家都知道，这一定是那螃蟹闹的。

奇怪的是，喝了酒的人，尤其是喝了很多酒的人肚子一点事都没有。一位带队的老师笑了：“酒是解毒的，你们注意了，以后毕业了到工地，一定的学会喝酒。”

第二天我们分两辆车到南京。老师将我们几个喝过酒没闹肚子的同学分摊到不同车里照顾那些闹肚子的同学。老师早上到一个卫生所买了一些药，另外还买了几个暖壶，装满开水，然后告诉我们给闹肚子的同学吃药喝水。

这都不是大问题，大问题，也就是最让人谋乱的问题就是路上停车上厕所。那时没有高速公路，车速很慢，从扬州到南京需要开5个小时。这一路可就热闹了，没走多远，就有人要司机停车上厕所的。后来司机也知道了，凡到路边有厕所的地方就主动停下来，估计他也怕有人直接拉车里。

记得中间有段路开了很远都没厕所。我看不少同学脸上憋得够呛。然后我就问司机，还有多远才能有厕所，实在不行，能不能找个附近村子把问题解决了。司机很聪明，想起了望梅止渴的方法来，对大家说： 看见没有，前面不远有小山的地方就是一个镇子，那里汽车站有厕所。我们马上就到。

大家松了口气，然后就盯着那山。奇怪的是，那山看着很近，但路却是弯弯曲曲的，老也走不到。有人问司机多久到，司机说，快了快了。

后来开了半小时才到。那个汽车站非常小，一个厕所也就几个蹲坑。然后谋乱开始了。在车上等还好点，现在看见厕所就在面前还要等就要命了。有几个同学在厕所外痛苦得受不了。我一看不行，立马走进去，对已经在蹲坑上的同学说：“大家配合一下，每人上去20秒，然后下来等第二轮。要不后面的人就要拉裤子里了。”

大家没意见，可是新问题又来了。当时我们擦屁股都不用转筒手纸，而是用什么报纸呀什么的。这样高效率20秒轮番上阵，手纸立刻就完了。没办法我只好回车里给他们找纸张。最后还是老师有办法，到附近人家里买了几张破旧的年画过来才解决了问题。